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你如坐春风

——读梅卓散文集《走马安多》五个关键词

李成虎

                      我正在读你

                  因为我也有个长夜

                  读你  如坐春风

                  去赴酒神的节日

                  连狂欢的虎豹都拉着载酒的车子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的陶醉

这是诗人郑玲写的《正在读你》的第一段落，对于这首诗，诗人树才以《“这热血，这泪水”——读郑玲诗篇〈正在读你〉》为标题，给予了详细的解读（详见《文艺报》2009年10月17日第3版），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孔子门前卖孝经”。因为解读一首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我特喜欢“读你  如坐春风/去赴酒神的节日”这样的句子，并摘抄在日记里，如今拿出来现学现用，诚如树才所说：“……这得益于诗人对语言的敏感。学是学不来的，教也教不出来。‘读你   如坐春风’，诗人在长夜里读着什么，感觉是‘如坐春风’，春风乃释怀之物，可见所读之物让诗人多么喜悦！”所以，我以“读你  如坐春风”为读梅卓散文集《走马安多》的标题，其寓意不言自明。我的确是坐着“春风”的快车，干什么去呢？“去赴酒神的节日”。

梅卓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其语言都很有特色。在这里，我想着重说说梅卓的散文。在我看来，在众多的文体中，散文是梅卓文学写作的入口，也是她文学经验最丰饶，情感凝结最浓郁的地带。因为我虽然写小说，但更多的时间在写散文。就90年代以来的“散文时代”，文坛学界颇有争议，我也略知一二。诚如陈剑晖教授所言，“作家散文观念现代化，散文艺术形式多样化，散文表达上的自由化”，是这个时代散文繁荣的标志之一，这的确是中肯的论述。尤其是目前“在场”和“不在场”的争论，在我近日来对梅卓的散文集《走马安多》的阅读中，再次得到了印证。最近有人撰文说，散文像时装一样随意、无定式、无定法，或红或绿，或长或短，或松或紧，或素或艳，或现代或古代，或浪漫或凝练，类别多样，绚丽缤纷。这话我虽不完全赞同，但其中的见解也略有共鸣。散文写什么，怎么写？这毕竟是多年来长期争论的话题之一。但不管写什么、怎么写，我认为，散文是在生命的绿地上耸立起来的美丽建筑，充满灵性和思想，我们没有理由去敷衍和亵渎它。

由于梅卓长期积蓄的笔力灵秀，长于白描与心理雕刻的特点，其散文无论是描写、叙事，还是议论、抒情，她的语言都有诗的韵味和诗的意境，显示着一种古典的清新、质朴的典雅。无论感时、写物、绘人，她直面一切，追问一切，尤其追问自我，在人与事、与物中寄予爱和温情，在现实与历史的忧患中抒写心灵的疼痛、困惑和质疑。当然还有民族的情感，这些都体现在梅卓的《走马安多》这本30万字的散文集里。梅卓这本散文集最大的特色是：平静、干净、唯美、精神、智慧。而对我最大的启示是：灯火、境界、热爱、理想、读书。

梅卓这本散文集的特色：平静、干净、唯美、精神、智慧。

平静。平静是梅卓这本散文集最大的特点。梅卓以女性化的柔软和高贵，娓娓道来，滤清波澜不惊，而高原味隽永、耐人寻味。她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落笔有节制、有分寸，每每欲疾却徐，引而不发，却张力内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我阅读这本书的时间，一般是在晨练之后，或者晚上躺在床上心情平静之时，这样的阅读持续了大概半年。因为要读懂她这本书，在我看来，必须要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知识。何况我也曾三进西藏，专门对佛教文化进行过“揣磨”，也写了本“游走”形式的长篇散文《化隆行旅》。但与梅卓的《走马安多》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在我读完《走马安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一种“如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由此促使我写下这些读后感。

