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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抑或乌托邦(杨仕芳)

点击率:1542
发布时间:2018.10.08

渡口,抑或乌托邦

 

/杨仕芳

 

 

 

这篇稿子,编辑老师催了两回。在写作这些年里,被编辑催稿的事绝少发生,而这回迟迟没把稿子寄出去,是因为内心的惶惑和胆怯。这与一位老人有关。那位老人在不久前离世了。我是在朋友圈里得知他故去的,那时我盯着那条消息半天没回过神来。

是的,他是吴浩吴老先生。

我是听着吴老先生的故事长大的。他写过一篇小说叫《青石碑》。小说讲一对侗家年轻恋人跟生产队的人去修建水库。他们和这个世间的所有恋人一样,每寸光阴都充满着热情和幸福,尽管劳作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的幸福在下雨天里结束了。那天因下着雨,人们正准备歇息,却有块石头从坡上滚落,直冲着站在坡底的后生砸下来。姑娘看到了,叫喊已经来不及,冲过去把后生推开。石块生生地砸中姑娘,她昏厥在地,再也救不过来。而后生竟然毫发无损。活下来的后生想把姑娘葬进祖坟地,遭到整个家族的坚决反对。后生是知晓其中缘由的,在整个侗族地区,凡是夭折、病故、客死他乡非寿终正寝之人,是不能葬进祖坟地的,据说会败坏祖坟地的风水,会给子孙后代带来灾祸,更何况后生和姑娘还没嫁娶,还算不上是后生家的人,更难以葬入祖坟地。最后,后生把姑娘葬在乱坟岗上,那是葬着孤魂野鬼的地方,是最为侗族人嫌弃之地。

关于这个故事,我最先听到的是由这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琵琶曲,曲名叫《水库歌》。那时我不知道琵琶曲的由来,也不知道创作者为何许人,是压根儿就没想过还有那么回事,以为那些流传甚广的故事和琵琶曲,生下来就存在那里,如同扎在山间的古树和石头,后来人只需用心听就是了。我的族人们无不沉浸在那个忧伤的故事里,感慨着姑娘和后生的爱情,悲叹着他们的命运,伤心不已,叹息落泪。

我在一个叫作高秀的小村庄出生成长。那时村里还没有电,也没有通往山外的公路,生活的半径被连绵山脉紧紧包围,目之所及全是漫山遍野的山林树木,郁郁葱葱。小时候我没出过远门,最远不过到十余里外的小镇上赶圩,发现小镇上和村里人说着一样的方言,使我产生了整个世界无外乎不是村庄就是小镇的错觉。

所以,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事,是在夜间挤到鼓楼里听老人们讲故事,后生和姑娘的故事就是在鼓楼里听到的。应该说,那是我对人生和山外世界的最初想象,即是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从悲伤开始。我和族人们对故事里的后生感同身受,知晓把姑娘葬在乱坟岗令他灵魂难安,即便如此,族人们也不会改变拒绝把夭折、病故之人葬进祖坟地,从来都只是潦潦草草埋在乱坟岗上。我感受到某种固若磐石的东西存在着,飘荡在族人们的神经之上,压迫着族人们的想象与意志,没人愿意怀疑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

在侗族地区,每个村寨都有乱坟岗。我们村庄的乱坟岗是村头对面的山坡,常年摇曳着翠绿的竹林,人迹罕至,阴风习习,即便烈日当头,仍然让人毛骨悚然。我和村庄里的小伙伴们时常遥望着那片竹林,想象着那些孤魂野鬼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竹林里爬下来敲开谁家的门窗,露出一张毫无血色的惨白的脸。夜幕降临,要是没有人陪伴,我们是不敢出门的。

