故乡，已是渐行渐远，离别二十年了。可故乡的那些人那些事，总在我的心田萦绕，总是叫我不能忘怀。特别是我家老屋院子里的那棵白杨树，每当我回乡探亲、祭祖时，远在十几里路的地方就能看到，它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巍然挺拔在广袤的赛外荒原，招示着我，指给我回乡的路。

记得那是一九六二年，父亲为我们盖起了新房。一排三间的大正房，和东邻赵二仁、赵保儿、王七十六，四家人家墙屋相连，形成了很长的一排，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显得气派。我们几家也是村子里最重要的户子，一色的贫农人家，父亲是多年的生产队长，赵二仁是多年的大队书记，赵保儿是二仁的哥哥，是村子里最富有的，王七十六是我本家的一位长辈，又是贫协主任。大家相处的和睦亲切，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也没有过矛盾。

一九六三年，父母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棵杨树。那时，村子里一棵树也没有，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差，不仅风沙大，而且干旱无雨，更没有地下水，人们吃水都困难，要专人赶着畜力车到十几里远的地方去拉，树木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父亲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这棵树苗，种下了也就不管了，是母亲看着心急，便把洗脸水、洗碗水积攒起来浇到树坑里，有时也把水瓮底积垢了的水从瓮底淘洗出来浇灌，因为当时要是浪费了人畜还能饮用的水是会受人们批评的。可就这样，那棵树在母亲的照料下，竟存活下来，长成了后来的参天大树，那粗壮的树杆现在已是俩个人合起来才能围回来。看到母亲种活了树，相邻的几家也在院子里各种了一棵，村子里也有人种了些，可成活的很少，有些成活了也都没有赶上这棵树高。

那时的我年龄还很小，我们国家又实行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有的土地、耕畜、农具，都收归集体所有，大家都集中在一起生产劳动。秋天下来，农作物都拉到队里的场面里，打下粮食来，要先保证送交一部分公粮，然后留足了饲料、籽种，剩下的才能分给社员口粮。最好的年头每人也只能分三百六十斤粗粮，节余还是要上交。可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分过那么多，而且是山药、菜类都折算在了口粮里边。要是遭遇灾荒，就全靠国家给拨供应粮来维持。

父母生了我们六个孩子，其中只有我一个是儿子，排行老四，其她都是女儿。那时大姐年龄最大，多年前已聘给了离家很远的杭锦旗一家贫苦人家，日子过得也很苦。我和二姐、三姐、四妹、五妹和父母一起过日子。那时父亲在农民中还是算最有见识的农民，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家有黄金用斗量，不如送子上学堂。就是在那最为困难的时期，还是送我和俩个姐姐去上学。那时的上学条件也很差，最近的大队学校离我们也有六七里地。给我们教书的老师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文化水平。就这样的学校也没有条件能立得住，还是被撤点并校，二姐、三姐因家庭困难最后还是失学了，我转移了三个学校才读完小学。以后五妹到了上学年龄，家里生活条件也稍好了点，父母让她也上了学，只苦了四妹，一天学校也没进。

那时家里很穷，很少能吃到肉。记得有一次，父亲拿回了一条羊腿，放在盆子里，这可是全家最高兴的事了。大人们去劳动了，我们姐妹几个坐在一起，大家都想吃。那时只有三姐最聪明，她不知从哪里取来一个刀，在羊腿上割了几块肉，又不知在哪儿找来一点荞面和起来，把肉包在面里，每人一块，放在柴火炉灰里为我们烧着吃。当时给我的一块是最大的，不过也没有一个饺子那么大。吃完了也没吃出个味道来，还想吃。可二姐早就把肉藏起来了，说没了，不能吃了，再吃就吃完了，还有爸妈一口也没吃呢。我们都提着一颗心，不知父母回来会怎样说，大家都觉得我们犯了错误。中午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回来了，因为她要提前做饭。一进门大家都没有一个敢作声。母亲还没进门就在院子里抱上了柴，回来首先生上火，口里对我们说，我走了你们几个没害人吧，怎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又看到盆子里的肉不见了，问放到哪儿了，中午要给大伙儿炖着吃。二姐大些，一边叫三姐去取肉，一边对妈妈说，弟妹们都爱得不行，烧得吃了点。其实这肉二姐是一点也没吃的，当时她说自己不想吃。这时三姐取回了肉，她把割过的地方迎下，没割过的地方迎上让母亲看，母亲笑道，怎不见有割过的痕迹？翻过来看，才看到并没割了许多，笑道，“这一定是你出的鬼点子。”说着还在三姐的头上轻轻地拍了拍。三姐便指着我，“是他要吃的，这不怨我。”大家都知道，做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母亲是不会怨我的。其实那肉根本不是我提议吃的，我也不推托不揭穿，只是默默地看着母亲。母亲没有骂我们，只摸着我的头对大家说，等咱过上了好日子，妈天天给你们弄着吃。就这样，我们的童年在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童年给人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幸福的。