说句心里话，读完这本散文集，我特别佩服梅卓用笔的老道和深奥。她在平静的叙述中把“游走”和藏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种平静、平常的心态，相对于世俗的浮躁，确实是难能可贵，也特别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现在是一个讲究实惠，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致富和安康才是最实际的生活目标。那天，我在一家寺院门前的一个店门上看到一条横幅，写的是“除了健康，我没有财富”；我还注意到，长寿老人已成为人人艳羡的最成功的人士。这一切都影响着文学。所以我认为就当下而言，无论小说也好，散文也罢，其重要的特点是“世俗化”“日常化”和“个人化”。生活的主角是平民，文学的主角也转向平民了。当年“贫嘴张大民”的故事得到许多人的喜欢，人们通过张大民能够直观到自身，从而发出会心的笑。而今韩剧颇受老人妇女的青睐，大概也是如此。自然也包括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王安忆的《隐居的生活》《富萍》等，主人公也都是普通人。这不是偶然的，包括现在的“在场”和“不在场”等新写实潮流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郜元宝说，写出社会生活的变动，对作家来说是巨大的考验。有的作家一味追求表现新生活，但下笔之时先要问问自己：你有足够的视野和信心吗？作家期待的东西永远是很大的，但实际上只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出发来写作。其实，小的格局也能承载大的感情、大的思想。作家总是被新的生活命令，不断去寻找新的生活，久而久之却把自己忘记了，变成了只会写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却没有了自己的特点，因为他们把握不准自己的精神来源，创作起点都是别人给予的。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的著名诗篇《未选择的路》，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是尼采式的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梅卓写这本书时，我认为这也是梅卓式的选择。她选择了民族文化中最精华也最容易忘却、最难写的“宗教文化”，而这种“平静式的叙述”，对作家更是一种大的考验。自然，她的平静就是一种安静、温柔的表现形式，无比贴合梅卓的心性和才情，纵容她长久地浸淫在执著得近乎执拗的审美追求里，只写自己的心情、记忆和眼中的风景。纵观梅卓所有的作品，纯粹意义上的散文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反倒是小说、诗歌得到了读者和评论者的青睐。我想，这大概是梅卓那种高贵和平静的心态的写作，加上作协主席这一繁忙工作所导致的吧！

干净。所谓的干净，就是简约、清爽、朴实，不啰啰嗦嗦、拖泥带水，不添油加醋、画蛇添足，不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犹如清水出芙蓉。即便写人，也用减法，力避信马由缰的粗野和哗众取宠的庸俗。

干净的本质都应是理想主义的。诚如作家赵本夫所说，理想主义是美化生活，同样包含着批判精神；理想主义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寻找另一种可能。人类从蛮荒到今天，一直都在寻找，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社会、人生并不完美。政治家在寻找，哲学家在寻找，经济学家在寻找，普通百姓也在寻找；中国人在寻找，美国人在寻找，欧洲人也在寻找：整个人类都在寻找。作为作家，自然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去呼唤。记得汪曾琪先生曾说过，文学作品应当有益于世道人心，我深以为然。如果人人都变得善良、厚道，生活会美好得多。

当然，在这干净的语言里，还流露出一种不动声色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是由语言舒展开来的。透过那或精心或随意组织的长句、大量回旋的复句结构，以及绵密的意象群，我们能够感受到强烈的落实的渴望，这让她和凌空高蹈的语言实验区别开来。具体讲，她什么都想捉住，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在这种语言的运作下，平面成了立体，立体又幻作了森林，穷形尽相的叙述实现了意义的突围与丰盈。这便是她的语言欲望，由于人与心灵的律动和谐共振，亦可谓之欲望的语言实践。其中的虔信在于，通过向世界内部的挺进，定然能够抵达内心深处最柔弱、敏感的部位。

唯美。记得贾平凹说过，散文是情种的艺术，纯、痴，一切不需要掩饰。看看梅卓的这些文字，都是玲珑精致的集束美文，不仅语言简洁而洗练、文笔清新而朴实，而且富有立体感和纵深感，令人“执卷流连，若难遽别”，因而为很多人所称道。正是由于对美学理想的坚持和各种文学手法的综合运用，使梅卓的作品不仅构思精美，而且文采出众、摇曳多姿，兼有杂文的犀利、论文的深刻、散文的精致、随笔的轻松、诗歌的馥郁。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唯美”。

