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张掖，正是八月，烈日如火，当天上午，我就去了位于市中心的大佛寺（公元1098年，西夏建，原名迦叶如来寺），站在门口，对着那副著名的对联发呆：“睡者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不明”。抬脚入寺，蓦然觉得身心清凉，睡着的佛，也是清醒的，周边的市声在抬脚进门的那一刻，就像往事一般鸦雀无声了，寺内是静，博大、沉肃的静，让我在嘈杂之中获得了一种只有在偏远野地才可能的身心放松。当晚，睡在不远处的金城宾馆，凌晨，似睡非睡之间，似乎听到了来自大佛寺的钟声，若即若离的那种，张耳细听，似乎有，又似乎没有，想到那尊身形卧倒，但始终通彻天地，神统万物的佛像，内心当中，仍旧漾着一汪暗夜莲花的宁静。

　　还有一次，在距离大佛寺较远的金粮宾馆水面，午夜，我要醒来，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似乎被重压，被窒息。我挣扎，感觉像是溺水者。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某种可怕的结局，是无端的死亡抑或某种的生命掠夺。后来，是楼下剧烈的扭打与嘶喊声，把我从无助的境界解救出来。我一身冷汗，开窗，看到五楼之下的巷道里，的确有人在打架，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似乎都喝醉了酒。我想喊一声，向他们表示谢意，但又觉得不合适，就把脑袋探出窗外，让已经发凉的河西走廊夜风把脑袋吹清醒。

　　打架的人走了，我把脑袋拿回房间，仔细打量，却发现，那房间是椭圆形的，西边环形窗台上，放着两只泥陶，暗红色。我走过去，拿起一只，看到一个丰腴的赤身女子，曲线雍容，双臂从背后绕起，托着一只葡萄果盘。另一只泥陶上，凸显的是三个同样赤身的女子，围在葡萄架下嬉笑着舞蹈。她们的舞蹈好像是传说中的胡旋舞或叫胡腾舞，据说是隋唐时期从波斯或阿富汗地区传来的，在唐代，许多那里的歌伎在河西走廊乃至长安，为寻常百姓、官要、商贾及皇帝表演这种舞蹈，李白、岑参、高适等诗人诗歌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描述。

　　还有一个夜晚，和兰州和张掖的朋友在街道一边吃烤羊肉，有人卖唱，唱的是张掖小曲或者河西三弦。我努力听，可就是听不懂他们到底唱的什么，但曲调是美的，是那种粘带了土腥味的民间谣唱，听的人心里悲苦，也还有一种洞彻世事人情的豁然之感。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搜求张掖的这种民歌，几年后，有朋友寄来一册当地文化单位编篡的民歌集，翻看多次，也没找到那一晚听到的那首。

　　多年以来，每次到张掖或者路过，要是能听到，有一个当地人给我讲明歌词，我一定会认真听，听一夜，或者两夜，更多，我都愿意。再没有什么比民歌的力量更能深入内心了。从那儿以后，我就觉得，民歌是灵魂的调剂师，也是最朴素和锋利的刀子。可惜，很多的民歌都被改编了甚至阉割了，现在唱出来的，上架销售的，都不是我最想听的。还有几次，在张掖的夜晚，和当地的朋友在木塔寺下喝酒，傍晚的燕子成群飞进飞走，广场上的人和远处的灯火，处身在那样一种境界，我觉得是一种自在的美，是一个人和一群人将自己放在喧闹中的泰然自若，还有独坐亭台，消磨黑夜的悠游自在。

　　我似乎还记得，在张掖，我多次喝醉，呕吐，在某些房间说话，或者沉沉睡眠，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时候连自己都不记得，或许是美，或许是癫狂的。都在我的内心留下痕迹。最近的一次，我从武威到张掖，日暮时分，在鼓楼周围转了一圈儿，然后在旁边的宾馆住下，一夜之后，又去了木塔寺（建于北周初年。《重修万寿寺碑记》载：“释迦牟尼涅槃时，火化三昧，得舍利子八万四千粒。阿育王造塔置瓶每粒各建一塔，甘州木塔其一也”）和大佛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沿着浓绿的柳荫，行一步一回首。看着多次去过，但丝毫不厌的大佛寺。不知怎么了，忍不住流下眼泪。想起第一次在张掖凌晨听到的大佛寺的钟声，以及多次在张掖的种种际遇，从内心觉得，这座城市与我这个过客，已经有了某种割舍不得的联系或情愫。