这种如影随形的恐惧,直到多年后,我到山外求学和生活才慢慢消失。更确切点说,是在社会上遇着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被人伤害也伤害着别人,倒觉得存在于想象中的鬼魂并不可怕,甚至觉得有些许亲切和可爱,让人惶恐和提防的是隐藏在人心里的恶念和欲望。每每在他乡陷入孤独的夜晚,望见满地铺洒着故乡般的淡淡月色,总会油然想起《水库歌》这首琵琶曲,越来越被故事里的姑娘所感动。不得不承认,我渐渐地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人,变得油滑、世故和冷漠,对尘世有着某种固执的傲慢和偏见,认同灾难是最能考验人性的说法,也愿意理解夫妻在灾难面前选择各自离去。因此,故事里的姑娘在死亡面前,毫不犹豫地把生留给后生,成就了一段在故乡流传甚广的美丽童话。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童话,只发生在虚构的小说故事里。没曾想,吴老先生就是小说里那个活下来的后生。故事里的姑娘以另一种生命方式,附在他的躯体上活了下来。他们的爱情在故事里相融,永不分离,在并不起眼的山坡上长成参天大树,庇护着子孙万代柔软的心灵。我是在写作之后才知道这些的。我是在吴老先生退休在家才见到他几回,尊称他为吴老师,他话不多,是个十分谦逊的人。吴老先生多半和我谈起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事,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一种为文的执着和霸气。这让我觉得他和故事里的后生形象有些出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生活和想象总是存在距离的。

后来,因某种缘由,我打算调到别处生活。吴老先生知晓后,在一次饭局上跟我说,别走了,那地方不合适。他的语调依旧如故,不紧不慢,透着一股隐隐的迫切。那时我向他点点头说嗯我会好好考虑的,事实上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更没往深处去想。或许那时他对许多事都力不从心,需要一个年轻人去继续和完成。回想和吴老先生的谈话,我渐渐地明白他还有心愿未了,只是他的性情让他不愿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即使说了也未必能实现,比如视创作如生命的我,在生活面前一样瞻前顾后。诚然,这是谁都无权责备的选择。

然而,在创作上,在对于族人历史记忆的追溯上,我身上淌着和吴老先生一样的不羁灵魂。在吴老先生的著作中,我看到他在数十年里,把目光投到山野间,寻找祖辈们留下的痕迹,辨识祖辈们被岁月覆盖的脚印,以及祖辈们飘散在旷野里的呼喊……在吴老先生著作的招引下,我想知道得更多,我的族人最初是从哪方而来,为什么选择在河畔聚居,是谁最先唱起无须伴奏的侗族大歌,又为什么能够搭建起耸立百年的鼓楼,却没有留下属于自己族人的文字……

我的族人间还存在着太多需要解开的秘密,比如巫术,比如生死轮回,比如出现在传说里的山兄弟,等等。吴老先生一生在寻找那把解密的钥匙,现在吴老先生故去了,不知那把钥匙谁能找到。在送吴老先生上山时,我心里没有悲伤,只有愧疚。我曾答应吴老先生把他身上隐藏的故事和归属灵魂的东西写出来,然而我却因这样那样的缘由没有动笔,直到今日吴老先生离我而去。这种愧疚,无疑是一个儿子亏欠父亲的那种愧疚。在年少听到他的故事时,吴老先生已然成了我文学上的父亲。

送葬回来后,我看到心底现出一个漏洞,怎么也无法弥补。想了想,就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自己写的书,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河岸边,观望四周无人影才匆忙烧掉,用脚把灰烬踢到流水里。我说不清自己是在纪念,还是在忏悔,居然担心被人撞见。或许,这些年来自己的鲁莽和无知,伤害着帮助和渴望我成长的父亲们。

我无须思索,站在三省坡上,面向阳光独自前往。

  

 

  

影响我对整个族群的情感归属,还得归益于另一个故事。那是珠郎和娘美的故事,在族群里广泛流传,据说故事中的主人公确有其人。我在好几篇小说里写到这个凄婉、幽怨和痛彻心扉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数百年前的贵州腹地,有对青年男女,后生叫珠郎,俊朗,姑娘叫娘美,漂亮,他们相互爱恋,于月明星稀之夜交换情物,私订终身。娘美的母亲不同意她嫁给后生珠郎,而把她许配给她表哥,并收取了表哥送来的彩礼。表哥比珠郎家富有,是娘美母亲如此选择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族群存在着嫁回舅家的说法,即亲上加亲。娘美不愿接受这桩无爱的婚姻,家人劝阻不了她,就把她关在房间里哪也不给去,自然就断绝了她与心上人见面。即便如此,娘美仍然没有答应嫁给表哥。而表哥也不愿收回彩礼,一是面子过不去,二是娘美实在漂亮惹人,他放话说此生非她不娶。娘美托人传信与珠郎,他们在一个夜晚双双私奔。他们翻山越岭,疲惫不堪,来到叫惯洞的村庄,被一个地主家收留。地主贪恋娘美姿色,数次引诱不成,便设计陷害珠郎,把珠郎引到荒山野岭,制造一起意外导致珠郎死亡。娘美怀疑珠郎被地主陷害,却苦于没有证据,也无力反抗,后来她将计就计,对村里人说,谁帮忙到荒山里埋葬她丈夫就改嫁给谁。村里人都知道地主心里想什么,始终没人敢站出来答应,最后是地主跟着娘美走向深山。他们在山谷里找到珠郎的尸骨,背着尸骨来到半山坡上。地主给尸骨挖坟坑,挖到半身腰时,被站在背后的娘美举起锄头砸死在坑里。最后娘美在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下,背着丈夫的尸骨逃离而去。