其实，梅卓的散文从出发和游走开始，然后散文结束，游走停顿，只不过是凸显了梅卓的写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特殊的美学风格。

柏拉图说，一切美的事物都来源于美的理念。诚如梅卓所说：

我至今不明晰游走的意义在于什么。但我喜欢这样的游走。多年前我开始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走。无疑，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不可分割，我却更久、更深地沉溺于外部。游走的积累和经验于我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使它们纯粹，成为一篇篇文章。

我出生并生长在高原上。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长云蓝天、青翠草原，还有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

美在高处。美在生活于高处的人们。美在对此可亲可敬的感受中。美在坚持。高原的广袤无垠是永不枯竭的起源，我的文学创作源于游走，并感动于游走的地方。

游走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动。

行走，是写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正是我看准了梅卓的这种“唯美”的行走，才在2011年所著的《敞开着的窗户》一书中，把这段文字作为介绍梅卓的主题而搬上“文化墙”。

精神  精神是梅卓的《走马安多》这本散文集的又一特点。这本散文集内涵丰富，有声、有色、有味，佳语、妙喻迭出，十分精致，且书卷气息充盈，好比一幅幅水墨画，天然成趣，更有恰到好处的留白，犹抱琵琶半遮面。

冈仓觉三在他1906年的《茶之书》中写到：“在每天存在的卑污事实中存留着对美的爱慕。”从19世纪后期起，这种充满诗意的唯美精神改变了文学生存的意义，使文学及生存的艺术意义经历了一场逃脱意义凌迟的撤退和转移。我想，梅卓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对美与浪漫的爱慕之情，在纷扰的犬儒主义盛行的当下，行走于青山绿水之间，便是一种唯美的精神表现。正是这种唯美的精神表现，才有了《走马安多》的精神走向，才成就了这本散文集。现在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不无批判意味，但后一种个人化的境界就大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

文学的力量在于育人治世，虚幻和细微私秘的感受即使再艺术，也只是飘浮和苍白的。有人喜欢其意境、氛围和奇险运笔，有人看重章法之虚实、布局之爽朗、格调之高雅。而我则喜欢那种“若来若往、若怨若喜”（汉代书法理论家蔡邕语）的动感。这种书法的动感，其实是精神的动感。“艺术同源”，更何况是写这种有动感精神的散文。当然，这种动感无处不在，而这种无处不在的动感传递出强烈的宗教意识，使梅卓的作品看上去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神采飞扬的，更重要的是，她穷尽汉语的一切可能性，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摇曳多姿、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的艺术世界。有人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即没有精神生活的时代”。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智慧  梅卓以她的真善兼备、炽热饱满的情感和气韵生动、繁复多变的语言，共同构筑了优美婉约、崇高悲壮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自然包含着她的智慧。特别是在当前文坛“靡弱之风盛行，雄沉之声式微”的时候，梅卓的这部积民族之功潜心酝酿的力作，为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风，也成为青海散文园地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

写作是创造性的劳动，文章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而创造性思维是写作思维的灵魂。充满创意的作品，是作者的追求，是读者的选择。什克洛夫斯基曾说：“作家或艺术家全部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作品成为具有丰富可感性内容的物质实体，使所描写的事物以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的形态出现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延长及增强感受时值和难度。”要写出事物“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的形态”，就需要思维创新，需要智慧的手法。梅卓就是运用她的智慧，打破了程序化、机械化、自动化、心灵钝化带来的单调、乏味、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和呆板的方法，使她的作品有分量、有质感。譬如她驾驭素材、驾驭文字举重若轻，还有信手拈来的幽默。梅卓具有扎实的知识根底，文学、音乐、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积累丰厚，又能运用得恰到好处，读之大可益智。