后来，我真的参加了工作，成了国家的人，当上了人民教师，成为村里最受羡幕的人。那时，全大队只有我和五妹是国家人员，父母也常把我们当成了一种骄傲，逢人都在夸我们。我和妹妹也不负众望，严于律已，努力工作，总是学校里的先进教师。

随着时间的流淌，院子里的那棵白杨树也长高了。由于当时种下树苗时，树苗是一个多枝的，当时又没舍得砍去些枝杈，因此那树到长大的时候，树头变成了一个圆形的类似于雨伞的形状，远远望去，是一棵既雄伟又漂亮的参天大树。可随着时光的流逝，父母的年龄也越来越大，父母的脸上皱纹越来越深，手上的老茧也越来越厚了。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可就那样，父亲还是坚持在地里劳动，春种夏锄秋收冬储，一年之内也没个闲的时候。在父亲的努力下，家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我在工作之余也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假期回家帮父亲干活儿，因此也成了农业上的好手，耕种锄搂割样样都会。

一九八七年，我和五妹回家和父母过年。那时父亲都已七十多岁，在大家的劝说下，父母终于同意搬到我工作的地方居住。我决心让父母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过两天轻闲舒服的日子。父母不忍心丢下那居住多年的老屋不管，更不想让自己的那份承包地荒废，母亲心里也放不下院子里的那棵白杨树。为了让父母安心，更是生活的需要，我又承担起了家庭农业地上的全部劳动，星期天便成了我最忙最累的劳动日。为了不让老屋荒废，我便让同村的二姐家搬过来居住，她们家的房子没有我们家的大些，这样既解决了她们的住房需要，又解决了照看我家房子的事情。那时二姐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由于操劳过度，身上染上了重病，就在那一年含泪而去了。二姐去的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人成家，其他兄弟三人还都未成年，最小的只有几岁，她给孩子和我们所有亲人留下的是深深的痛。

父母到了学校所在地和我一起住了，我们一家七口拥挤在一个只有四十多平米的小屋二百多平米的院子里，可我们都感到幸福。我和妻子每天忙于学校里的工作，孩子们都去上学，家里只留下了父母。父亲很快适应了当时的环境，和附近年龄相当的人们聊得很好。可母亲却没有多少认识的人，总感到孤独，后来变得精神压抑，说话不多。就是在这里，父母度过了他们幸福的晚年。

一九九三年，父母都去世了。我因工作上的调动，全家搬到了镇里去住。走时，我把全部的房产都给了外甥，就是二姐的大儿子。可院子里的那棵白杨树没给，我对外甥说，你要好好地为我照看好这棵树。我觉得那棵树有我童年的记忆，有家庭和社会变迁的痕迹，更有父母留给我的思念。每年清明我都要回去上坟，顺便看看老屋，看看那棵白杨树。老屋几经沧桑已是破旧不堪，院子里也积满了沙土。院邻们和父母年龄仿佛的人，大部分去世了，他们的后代有的搬走了，有的盖起了新房，他们的孙子辈见了都不认识了，村子里已是面目全非了。只有那棵白杨树却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可还是那样的英姿挺拔，枝繁叶茂，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