我的族人没人不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先后被改编成琵琶曲、侗戏和电影,始终深受族人们的喜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妇人们,每每听到这个故事,总会陷入长久的沉默,甚至会暗自落泪。小时候,我难以理解她们的眼泪,为一个虚无的故事而痛失亲人般的悲伤。当为生活遍体鳞伤时,我终于体味到其中甘苦,懂得了每个妇人心间都活着一个娘美。她们渴望拥有美好的灵魂,然而在现实面前,却不敢像娘美那般直面惨淡的命运。她们大多没念过什么书,也没跟外界有什么交往,连绵的环山筑成密不透风的壁垒,早就层层叠叠地包裹着她们,以至于她们连自己的内心都看不到,甚至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我想妇人们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她们就是故事里的母亲,又是故事里的女儿,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她们似乎都明白这些,却从没有人说透,在生活面前唯有默默承受。

诚然,这只是我面对电脑时所想的。

我好几回来到这个故事的发源地,贵州腹地榕江,在三宝侗寨旁的古榕树下,找到族人们给珠郎和娘美立的塑像。数十根古榕沿着河岸生长,皆积有百年岁月,连成一片,郁郁葱葱,树上栖居着许多鸟兽,却不因行人经过而惊扰。树荫下淌着一条清流,几只鸭子在戏水,游渡的小舟停泊石阶脚,没有多少人去拨弄,多数时候静默着。然,在百余年前,这里船只来往繁忙,生意兴隆,是另一番景象。古时称为古州。此时立于古榕树下,望着变得孤寡的河水,依然可见百年前的斑斑印记。

我每每立在珠郎和娘美的面前,瞻仰着他们,顺着他们的目光凝视,看到远处成排的房屋、高耸的鼓楼,以及行走在日常里的路人,在默默思索和述说着什么。我抚摸着见证过历史的古榕,反问自己,珠郎和娘美在想什么,又会做什么。我不知道这种追忆是不是一种乡愁。倘若是的话,那么我远道而来站在他们面前,就不是一个过路人。我走向他们,走进故事,是一种久别的回归,祭宗祀祖,相信这是寻找内心故土的最后方式。我想起在乡间活着和死去的族人,那么渺小,那么真实,形象模糊,又伸手可及。我在他们眼里看到无数个自己。我和他们不曾谋面,而我发现,他们是我存在和消失的理由。我的所有书写都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前两年冬日,我写完一部涉及珠郎和娘美的小说后,感到心里不踏实,似乎还有许多话来不及说,甚至怀疑在小说里无法遇见自己。虚妄之余,便再次来到珠郎和娘美的故事发源地,约上几位友人去探寻他们的故居和坟冢。

那日,天飘着阴雨,路面湿漉漉的,心里也湿漉漉的。我们来到叫王岭的村庄,珠郎曾在那生活,拜访村里长寿的老人,应该对珠郎生前的故事了如指掌,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摇着头,说并不知道珠郎的房居所在,也找不到他的后人。最后在一个老人的指引下,我们在村庄背后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珠郎的坟冢。坟冢低矮、落寞,没有特别之处,还是后人捐资修建。山坡上爬满枫树和松树,许是心绪使然,那些树木被冬雨淋得噤若寒蝉,并弥漫着一股阴郁和肃杀之气。立于坟冢前,我忽然冒出奇怪的想法,珠郎的尸骨并非埋葬于此,而在密林深处,抑或葬在山顶之上。他的灵魂应该倚在高处,日夜望着飞禽走兽、流云落雨,以及活着的族人们。然而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族人们筑起他的坟冢,牵引着更多追忆的脚步,抵达另一个充满忧伤和柔情的归处,已然与坟冢里是否埋葬着尸骨无关。

