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元月2日早上，母亲一个电话把我从酣睡中惊醒。电话那端，从母亲语无伦次的哭腔中我预感到家里一定发生什么急事。

早上起床，父亲打算上厕所的时候，意外摔倒在了床下，人事不省。父亲今年5月将满74岁，身体一直单薄，多年的气管炎纠缠得他经年哮喘。

接完电话，我像皮球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立马叫醒妻和两个孩子，简单洗漱收拾了一下，一家人便一同往乡下老家赶。

几天前，当地刚下过一场几十年难遇的大雪，老家山上仍积着厚厚的雪。租来的一辆面包车摇曳在雪地里，滑行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有时路过悬崖峭壁的路段处，我搂住儿子紧闭双眼不敢朝窗外看。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再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回到了家。家里早已坐满了乡邻乡亲，母亲在灶屋里正忙着做饭。从母亲和乡邻们的表情及语气中，我猜出父亲可能度过了危险期。乡亲们没有准许我们直接去卧室看望父亲。按照乡里的习俗，刚从外面到家的所有人都不能先进病人的房间探视。我们只好坐到火塘边烤火，听母亲介绍父亲的情况。

“你爸爸早上8点多起来上厕所，叫我扶他，刚下床就一下偏倒在了地板上，我又抱不动，怕他中风，便将床上的两床被子拉下来给他垫在地上。随后，我跑到客厅里拿手机给你们打电话。幸亏有邻居赶来帮忙把你爸爸抱到床上，才没有发生意外。现在他已醒了，就是说话有点吃力，呼吸特别困难。”母亲边说边叹气。

吃过农村的午饭，已是下午3点。我拉着12岁的儿子秋声走到父亲的床边，其实他早就知道我们回来了，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你们难得跑一趟，我又莫事。”父亲吃力地嗔怪道。我握住父亲干瘪无力的手，一股股说不出的痛和酸楚涌向心头。

当我提出扶他下床烤火时，父亲有些犹豫，随后又勉强答应了。不料，当我替他换秋裤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他的下身到处都敷满大便。父亲就像小孩子一样，睡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便用毛巾丁点儿丁点儿地轻轻擦拭，弄脏了几盆水才擦干净。

我知道，父亲此时一定很尴尬，很伤心，更多的是无奈。父亲是一位教师，桃李满天下，一生很要强，曾经还在东榆小学当过三年校长。

晚上，父亲的精神有些好转，我和妹夫提出明天用车接他进城去医院治疗，固执的父亲居然不同意。

“我没事，不用你们管，你们各自忙你们的事去吧。”

拗不过，第二天，我便回城上班了。那时，我正在巴中日报社当编辑，编辑《秦巴都市报》，当时人手少，就不得不按时值班。

从那天起，我无论是在白天或是半夜，只要一有电话响起，就会下意识地担心是否家里有事。如果接到母亲的电话，就立马有着后怕感。好几次，母亲打来问候电话，但每次都要吓我一跳。

那年春节，我们兄妹几家人都约好一起回家和父母团聚。

腊月29日上午，冬日的暖阳格外温和，阳光铺天盖地的洒满院子。几只鸟儿在门前含苞待放的梅树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两只松鼠在屋子旁边的那棵大核桃树上追上追下地嬉戏。鸟儿和松鼠们都是那么的开心，似乎它们也知道快过年了。

我们在院坝中生了一大堆柴火，父亲颤巍巍地坐到火边赶闹热来了。他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翻看我最近新出版的诗集《孤独的城市》。一整天，父亲都很快乐，也很精神。

大年初一的晚上，父亲突然病情加重，半睡在床上呻吟了一个通宵。每当他咳嗽、呻吟一下，我的心就要收缩一次，直到天亮。那个春节，全家人过得不安心，不快乐。

第二天，我们兄妹几个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将父亲送进城里医院去治疗。哪知，他仍然不愿进城接受治疗。“你们是想把我盘死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支气管炎病人动不得吗？”父亲边咳边骂。

初四的早上，临走的时候，我们再次向父亲提出找车一同进城，他不但不同意，反倒一脸的不高兴。“我莫得啥子病，不就是个哮喘嘛，不需要你们管，要上班就走你们的，我还死不了。”父亲吃力地又是一通责骂。

