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电影《黄金时代》2015年上映，我就开始关注萧红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看了关于萧红的纪录片，我才真正开始全面地了解萧红的一生。她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像是一道雨后绚丽的彩虹，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停留了一晃眼的光阴，却明媚了一个时代，照亮了一段历史。她在人生最后阶段才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曾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流传至今，该著作在文学领域的地位仍然无法撼动。

《呼兰河传》散文式的叙述形式，清新脱俗的语言，跳跃灵动有节奏感的长短句，让人仿佛是在读一首诗，在唱诗般的喜悦中随着她去感受那个满目苍夷的时代，和千疮百孔的旧社会现实。文字的灵动跳跃与文章描述的遍体鳞伤的社会千面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打动心魄的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封建思想残存，社会动荡不安，革命火焰熊熊燃烧，革命基调是当时文坛的创作主流。而在那样的时代，萧红依然保持着纯真的心，平静地回忆家乡的点滴和童年往事，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很受争议，直到解放后，对《呼兰河传》的评价才脱离历史环境的绑架，在纯粹的学术角度里得到至高无上的肯定。

 而相比《呼兰河传》这部长篇小说，我觉得小说的作者萧红更具有吸引力。她是那样执着的女子，她的一生，只执着于两件事，一件是爱情，一件是写作。爱情是她的生命，写作是她的灵魂，这两样东西，缺少一样，都会要了她的命。她的思想太独特，个性太张扬，不单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就算是放到当今的大环境，她这样的人，也注定与世俗格格不入，难以跳开孤独一生的命运。

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多半是由她的原生家庭决定的。在封建思想仍然笼罩的新思潮时期，叛逆张扬，追求自由和独立个性的萧红，自然是不会受到父母宠爱的，注定也不会被社会主流接纳。萧红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她并没有过上优越的童年生活，她的童年快乐也并没有得到满足，在她的作品中，关于家的回忆，只有她的祖父和后院，对于父母和家庭天伦的描写，极度匮乏。她的人生经历中，家庭是残缺的，她感受不到融入家庭的温暖。她童年时期的一张照片，目光深邃而悠远，饱含深情却又有些麻木和空洞，仿佛她在幼小的年纪里，就已看透世俗，参透人生。早年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导致了她丰富但残缺的人生，她一生都在追求从一而终的爱情和稳定的家庭关系，但她的一生却始终在失去和漂泊的痛苦和恐惧中度过。

萧红矛盾的人生，不知是时代造就的结果，还是命运在冥冥中早已有所安排。

在婚姻为父母之命媒妁之缘的年代，她却忤逆父母逃婚。她的冒险跟表哥私奔，和萧军“在一起互相伤害不在一起又彼此想念”的刺猬之恋，和端木蕻良的无奈和依赖，看似是为爱疯狂奋不顾身，但事实上，她又好像不曾真正拥有过爱情——她和表哥的私奔，看似是爱情，实则是想证明自己对封建思潮的反叛；她和萧军六七年的纠缠，仿佛是真爱，但不过是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结伴而行；她和端木蕻良最后的结合，以为是圆满结局，也不过是拗不过命运安排的无奈妥协。当现实残酷，她和表哥的爱情不堪一击；当文学创作思路相异，她和萧军便分道扬镳；当最后的理想支撑倒地，她和端木蕻良留下的只有无力搀扶的悲悯。然而，爱情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取得什么，更不是互相怜悯，爱就是爱，可悲的是，直到萧红结束年轻的生命，她也不曾真正拥有过稳定的爱情。

萧红的爱情，仿佛一再印证了我那句话——“那些自以为是的爱，都是自找的伤害”。

萧红参与过很多场爱情，但她始终孤独，孤独到了骨髓里。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曾写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作，但我不知道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些什么。”她和萧军结束六七年的爱情之后，不堪忍受永远分开的痛苦，在好友的建议和安排下，远赴日本，“沉浸在写作中来忘却痛苦，但那太难忍了。”距离的阻隔并没有让她远离痛苦，内心的煎熬始终没有减轻一分。

关于爱情，萧红曾和萧军有过一段对话——你对爱情是有什么解释，萧军回答说：“爱便爱，不爱便丢掉。”萧红问：“那要是丢不掉呢？”“丢不掉便任由它丢不掉好了。”萧军对爱情的态度，让执着的萧红痛苦不堪，萧红在最后的写作中写道：“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

萧红的生命，是在自由的思想中孤独地死去的。萧红生于1911年6与1日，死于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31岁就告别了人间，萧红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给人留下很多思考和遗憾。她留下的文学佳作，仍在持续影响着无数人。

——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