在乡间,至今流传着关于珠郎和娘美的许多续编故事,有板有眼,多数续编故事讲到逃离后的娘美最终过上安稳的生活。固然,这是族人们的理想和愿望,然而却没能说服我、打动我。有时,我怀疑着这些续编故事,甚至会怀疑起自己内心的阴暗,不希望看到娘美这样的人最后走上安稳幸福。或许,是我混淆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真实。我想珠郎和娘美存在故事里的意义,远大于他们现实里的生活。他们存在于这段故事里,也只是这段故事。这种想法很残酷,却没有理由不这么想,当族人们好心地让他们走出故事之外,事实上已经表达了族人们另一种抵达内心的期许。族人们往他们身上寄存着太多泛着理想光泽的东西,使他们的命运早已别于生死,或说超越生死。

出乎意料的是,娘美的旧居至今仍在,两小间木楼,人去楼空,存于世上两百余年。经后人几番修缮,仍然抵挡不住风雨浸渍,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乍一看,几阵风雨便可摧残倒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遭的民房和公路,民房由钢筋水泥砌成,窗明几净,不远处的公路笔直平坦,连路旁都修得敞明,是休闲的好去处。不禁在心里感叹,要是把这房子修一修该多好。我想也许这是活着和死去的最大区别吧。离娘美旧居六七米远,是一条悠悠的小溪流,回头逆溪望去,视线尽头便是珠郎生活过的村庄和埋葬他的山坡。恍惚间,望见多年之前,珠郎从上游划着竹排顺江而下,把立在岸边等待的娘美接到竹排上漂流而去,河风吹拂他们的衣襟和头发。他们不说话,只是相对笑着。我凝视着溪流,似乎仍然听到他们轻轻的笑声,而在河面上印下他们的倒影。我想即便旧居倒塌了,消失了,关于他们的传说也不会隐遁,如同眼前流淌的溪水,永不枯竭。我暗暗地放心了,无论如何这里都是故事的承载地,隐藏着整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最后乡愁。

在回县城的路上,我问,政府为什么就不能修缮一番呢?这可是族人们的情感归属地。友人淡淡地回了我一句说,那只是你这样的人的想法罢了。我怔住了,像被人掐住脖子说不出话来。或许友人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仍然愿意珠郎和娘美在心间活着。

  

 

应该说,这两个故事影响着我的整个童年,以至影响着我后来的所有创作。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伏案书写,那股浸在骨髓里的忧伤,便会从笔端缓缓淌出。年少时,我怎么也想不透这两个故事:族人们为什么就不让舍生而死的姑娘葬进祖坟地?她的灵魂才最有资格葬在那里。而背着丈夫尸骨的娘美最终会走到哪里去?举目茫茫尘世何处能够收留她那孤傲的灵魂?族里没人能给予我答案,连我父亲都不能,尽管我父亲是小学教员,在族人眼里是有文化的人。

我们村庄有些怪异,处于湘、桂交界地带,三百来户人家。两条瘦小的溪水沿着村庄流淌,在村头汇聚一处淌下湖南地界;村庄两旁的田野向山脚铺展而去,山坡上爬满杉树和松树;菜地里到处是韭菜和红薯,味道甘甜鲜美,曾有深圳人跑来,号召全村人种植,村里人拒绝了这个提议,说种不出深圳人所要的分量。在这个伪劣泛滥成灾的时代,村里人宁愿固穷,也不愿在产品里掺假。或许,不难理解这个村庄为何数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文人官宦,同样也没有出过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连关于村庄的种种往事都随风消散,压根儿没留下什么痕迹,宁静得叫人心疼。

这种过于安宁的山村,日复一日的平淡,教会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渴望只能在假想中实现。每当遇到落雨的暗夜,我便独自一人躲藏在阁楼上,聆听着雨水滴打着屋外的树叶的声响,想象着自己就是故事里的后生,就是故事里的娘美,孤独地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我在假想中忍受着被抛弃和遗忘的疼痛,由这种疼痛引发而来的是家人的惶恐,最终使我感受到某种被割裂的快感。我在假想中与村庄割裂,在心里默默地反抗着,而最直接的反抗便是针对我父亲。