　　几乎每去一次，我都以张掖或者甘州为题写一首或者两首诗歌，写给自己，也写给这里的朋友和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张掖的刘虎和柯英带我去过张掖城西大约20里的黑水国遗址。是夏天，上午的阳光热烈异常，周边的民居沉浸在白杨树下，大片的玉米地郁郁苍苍，不多的农人在田里采摘。

　　爬上一道高高的黄土墙壁，看到一个深陷的土坑，里面落满了碎了的砖块和瓷片。柯英说，这里是张掖第一个郡府所在地，具体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21年左右，霍去病奇袭焉支山（接应匈奴浑邪王降汉），将匈奴彻底逐出河西走廊之后修建的。至于何时废弃，谁也说不清楚。单从建筑风格及周围发现的墓葬看，以两汉及北魏居多。

　　站在依旧坚固的城垛上，看着对面的祁连山，我想到，在西汉之前，张掖是匈奴的驻牧地之一。而在匈奴之前，这里也是大月氏民族汗国庭帐所在地。在大月氏之前，这里是乌孙人和羌人的草场和领地。在纪元前，张掖及其四周的大片区域是混血的，不断的民族迁徙，暂居，战争，战败，被逐离，这似乎是游牧部落的生活常态。从有限的资料看，大月氏和匈奴在这里盘踞时间可能最久，其中，公元前250年到174年这段时间，张掖是属于大月氏人的。他们驱逐了先前的乌孙，并迫使他们向西迁徙到伊犁河流域之后，就把他们的汗国王者庭帐建在了今张掖市某处。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黑水国遗址所在地。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他们的首脑部位不会设置在前后无挡的开阔之地，必定要依山而建，前敞后靠，左右有山，以便于进退和防守。我想，当年的大月氏汗王庭帐，一定就建在对面的祁连山下某处。而且还觉得，彼时的张掖，不见城廓，高山之间，雪水如练，夹在流沙与大山之间的张掖，东西平阔，湿地连绵。当时，月氏王者的庭帐一定是这一带最显眼的人类建筑，也是整个河西走廊最繁忙和最热闹的地方。阔大庭帐四周，肯定茂盛着无数的松树和白桦树，还有沙枣树和红柳灌木。无遮无拦的马莲和芨芨草接天连地，分片生长的芦苇丛郁郁苍苍，其中不断飞出野鸭甚至天鹅。

　　山坡上，金露梅和银露梅寂寞盛开，还有山丹丹花，以及至今密密艾艾的狗尾巴和羽毛草。成群的鹰隼占领高空，做闪电般的飞翔或俯冲，在大月氏及匈奴民族的头顶，是最自由的精灵。此外，旱獭、棕熊、苍狼、雪豹、九色鹿、猛虎甚至麒麟和猛貅等兽类寻常可见。

　　那是一种蒙昧的境界，是历史黎明时期最生动的游牧生活景象。而现在，祁连山仍旧巍峨，发源自青海的黑河照样哗哗流淌，而大月氏民族和他们当年的庭帐，还有遍野的牛羊和战马，蓝眼珠黄头发的民众，都在张掖无迹可寻。朋友还说，近年来，在黑水国一带，发现了很多西汉及北魏时期的墓葬，但没听说有月氏或者匈奴人的。我想，一个人在某地生存多年，不留存一点痕迹是司空见惯的；但一个庞大剽悍的民族在生活多年的地方，不给后来者保留一点蛛丝马迹，这可能是最悲哀的。

　　傍晚，在一家小旅游点吃饭，喝酒，有点醉的时候，乘车返回张掖市区，借着辉煌夕阳，我看到的黑水国遗址似一座敞开的神秘古堡。所有人似乎都重新出现，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骑马或者步行，握刀或徒手，在灿烂的光芒下，大声喧哗，且还有着生动的面部表情。我惊呼一声，叫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看。他们努力张开眼睛，顺着我的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叹息一声，说我喝多了，复又靠在车座上。

