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东山上，有一个叫做杏树仡佬的地方。杏树仡佬有一个四合院，是党家人的老宅子，大家称之为党家大院。党家大院由一条走廊相连，分为东西两个小院。东院一进大门，有一眼厢窑，很小，主人在门前盖了一个简易房子，遮住了窑洞的大半个窗户，大白天窑里黑黢黢的，得开灯。这眼厢窑是我在城里赁的第一眼窑，也是我在城里最初的居所。1995年冬天，我把两床铺盖、一些坛坛罐罐和锅碗瓢盆从乡下拉到这眼窑里，就算在城里有了一个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电视机，那是岳父给妻子的嫁妆。我从电视箱子里取出泡沫垫子往炕角一摆，把电视机往泡沫垫子上一搁，就妥了。那个空纸箱子也就有了新的功能，成了我的临时衣柜。那个时候，妻子在离城30公里的镇政府上班，我得自己做饭。做好饭，就独自坐在门前的石床上一边吃饭，一边听院子里的俏婆姨俊女子嘻嘻哈哈、叽叽呱呱拉家常，说笑话，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我和她们不熟悉，插不上话，但总觉得这群女人活得很自在，很幸福。一天中午下班，急急忙忙切菜，走了神，把指头切了，削了半片指甲。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早上上班前切好菜、和好面，中午做饭就可以少花点时间。下午上班走时，再把桶担捎上，下了班顺便到井滩的辘轳井上担一担水。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农家子弟，吃了公饭，有幸从乡下调到城里，有幸到一座机关大楼里面工作，觉得生活无限美好。但是当时工资很低，又没有其他来项，手头非常紧张。一百块钱揣在兜里好长时间舍不得化开，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忍一忍，推一推，磨磨蹭蹭就过去了。礼拜天，妻子经常坐班车回城。她一回城，就能发现邻居吃好的。妻子不止一次对我说，人家隔壁邻居哪来那么多钱，每星期都买的吃羊下水。我每次都说咱好好攒钱买窑，像是安慰妻子，又像是自欺欺人。妻子怀孕那阵，走到街上的水果摊前，说想吃橘子，我居然说老家拿上来那么多苹果，你不吃，偏要吃橘子。妻就不说话了，悄悄回家吃苹果。水果摊上的橘子，妻子眼中的橘子，我记忆深处的橘子，艰苦岁月里的橘子，成了我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房东的一个农村亲戚要在我赁的窑里坐月子，我得搬家。我在心里骂了一句狗日的超生游击队，接着在党家西院又赁了一眼窑。这眼窑又宽又深，又亮堂，但我住得并不舒心。在这个院子里，有三件事情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新来的，是从农村来的，是寄人篱下的，是卑微的，是需要隐忍的。这个院子里的五六个住户跟院外的一些住户共用一块电表，月底大家轮流到各家各户去抄表、收电费。轮到我时，院外一个老住户皮笑肉不笑地教导我，要勤快点，抄表仔细点，操心有人偷电，损耗摊不均了你自己多出点。听着老住户的教诲，我诚惶诚恐，不知道他是关心我，还是怀疑我，但我知道他的神态是倚老卖老的，他的口气是居高临下的。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是城里人，老住户，她跟邻居拉话，说我妻子在大街上借了她十块钱，好几天了还不还，肯定是不想还了，不相信年轻人记性就这么差。妻子无意间听见了，忽然记起借钱的事，赶快还了钱，并不好意思地作了解释。事后，妻子嘟囔着说，老太太怎么会这么想呢，咱再穷也不至于赖十块钱的债啊。我安慰妻子说，老太太看着很和善，也许就这么一说，并无恶意，况且的确是咱自己忘记这事了。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我心里也多少感到有些憋屈。作为老大，我把小弟拉扯到城里来念书。小弟是个淘气鬼，不知怎么惹了一个老酒鬼，那酒鬼还是一个瘾君子，跟我住在一个硷上。他醉熏熏地撵到我家门前，骂骂咧咧，又是要抽筋，又是要扒皮。那时候，妻还在月子里，从老家上来守月子的母亲赶快给人家赔不是。酒鬼骂够了，晃晃悠悠走了，母亲就开始数落弟弟，城里不比农村，叫你狗的再惹事。我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和妻子受了委屈，我又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但是多年以后，和家人聊起此事，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憋屈，反倒觉得好笑，一个小淘气鬼惹恼了一个老酒鬼，不演一出好戏才怪呢。这么说来，是我的心当时太过脆弱，太过敏感了。