我父亲没念过什么书,当过代课老师,多年后才得以转正。我父亲时常在课堂上告诫我们,说山外的世界大得超出想象。年少时,我的所有想象只在山野里展开,没有什么地方比山野还要宽广。然而族人们却相信我父亲的话,尤其是村里的孩子更是拿他的话当宝,每每争论不休就把我父亲搬出来,说杨老师就是这么说的。这是孩子们的最高判决,争论便会立即停止,从没人深究我父亲到底有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然而,我却不愿意相信我父亲的话。我父亲问我为什么不相信他。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因为你是我父亲。我父亲被呛住了,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似乎不认识我一样,终究没说出让我信服的话。我父亲被那种毫无逻辑的思维所挫败。我在这种挫败父亲的过程中感受着久违的快感。我把这事跟小伙伴们谈起时,想拉拢他们跟我一起反抗。他们非但没跟我站到一起,还时常为我父亲抱不平,骂我是逆子,不配当老师的儿子。我不服气就和他们争辩,说那是我父亲,我爱信不信。他们也不甘示弱,说那是我们的老师,老师总比父亲大吧?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就相互推搡,接着上升到我被他们围殴,满脸是血地回到家,生生地把我父母吓一跳。母亲从头到脚把我捏一遍,检查我到底有没有缺条腿或断胳膊。我原本满心委屈,见到父母那般着急,不由感到乐了,竟咯咯地笑出声来。我父亲蹲着给我擦伤口,问,谁把你打成这样?我要去找找他们父母,太过分了。

父亲从来是个安静的人,即使吃亏也不愿跟人吵架。我记得父亲吵过一次架,那都是和母亲吵的,记不清为什么吵了。父亲抓起一张小板凳摔到地上,小板凳往前滚了好几滚没有烂掉,他脸上露出一片难堪之色。小木凳是大伯用杉木做成的,大伯是个小有名气的木匠,板凳做得精致而结实,自然摔不烂了。我就提醒说,板凳是大伯做的。父亲脸色更难看了,甩手到学校去了,天黑了也没回来。后来母亲就让我去叫父亲,她躲在路旁边的阴暗里。父亲从学校宿舍里走出来后,经过母亲躲藏的地方,我叫喊着,妈,回去了。母亲只好从阴暗里现出身来,像只冰冻的虾游到父亲身旁。父亲装作没看见却忍不住笑了。从此之后,父母亲再也没吵过架。

但是,这回父亲满脸严肃,不管是谁他都会找上其家门。我忍不住就大声地说,村里的孩子相信你的话,只有我不相信,就这样打起来了,我一个打八个。父亲为我擦伤的手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如同死水。我为此感到很满意。我以身体上的创伤来刺痛父母,内心泛起某种莫名的满足和冲动。那天我被揍得满脸是血,却始终没有落泪,只是至今在眉眼上留下一块疤。

我相信山外的世界超出想象这样的说法,和从县城里来的女老师有关。她叫张芳林,记不清她长什么样了,然而她手指能往手背上翘,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课堂上学着她的样子怎么也学不来。她发现我们在开小差,翘着手指往我们课桌旁走来。我和同桌连忙翻开身上的棉袄,抓下几只虱子往她身上丢,弄得她惊叫着连连后退,引起哄堂大笑。放学后,我父亲就会惩罚我。父亲什么都好说,唯独不可容忍对师长不敬。父亲不打不骂,只叫我搬张板凳到家门前抄写作业。那时小伙伴们从门前经过,望了望我,又望了望我父亲,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三五成群地往田野里跑。我心里被猫抓似的,就想搬到屋里去抄,眼不见为净。父亲却不同意。我才明白父亲是故意的,只好咬着牙埋头抄写。抄完后交给父亲,父亲看都不看,说再抄写一遍。父亲声调不高,但我却觉得头顶压着整座山。

那之后,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开小差,继而发现张芳林老师上课比我父亲好,可惜她只在我们村教一年就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调走后,我心里不好受,在思念她时开始愿意相信她说的话,尽管她和父亲说一样的话:山外的世界是超乎想象的。我的思维跟着她飘到遥远的山外:那里有着数不过来的楼房,有着看不完的电影,有着吃不尽的糖果……那是和村庄完全不同的世界。