　　第二天，和朋友乘车到民乐，沿途村庄古朴宁静，临街的地方挂着各种招牌，给人一种宁静的繁乱之感。越是向上，心和身体越来越轻。到民乐县城，看着背后的山坡，以及两边的沟壑及村庄，也蓦然觉得，这里也是游牧汗国庭帐最好的选建点，高寒险峻的祁连山是天然军事屏障，向北，则像是一面斜坡，对冷兵器年代的马队和骑士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加速度和杀伤力。尤其是长着各种树木及花草的民乐公园里，我更加觉得，自己的猜想有几分正确。在纪元前或者人类蒙昧时期，民乐和张掖一定是游牧民族所喜欢并倚重的驻牧地甚至王侯庭帐的营建之地。

　　那次曾去扁都口，在炒面庄外，看到满山遍野开放的油菜花，金黄、无际，似乎匈奴的黄金庭帐，还有某些宗教及诗歌当中宏阔景象。扁都口内，风声如雷，如吼如喊；河水哗哗，直入青海。站在任何位置，都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吹动，一种向上的轻盈感。山坡上的牛羊如同块状的岩石，好看的小牦牛让我有一种亲切感。遇到一位骑马的藏民，高大的马，蹄声踩着卵石，踏踏而行。诗人王登学对我说，当年，匈奴从这道峡谷穿过，隋炀帝（公元609年）也从这里穿过，还有西路军将士，以及马步芳的部队，当然，还有很多的民众、僧侣以及戍边军人。扁都口以下，是隶属于青海的祁连县，有规模颇为宏大的怀柔大寺，鄂博镇外，废弃军营里长满荒草。

　　而从民乐返回张掖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降落，在民乐的那种漂浮感和轻盈感丧失殆尽，不由得心生留恋，忍不住朝民乐又看了一眼。一直觉得，在河西走廊，民乐绝对可以称得上膏腴之地，处在焉支山与肃南草原之间，雪山似乎挂在眉毛上，植被比牲畜和人丰茂。

　　再一年后，是五月，我又去到张掖，第一次去到了黑河（在张掖及高台境内）——弱水河（高台及金塔境内）——额济纳河（内蒙额济纳境内）发源地——八宝河。

　　我在车上，在鄂博镇的小饭馆里写诗，那诗歌是沉静的，是高处的看和想，是纯净时候的爱与灵魂。返回民乐的时候，再次停留，我觉得，这个小城或者地域依旧是美的，它安静的只有湿润的风，不怎么喧哗的人群与伸手可摘的星星。下午，和孟澄海等朋友一起喝酒，我沉沉醉倒，醒来，却发现自己睡在了张掖市内的某个房间，旁边是同来的酒泉诗人倪长录及我的山东兄弟丁位华。我叹息了一声，心里不仅遗憾：要我清醒，就一定会在民乐再住一个晚上。我喜欢那里的夜晚，有积雪的气息，还有清凉的睡眠。

　　每次到张掖，鼓楼一带是我常去的，还有木塔寺和大佛寺。鼓楼是明代的，虽然在四周的楼宇环衬下不再显赫，但古风犹存，气势尚在。我觉得，这种古典和现代融合，给人一种温和的扩张感。或许，这一形式与张掖自古以来的混血品性，以及丝绸之路的间隔性的繁华有着直接关联。古丝绸之路，应当不仅仅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业通道，且是一根悬挂马蹄、宗教、文化及政治的强劲弓弦。

　　在张骞未踏上“凿空西域”险途之前，匈奴也达到了其东方历史上最强盛时期，冒顿马踏东胡，围困刘邦三十万大军于白登山之后，匈奴帝国版图节节扩大，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草原上第一个大部落联盟，构成了历史黎明时期蒙古高原最灿烂的游牧景观。公元前176年，遣派其子稽粥出击大月氏，稽粥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在张掖驻牧半个多世纪的大月氏汗国逐到了今敦煌一带，其中一部分，被分割并驱赶进入祁连山内；第二次，是冒顿的继承者老上单于稽粥独立实施的，他不仅将大月氏彻底逐出了甘肃境内，并割下大月氏汗王头颅，做成了精致的镶金酒具。