智慧的创作手法和她在散文创作中所特有的“精致、厚重、智慧”的风格，既有大家闺秀的高贵和大气，又有高原女性的激情和奔放，更有女性作家的柔情和智慧，字字句句发自肺腑，点点滴滴震撼心灵。她的散文处处体现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闪现着生活的光芒、人生的哲理和崇高的追求。而且她成功地掌握了散文这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字模式，用独特的心境对历史、宗教、自然与人生的种种意象所产生的关照、感悟和判断等情感去营造文学氛围。 

梅卓这本散文集的启示：灯火、境界、热爱、理想、读书

 启示之一：灯火。铁凝说过“文学是灯”，意思是文学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烛照人类前行的力量。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又说，文艺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这些都是老话了，但现在重温，尤其觉得有新鲜的现实意义。文艺的状况，当然反映着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状况，反映着整个国民精神的状况，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制文教、意识形态所制约。社会意识、精神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社会文化、道德标准的高低，国民精神、民魂的状况，首先影响到作家的思想、艺术素质，决定他们从事创作、投身文学的主观愿望。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文艺界也才有真希望。正因为这样，中国人中有见识、有出息的，真正创造性的，渴望为国民、为社会创作出深入人心、长留历史的好作品的作家、艺术家，没有不瞩目于社会精神道德建设的改善、国家精神的昂扬、人的灵魂的净化和提升的。

启示之二：境界。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其中的欲穷说明了高精神境界的重要性，有了这样高旷的境界，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即以主观的创作状态而言，梅卓无论是描摹民族还是山水的散文，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写出不少人物的生动性格来，既充满感情，又蕴涵哲思。而这种高境界的写作，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温暖、一种信仰、一种对文学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给我的启示是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一直学习和遵循周作人所说的，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思。这里所说的“有意思”，强调的是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有意义”，更多地说明了文章思想性、境界性的重要。

 启示之三：热爱。我不得不分别说出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提醒：“对所有作家来说，基本任务就是：涉及日常生活，不落后于生活，像医生掌握人的脉搏一样把握住日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作家没有权利无视这个问题。”“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文学的。”梅卓无疑是一位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常常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走，但“游走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动”。她孜孜以求一条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散文新路，并坚定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艺术定位和理想追寻。“故土系列”就是倾情倾力创作的包孕丰富社会内涵的系列美文。

启示之四 ：理想。我常把文学与美术作比较。我以为一篇好文章，就是一幅好画，这幅画里自然有一点儿自己的理想。假如没有一点儿理想在里边——那给阳光照亮房子，那有着大片阴影的树丛，还有那欲雨不雨的云，那远处的山峦，金红的草垛，红砖烟囱和渐渐隐没的幽径，这种种景物相加，合在一起诉说着作家或者说艺术家的平和的心境。看梅卓的每一篇文章都像在看一幅画，让人常常想到“田园将芫胡不归”这句诗。真正的怪事是，由文及画忽然跳跃到陶渊明的诗！尘世间的风景太多嘈杂，但从梅卓的那面心镜上反照出来的却变得如此质朴而纯净。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理想”。“这个理想”比真实的“那个自然”更简单质朴，如能看进去实在是丰富极了！由此让我懂得，写这一路的“风景”，略去一些，留下一些，又多出一些；略去什么不必说，多出的是心情和诗一般的笔触，这些东西都是山高水长、星转月移，“理想”自然被概括在《走马安多》里。

启示之五：读书。沈从文说，读书不是受影响，而是受启发的，而启发的前提就是必须有生活、有经历。常言所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说的都是此理。通达了，你的创作灵感便会飘然而至，常常会有神来之笔，如天马行空，越写越好。当然，通达的前提是要多写多练。平常我们说话为什么张口就来，而写文章却常常难以把想说的、想写的写出来？那是因为说话我们天天在说在练，所以熟能生巧。所以写作，如果你能做到天天写、天天练，没准也能做到想说什么就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