因此,我渐渐地厌恶着贫苦的村庄,无法拥有城里人一样的乐趣:电影、书籍、游戏,似乎都不存在。我时常爬到村庄里最高的山梁上远眺,看到的只是沉寂的大山和漫山遍野的杂草,连鸟啼的声音都显得异常刺耳。看不见的城市成了我寄存梦想的人生沃土。是天堂。那时我时常把目光附在苍鹰翅膀上,飞往日落充满着诱惑的远方。

父亲说只要认真读书、写作业、听老师的话,将来就能抵达城市。我等不到未来,就悄悄地在作业本里写下向往的城市,不曾想父亲发现后,竟用红笔帮我改得密密麻麻,然后悄悄地放回我的床头。我在父亲帮我修改的作文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不是我内心向往的城市。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愿让父亲看到我写的作文,每次写完都藏到阁楼上,总之父亲找不到。至今,我写下不少文章,也从没拿给父亲看。

来到想象的城市里后,我努力地工作和生活,附在身上的那股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消失殆尽,终于和城里人一样微笑、喝啤酒、讨论诗歌和摇滚乐。然而当夜幕降临,我总会不经意地跌入在空气里的那股焦虑、迷茫和无所适从,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蜷缩在昏暗的角落里独自舔着内心的孤寂。刻骨铭心。我深深地感到喧闹人群里的孤独,既而明白终将无法抵达最初的梦想。我是被自己内心所呈现出来的假象所欺骗,无法抵达的挫败感像洪水一样淹没而来。我无处呼喊。

  

  

在城里待得越久,我就越怀念过往的村庄,小桥流水、风轻云淡、飞禽走兽,以及没有太多希望和失望的日作而息。我渴望回去,权衡之后,卷起铺盖挤上列车,在日落黄昏时走进故乡。

然而,我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到故乡。自从我踏离故乡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尽管走在故乡的石板路上,迎面而来的族人们都热情洋溢地与我打招呼,耳畔仍旧环绕着熟悉的笑语和问候,但是许多东西已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消失了,永远寻找不到了,如同祖辈们的故去,父辈们的老去,只剩下一群留守孩童充满疑虑的眼睛出卖着整个村庄。是时间盗走了故乡。是时代碾碎了故乡。故乡满地苍凉。关于故乡的种种记忆在时空交错中全面坍塌。我这个熟悉的异乡人或者说陌生的故乡人,被故乡和城市同时抛弃在荒芜之中。我看到了故乡的没落和孤独,也看到了城市的苍白和虚弱,如同看到一颗颗无处可去的灵魂。我的灵魂被北风卷到空中,像一片枯叶,迟迟掉不下来,即使掉下来,也多半堆砌在阴沟里,从此无人问津。我再次爬到儿时山顶,面向苍天,掩面而哭。

庆幸的是,我学会在小说里哭泣。

我在小说里建构远去的故乡,真实与虚构并存的故乡,承载着梦想和未来的故乡。我在那里看到远去的人,包括归故的老人和夭折的少年。我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听到他们久违的欢笑、呼喊和哭泣,为此兴奋异常,如若找到走失多年的自己。这绝对是个好营生。如若有谁问我为何写作,我想或许这就是答案,至少是现在的答案。在那里,心得以安宁,灵魂得以憩息。

诚然,这只是我的经验。

我在许多小说里,野心勃勃,试图以一种山野的粗暴方式解构和建构文明世界里有序状态下呈现出来的无序困局,为故乡探究更多命运的可能性。小说里的族人们和他们守候的土地一样宽厚和善良。他们在山野里生活,远离尘嚣,又无不被这个时代,甚至后现代的文明所浸淫。当族人们遭遇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困局时,那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突然失效,神在面前轰然倒地,猝不及防。我看到族人们悲伤而绝望,那不只是失掉一件宝物或丧失一条人命般简单,而是失却整个赖以生存的故乡。故乡变了,陌生了,是世界变了,陌生了。我和族人们一起陷入迷茫的万丈深渊。

