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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叫紫荆的玫瑰(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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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14

  紫荆是香港的市花。我来港的早春三月,紫荆花期已近迟暮,花瓣三两飘零。香港无寒冬,花草没歇息处,四季接连开,自然无力经久。97回归,便锻造了一朵巨大金紫荆,在湾仔,面朝维港,永远盛开。永远盛开好是好,但终究是人工不是自然,也只能叫做雕塑,不能叫做花朵。好在有许多玫瑰,接着紫荆后面开,壮硕而鲜艳,充满美的张力,继续点燃香港春色。香港的春,是本地紫荆与英伦玫瑰混杂相间你来我往共同造就的春。那玫瑰也是紫荆,紫荆其实也是玫瑰。

  就好比香港的文学。香港文学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桩物事。

  世上曾有多少国家被殖民,至今也还有国家在殖民中,甚至至今还有国家乐意被殖民。去年秋季我去一趟新西兰,吃惊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新西兰受到广泛拥戴。也许真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从殖民被殖民这种国家行为中生长出来的作家,其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止一位两位。2001年获奖的作家奈保尔,就是印度人,后来还有南非的库切。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用英语写作。英语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表达。他们用英语对本民族进行着新的审视、诠释、刻写与热爱,给世界文坛带来毫不费力的阅读探奇。

  而英语,在一百六十七年里,却始终没有被香港作家所选择。为什么?这也许是缺乏亲身经历的内地人永远无法确当回答的。我们只能作个假想:想必还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会不怒自威地罩着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即便你在外租地香港。有史以来,中国思维习惯是首先把文学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当作文学艺术本身。清人曹雪芹,写部长篇小说《红楼梦》,也得搞假语村言,玩文字游戏,真真假假让人抓不住把柄,不能对号入座。欧洲习惯是连《圣经》这种具有神化色彩的宗教读本,也开篇就要将耶稣的若干代家谱、人物姓名、婚配脉络、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咱们的宝玉却是石头变的,黛玉前生也是一株草。前有秦朝的焚书坑儒,后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是不是文人作家也都知道文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于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中国的高度重视、异常紧张和特别敏感似乎已成一种生活习惯。如此,香港作家出生就陷入历史预设的心理困境:你写香港从一个荒芜小渔村繁荣昌盛至国际化大都市吗?就很难不涉嫌献媚殖民者,因当家妈妈是养母。你褒扬养母,势必在贬低或者抱怨亲妈。一旦被千千万万同胞这么认为,哪能饶你?洋奴、汉奸、卖国贼,口水都淹死你。你写亲妈吧?却一百多年亲妈面都见不着,这小说又没办法写。再说香港作家自己,英语再好,血管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恐怕自己都收管与说服不了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写作绕进了死胡同,没有办法,“忠孝节义”难四全,便只是去写一点散淡文字罢,一点乡愁几许思念,放之四海而皆准。

  反过来这么说,败也萧何成也萧何;死也漂母生也漂母。到底香港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到底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氛围给香港带来了自由的开放性视角;到底殖民文化总是更加刺激与唤醒本族文化意识。就这样,一个文化的鸡尾酒器出现了,它们摇荡着,冲撞着,混合着,影响着,反应着,终于,中国小说的一个崭新读本诞生,这就是金庸式小说——欧洲童话与中国传奇、志怪志异、街谈巷议的杂交文本。不可能是内地作家,而只可能是香港金庸,创作了一个中国童话。但凡在中国现实中一切的不可能,皆可在香港金庸式小说中变成可能。最不自由的中国人,一个个变得轻功绝顶、飞檐走壁,神州大地任我行。老顽童、小黄蓉,爱说什么说什么绝对言论自由任谁都管不着。金庸式小说,为中国人避免了现实的麻烦,却替中国人装上了心灵翅膀。人人都可以在阅读中,扇动自己的小翅膀,在想象中愉快地飞翔。

  恕我年轻时候的愚昧无知,本来酷爱读金庸,但又囿于大学老师讲授的观点,把金庸小说简单列为武侠类,属于纯娱乐,而非纯文学。现在才明白,一种小说文本的诞生与其俘获了母语最广泛的读者,绝非一桩简单的事情,也绝非用文学标签可以划分评判。事实上,金庸式小说已经超越文学争议,也超越了金庸本人。与那个一生闲气就跑去一定要拿剑桥博士文凭的老人,实在关系不大。当一个作家承载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是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金庸式小说是百年香港的结果,类似于一朵叫紫荆的玫瑰。金庸式小说用中文写作,也是必然,由不得金庸自己。那些复杂的委屈的含沙射影,那些假里真真里假的九曲衷肠,那些爱里恨恨里爱的难言之隐,假设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看不懂,老外们不懂看。老外之与中国小说,注定很费劲,根本上是文字的基因密码就不同。因此有些文学,尤需文学奖项来肯定,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我真去做教授,我会这么讲小说。

  正是如此,内地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作家,来到香港,总是不适,很难想象他们可以变成金庸。女作家萧红,1940年来港,呆了不到两年,把二十一岁的年纪,留在了香港。圣提士反女子中学,二战时候作临时护理医院,离我居住地才几分钟路。萧红本因痔疮入院,却死于肺病,或死于爱的心碎?端木把萧红骨灰一半埋在女中后院,一半埋在浅水湾。我特意寻了晴好的一天,带上几支素净花草,去了圣提士反女子中学后院:后来,又特意去了浅水湾,却连花草都无处放置,丽都花园已经不见了,斯地界刚刚落成一家星巴克咖啡馆,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为的是在那地界默默道一声“萧红安息”,都是女作家,不免惺惺惜惺惺。戴望舒也在半山居住过,是薄扶林的林泉居,我也去看望了。林泉居环境甚好,戴望舒却并无写出最好诗句。其1938年国内抗战爆发来港,往来流连十年时间,最终还是回了北京,1950年便去世。1927年,四十六岁的鲁迅来港作了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许广平担任粤语翻译,在基督教青年会,据说听者寥落。现在青年会是个少年劳教场。我在装了铁栅栏的窗口看少年们做手工,频频闪回当年鲁迅用难懂的绍兴话给港人演讲的模样,觉得好生滑稽。张爱玲当年念书就在港大,看看她居住过的女生宿舍很方便,只学生带我走过梅楼,港大是连一个标识都无注明。据说张爱玲只读了一年英语,也不好好学习,后来还与学校讨要肄业证,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这些内地作家,都是香港过客;水土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服气。但是,又正是由于这些内地作家的自由来往,文风流动,互相提醒,更加上蔡元培,许地山,钱穆等内地学者教授们频频来港,中国的历史文化,才会在香港如此根深与茁壮。使香港也就如此独特地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城。


                                  选自《上海文学》201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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