　　与此同时，匈奴的势力范围也空前性地拓展到了西域“城廓诸国”。大月氏在天山南麓稍作停留后，在匈奴与乌孙的联合打击下，只能唱着哀歌，翻越葱岭，彻底离开了东方版图。此后，大月氏向西迁徙的历程，便在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一书当中有了确切的说法：“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感觉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波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方的每个角度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74年开始，匈奴地成为了甘肃大部地区的统治者，张掖及其周边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在河西走廊，借助祁连山及其余脉焉支山的肥沃草场，作为堪与西汉“冠带之室”相提并论的“引弓之国”匈奴实力大增，尤其是冒顿晚年及其子稽粥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不仅显示了匈奴两代单于的战略胸襟，更重要的是，对河西走廊及西域的掌控，对后世匈奴生存发展而言，有着战略缓冲甚至起死回生的作用。

　　“以战止战”“以战养生”是游牧民族的共性。我想，夺取了大月氏驻牧地之后，驻守张掖及掌控整个河西走廊的匈奴王者应当是浑邪王。他的王侯庭帐似乎也应当在今天张掖市某处，或许直接因袭了大月氏汗王庭帐。

　　有一年夏天，我和朋友驱车去肃南的皇城草原，到倪家营子向内，却发现，这里的山谷是开阔的，青山与荒山两两相对，山峰迭起，壁立千仞，几乎每一道山谷，都无比的曲折幽深。尤其是皇城草原，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牧场，大片的松林是原始的，青草匍匐无际，旱獭随意翻滚，至今还有狼群、棕熊和野猪。

　　站在如毯的青草山岭上，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绿色，看不到一面石崖。羊群如云，驴子和骏马，在草尖上甩着尾巴。天空蓝得压在鼻梁，清风湿爽，草腥如蜜。难怪裕固族作家和学者铁穆尔不止一次在其文章中自称为匈奴后人。铁穆尔唱歌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腾格尔，长发，黑脸庞的铁穆尔，我想他对匈奴的民族认同，是有原因的，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山地草原，是匈奴在公元前174年到121年之间最重要的驻牧地之一。关于这一点，从至今流传的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得到充分验证。

　　肃南、民乐及山丹的焉支山，应当是张掖最好的地方，或者说，这些都是河西走廊当中既有历史意蕴，又保持了大自然原始调节能力的“灵魂之地”。而张掖市，似乎也在某种不得不为的历史进程中悄然转变。从历史黎明时期开始，这里经历的变换，大都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乌孙、大月氏、匈奴、鲜卑、柔然、党项、蒙古、羌人，他们当中的天骄或者汗王，留下的似乎只是发黄典籍中的断续传说。其中，北魏在河西走廊的痕迹是显赫的佛教建筑，还有散落在张掖的墓葬，最持久和辉煌的似乎是敦煌莫高窟，还有肃南临松山上的马蹄寺，还有那位在张掖主持举办“万国博览会”的隋炀帝杨广（由青海至，在扁都口，突遇暴风雪，他的美丽妃子冻死，坟茔至今在民乐留存）。后来的匈奴后裔或旁支刘元海、石勒、段业、沮渠蒙逊等人，也似乎都与张掖有着某种不可割舍的渊源。

　　最近一次到肃南，从张掖，乘车走过险峻的山路，涉过一道大水的河谷，下午在肃南县城见到铁穆尔，还有当地众多的朋友，在肃南县城另一个地方喝酒，我醉了，可能还和一位朋友发生了点不愉快。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肃南的某一个饭店里。心里觉得了惭愧，还有对不起。到现在，我已经有两年没去张掖了，倒是在很多时候，时常想起张掖的许多朋友。我总是想，真好的朋友要定期会晤，每隔一段时间，选择一座像张掖的城市，大家聚聚，在夜晚和白昼四处走走，在酒水、歌声、无忌和自由中，体味一种狂狷而又美好的地域及人间气息。

　　　　　　　　　　　　　　　　　　　　　　　　　　　　　　　　　　选自《朔方》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