当我把族人们写进小说,让他们在小说里活着和死去,我看到他们内心里跃跃欲试的欲望。没错,我和族人们都被欲望控制着,在劫难逃。我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回不到故乡,也无法抵达城市,追根究底,看到的只是满地的嘈杂和荒凉。那即是世界的真相吧,抑或是人生的真相吧,难以捉摸,也不可捉摸,所有不可预测的变数都装在族人们坚强而脆弱的心灵里。我想我写下这些小说,大概是在寻找着通往心灵世界的秘密渡口。相信在命运之间、生死之间,总会存在那样一个渡口,把陷在精神困境里的自己和族人们解救出来。

而解救,唯有自救。

然而,我在父亲身上看不到半点这种焦虑,似乎从始至终,只是我在自作多情,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假想的情感之狱里。父亲和族人们一样淡定地活着,无论日子过得如何清贫与落寞,如同他们在山坡上种下的那一棵棵杉木。种树,是族人们自古以来的习性,村庄山梁上随处可见杉木,郁郁葱葱。村庄里的楼房都是用杉木建成的,精致而别雅,从远处望来如同山涧间的童话世界。

对于树木,族人们有着极深的情感,每个村庄的村头或村尾都会留有几棵看不出岁月的树木,叫风水树,逢年过节族人们就到树底下祭拜,乞求树神保佑村庄和家人安康。族人每每长到一定年纪之后,就会爬到山坡上圈下一棵杉树,用毛笔在树皮上写下“寿木”两字,从此便再也没人去碰。那个人故去时,人们就砍下那棵树做成棺材,裹着他的尸体下葬,终归于尘土,与草木同枯荣。小时候,父亲总会叫上我们兄妹几人跟他一起上山给杉木林铲除杂树和荒草。记得一个下午,我们干活累了,围坐在父亲身旁歇息。父亲指着对面山坡上一棵挺拔的杉木,说我和你们母亲以后要钻进那棵树里睡觉。

我们都听得出父亲所说的睡觉是什么,都没有说话,只是跟着父亲望向那棵静默在阳光里的杉木。那棵杉木到底有多少年岁,看不出来,也不好问父亲,是我们不愿意提到和死亡有关的话题。那时父亲和母亲还很健壮,怎么就谈起死亡的事呢?死亡是一件离我们多么遥远的事。父亲似乎洞悉我们的心思,也不再说什么,静静地望着远处,脸上呈现出夕阳掩映下湖水般的轻描淡写。

我从城里回来时,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白了,然而还很有精神气,热衷于做村庄里的公益事。父亲请几个亲戚到山坡上把那棵粗壮的杉木锯倒,修枝,剥皮,晒干,再请族里数十个男丁把杉木扛下山,搁在楼底最显眼之处。我每每回家都不愿意望见那根杉木,总叫我想起黑乎乎的棺材。我自小不喜欢棺材,那和死亡有关。在整个童年,只要看到谁家楼底搁着棺材,我就不会到谁家去玩。父亲不以为然,请来专做棺材的木匠,把楼底的杉木打造成两副棺材。父亲和母亲各备一副。父亲在木匠打造棺材时,不时爬进去躺一躺,而后满脸笑容地爬出来跟木匠说起自己的感受,似乎那不是棺材,而是一张睡床。父亲如此,族人们也是如此,习以为常,和在春季耕种秋季收获没什么区别。

我难以理解,甚至感到莫名惶恐,后来学会了用汉语来思维和表达后,才逐渐明白父亲和族人们之所为。我在小说里描绘着他们,生生死死,日出日落,忽然醒悟那即是父辈们赖以生存的哲学啊。现在年事已高的父亲,每每用那双日渐茫然的目光望着我,眼里总会掺杂当年望着杉木的神情。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一棵杉木呀,写下的小说亦是父亲种下的另一棵杉木啊。我想我的书写,在父亲面前,在故乡面前,就产生了它该有的意义。我有些得意地把这种感悟告诉父亲。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仿佛那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我想我又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不由再次陷入迷茫。后来,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族人用钢筋水泥代替山坡上的杉木来建构房子,乃至鼓楼,心里开始是不适的,接着是震惊和失落,为无法保住的某种东西感到忧伤。父亲对此却没有表现出忧虑,族人们也是,在他们眼里,任何事物的出现,似乎都有其合理性。这份安宁和淡然,不禁让我再次回想起后生和姑娘、珠郎和娘美,要参悟这两个在心间涤荡的故事、或许该用属于自己的目光远眺,便可望见它们的出路,亦可望见自己的归乡坦途。

(原载2017年《广西文学》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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