    党家西院这眼窑被主人卖了。我又就近在一个叫做白家大院的大杂院里赁了一眼窑。这眼窑西晒坐向，窑很小很小，堪称袖珍窑洞。我搬过去的时候正值夏天，火辣辣的太阳从早上照到傍晚，阳光从窗格上直射到窑掌，加之要动火做饭，那眼窑就成了一个大蒸笼。女儿刚学会爬行，热得满头大汗。我就把洗衣盆搁在院里的凉荫下，再把女儿放到洗衣盆里让她享受一丝凉风。大杂院里的婆姨女子们、碎脑娃娃们没事了就端着饭碗过来逗女儿玩。我也会端着饭碗到邻居家去串门，星期天还偶尔伸长脖子看看人家打麻将。我在这个大杂院里住了不到一年时间，除了一个40来岁的爱洒香水的女人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一眼，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外，其他的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房东夫妇很随和，很朴实，很善良，记得我给他们送过两碗小米，他们很是感动，推托了很久才接收下了。邻居们也没架子，没有拿城里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多年以后，老邻居在我上班途中偶然碰见我，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大杂院里回访了一回，感觉十分亲切。

    妻子是学医的，不知哪根神经一灵醒，就想着把家搬到偏远的葡萄梁去，一边请假照顾孩子，一边偷偷地卖点药，给周围的群众打针输液挣点钱。葡萄梁住户多，妻子手艺不错，人也勤快、随和，穿一件白大褂风风火火在居民区里到处跑。钱是挣了一点，但她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外地一个诊所出事了，就不敢干了。妻说，没手续，出了事就麻烦大了，赶快收摊，说收就收了。记得当时我买了一块又厚又大的花塑料布，在院子一角搭了一个摩托车棚。半夜下雨，塑料布上积了一洼水，最后车棚终于承受不住了，轰隆一声倒塌了。第二天早上，夫妻两地分居的女房东跟妻子开玩笑说，再也不敢搭车棚子了，她胆小，再压塌一次，就叫我晚上给她照怕去。话音未落，两个年龄相仿的婆姨哈哈大笑。女房东性格爽朗，大大咧咧，对我们非常友好，那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最后赁的是县委后院的一眼破窑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借住，因为没有出赁钱。妻收摊后，我本想在县委周围赁一眼窑，但没找到合适的。有一眼窑倒是不错，那天下午我打问情况时，趾高气扬的女主人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涮羊肉，一边像领导讲话一样宣布纪律，又是晚上几点以前要回来，又是早上起来要早早把院子扫干净，又是不准大声说话，又是不准拖欠房租，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女人的做派，就是个金銮宝殿我也不住了！我发现县委后院有一眼窑好像空着，一打听，是单位清洁工的办公室，但她基本不用。可我与人家不熟，不好意思开口。司机张师知道我的心思后，主动帮我借到了窑洞，我心里当然十分高兴。在工作中，我认识了县环卫所的一名司机，常对我说有事了说一声，这下还真派上了用场。我也没想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事情，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叫他用清运垃圾的农用车把我的家当从葡萄梁拉了过来。县委有规定，不准干部在院里居住，可实际上一直有人厚着脸皮居住着。我成了其中的一个新成员。那眼窑特别小，特别潮湿，是下湿，冬天把炉火烧得再旺也无济于事。在市里读中专的一个学生来家里看我时，用非常惊讶的语气问我，李老师，你在城里就这么一个住处，再没别的地方了？把我问得窘迫极了。那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午休，一条草绿色的长蛇不声不响地从破壁柜里爬出来，光顾了我的家。妻子眼尖，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吓得大惊失色，抱起女儿，撒腿就跑。窑洞隔壁是两间破车库，那条蛇大概就是从车库里爬过来的吧。我和蛇斗智斗勇，我用一把长钳活捉了那条长蛇。心想，你也来嘲笑我，戏谑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整死你！转念一想，这条蛇也居无定所，也许它的心里也有苦，还是放生了吧。最叫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县委书记在我对面的小院里住着，需要安静，可我女儿才三四岁，正是闹腾的时候。最怕女儿半夜哭闹，她一哭闹，我就赶紧拿被子蒙住她的头，再用手捂住她的嘴，生怕影响书记休息，更怕单位领导因此把我赶出那眼破窑。可女儿总有出其不意亮一嗓子的时候，我就想着不知书记听见没有，心里就会有一丝不安。一次陪书记下乡，我试探着跟书记说起此事，书记说，那么点小孩，哭就哭嘛，你捂小孩嘴干什么。尽管当时是冬天，但我却感到格外温暖。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心里装着一份温情，即便遭遇冬天，也会是一个暖冬。

    2000年冬天，我迎着一场瑞雪，把家搬到了自己省吃俭用购买的窑洞里，结束了在城里赁窑的日子。1995年进城以来，我六年时间搬了六次家，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城里赁窑的那些日子，反倒成了我生命中抹不掉的温情记忆，其中的那些酸楚、那些苦涩反倒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滋味。

——选自2016年10月15日《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