初五的凌晨，留在家陪父母过春节的妹妹打电话告诉我，父亲的病加重了，走路非常吃力，从卧室到火塘不到10米远就歇了4次。这下，大家都着急了，我和弟弟立马赶到县医院找了一辆救护车，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赶回了老家。

上午11点过，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徒步走30分钟的山路来到了我们家里。一位姓杨的赤脚医生正坐在沙发上扶着父亲，显得束手无策。父亲的神色有些暗淡，神志变得恍惚。

当医生把急救药和氧气给父亲用上后，我迅速找来邻居帮忙绑好滑竿将父亲送到几里路以外的救护车上。进了医院，父亲被诊断为重度肺气肿、重度肺心病。在几天的用药和观察中，父亲的病情不见好转，主治医生称他们已力所能及了，该用的药都已用尽。

医生几次三番找我谈话，“你们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你们做儿女的心意尽到了，我们当医生的也尽力了，你父亲这么大年龄，像这种病目前在医学史上是难治愈的，最多延长一段时间的生命。”

医生叫我们放弃对父亲的治疗，听了之后，我不但没有依从，反到加剧了一定要想法治愈父亲病的念头。

一周之后，父亲的呼吸突然困难加重，在送往重症室抢救途中，我望着父亲张开的大嘴，呼吸极其微弱，脸色苍白，危在旦夕的样子。

送进重症室后，我们都心急如焚地守在门外，屏声静气地等待医生报告情况。

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我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就是不见医生出来。20分钟后，只见大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戴眼镜的胖医生汗流满面出现在我面前，如释重负地长长出了一口气，“还好还好，幸亏你们及时，就那几秒钟时间，终于把他老人家抢救过来了。”我们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了。

父亲躺在重症室里，鼻子、嘴里都插满了管道，一躺就是一周，昏迷不醒。一月以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刚把他转到普通病房才几天时间，他的病情再度加重。不得以，再次把他送到了重症室治疗。

有一天下午，我像往常按时去看望他，并劝他好好配合医生治疗。父亲使劲摇头，表示想出院。我当时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没有答应。这时，父亲一把抓住我的手不放，情绪非常激动，还想挣扎起来打我的样子。医生找来了笔和纸，父亲歪歪斜斜的在纸上写着几个字：我要出院，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我望着他那插满管道的嘴无法说话的难受与痛苦，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虽然是个老教师，但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开放，很守旧。他曾经给我们讲过，待他百年归世时一定要回到老家木屋中堂。这段时间，父亲的病情不稳定，情绪也低落。但我不可能因为顺其所谓的孝心而将他活生生的生命因此放弃。我是不希望尽这样的孝心，便没有听从他，让医生尽最大努力治疗。日后的几天，我不敢去父亲的病床前面对他，怕他动怒，影响治疗。只好躲在窗外看他，让母亲对父亲谎称我上班去了。

那几天，我们找了好几位他以前的同事及好友劝他安心养病，配合医生治疗。经过近一月的治疗，父亲的病情大有好转。

临近农历4月初4他的生日前，他顺利出院了。

出院后，我问父亲上次在重症室为什么不乐意治疗，还对我生气。父亲神情凝重地说，可惜钱了，我这病是治不断根的。他说，与其把这么多的钱耗在他身上，还不如捐献给农村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听后没有和他作出任何争辩，我知道父亲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特别是我们山区农村。他在农村教书将近30年，每个学期都要拿一个月的工资资助那些进学校想读书而又无钱读的学生。

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日子过得开心点。生日那天，我专门邀请来了重症室的10多位医护人员到场给他祝寿，鼓励他，安慰他。那天，父亲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医生、护士们也很亲热地叫他“杨爷爷”。

那些日子里，父亲的病情有所控制，也有所好转。他每天照常能读报、看电视，和朋友聊天了，只是因为生病太久，腿行走还不太方便，但恢复得很快。

我们的生活又开始了淡淡的平静，却无形增添了浓浓的牵挂。

——选自2017年第4期《西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