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河流，这河流或许因为水流湍急，使人们无法到达对岸。此刻，当我站在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红军东渡渡口，眺望那黄河之水从眼前缓缓流过时，我怎么也无法想象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机关是如何渡过黄河的。时间老人假如存在，我会问他：当年的红军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诗人说：红军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牧羊人说：红军从黑暗中来，到光明的地方去。

佛祖说：红军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到的地方去。

这就如同我，我从一条东渡船来，从一个女子对领袖对红军的情感而来。曾几何时，这条船被淹没在黄河岸边的一片山谷中，四季风侵蚀着经年岁月，却没有伤透这条船的筋骨。当地的老百姓习惯把这条当年毛主席坐过的船称作“一帆风顺”，也有人把他比喻成“龙船”。

我见到这条龙船，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夏日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大门南侧的荞麦园美术馆。

我原以为，荞麦园美术馆无非是个占地只有百八十平方米的一个小展室，里边挂着一二十幅字画以及陈列着一些石头玉器等物件儿。当下，有很多的老板在自己的公司会所都建有大小不一的艺术馆。然而，等我真的走进荞麦园美术馆我竟完全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这座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八九米高的仿窑洞式建筑，面积总有一千多平方米，四壁挂满中外名人字画，也有很多诸如黄土地系列等主题画作。我不知道西安市有没有省市级的美术馆，但我敢说，即使有，也未必有荞麦园美术馆这么广聚人气！

由此，我对传奇的荞麦园美术馆馆长荞荞不得不刮目相看。

参观完美术馆，荞荞把我们带到一神秘处，说要让我们看她的镇馆之宝。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藏家都会拥有一两件自己稀罕的物件儿，有的是古玩，有的是字画。荞荞不说，我还真猜不出她葫芦里究竟卖得什么药。

“啊，一条大船！”借着午后刺眼的阳光，我被眼前呈现的一条七八米长的木船惊住了。走到近前，只见船头的下方写着“东渡船”三个字。我问荞荞，这东渡船是什么意思？荞荞说，这条船是她从陕北老家搬来的，你可不要小看这条木船，1948年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800多人东渡黄河到山西就是坐的这条船，当时荞荞的爷爷就是老船长。

这条船太神奇了！听着荞荞的叙述，我的双手不由得轻轻抚摸起船儿来。说来也巧，我背的帆布书包正好是印有毛主席画像的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一旁的荞荞说，您可真神了，想不到您竟然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请回来重新坐龙船。我说好啊，于是我把书包背正，坐在船头，和荞荞一起照了一张难忘的合影。

离开龙船，我问荞荞：“你爷爷还健在吗？这条船为什么能保存的这么完好？”

荞荞指着墙上的一张毛主席东渡黄河的照片说：“主席身后的那个船公就是我家爷爷，他早已去世了。爷爷去世前，一直惦念着这条东渡船，他特别叮咛我们后人们一定要保护好。”

“东渡船看来是你们薛家和川口人的一种情结，其中既有对领袖对红军的无限深情，也体现着陕北人的纯补、善良，重情重义。其中，也包含着一种信念！”

对我的话荞荞没有接话。我知道，在陕北人的心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是啊，自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养育他和红军十三年的陕北。陕北的人民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到你的家乡到毛主席东渡的地方去看看。”我对荞荞说，也对自己说。

“好啊，红色的孩子游览红色的圣地，这本身就充满神奇。”荞荞说。

东渡，东渡，何时我能到川口的毛主席东渡的渡口呢？

回京不久，恰逢一个作家采风团赴延安、榆林采风，我二话没说表示一定去。到达绥德、佳县后，在白云山参观空隙，我查看了一下地图，发现此地距毛主席和中央前委机关东渡渡口只有几十里，于是我就对当地的一个领导提出，能否安排一辆车送我到吴堡的川口毛主席和中央前委机关东渡渡口去看看。那位领导说，渡口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块不大的纪念碑。“不，哪怕只有一块石头，我也要亲眼看一看！”我坚定的说。见我如此，那位领导便特意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奔驰，两边的山峁峁上长满了枣树、谷子和土豆。五六年前，我曾到延安的延川乾坤湾去采风，那也是一个枣儿即将成熟的季节，回来后我写了散文《乾坤湾的枣林》。“我们陕北的土地很贫瘠，只能种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司机见我那样的热爱陕北的黄土地，他一脸淡然的说。

“你们这里不是有很多的油田、矿山吗？”我不解的望着司机，说。

“有是有，那也是富裕了极少数人。老百姓粘不了多少光！”

“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收入吗？”

“没有，一般靠年轻人到外边打工。”

“今年的大枣看着长势还不错。”

“那您可算猜错了，”司机把车放慢了速度，“这两年不知怎么了，这枣就是不结果。”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们北京郊区也有大小年之说，是不是赶上小年了？”

“不是。据说与大面积的放蜂有关。”

“蜜蜂可以帮助传粉，应该是好事啊？”

“那也不一定，蜜蜂都把糖采走了，枣儿还怎么长！”

“看来还真得请有关的农林专家看看，说不定蜜蜂是冤枉的呢。”

聊天中，黄河已然浮现在眼前。顺着黄河的西岸，我们一路前行。大约走了二十分钟，隐约看到川口的路标。司机说：“东渡渡口就要到了。”

到了，东渡，东渡！黄河，我终于来看你来了！

夕阳西下的黄河缓缓地流淌着，远山近景，构成一幅陕北的秋天图画。我静静地伫立在“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前，深深地躬下身去，四处静悄悄的，我的耳畔仿佛从远处传来《黄河船夫曲》高亢的歌声：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几十几道湾上有几十几只船哎？几十几只船上有几十几根杆哎？几十几个艄公哟嗬来把船儿搬——

川口村并不大，也就上百户人家。站在东渡渡口，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岸口，在两三天时间突然要集结上千人，硬要靠几条小木船把他们都运送到黄河对面的山西去。据文字记载，当毛主席坐在船上准备东渡时，他突然对警卫员说他想游过去。这话虽然有玩笑的成分，但从后来毛主席畅游长江、大海来看，他是不惧怕黄河的。这就是毛泽东！那个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毛泽东！

我走到一个高坡坡上，给远在西安的荞荞拨通电话，兴奋地告诉她，我现在就在她的家乡，在毛主席东渡的渡口。荞荞说，你往西南的山梁梁上看，那里有我家的窑洞，院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槐树，四周全是枣树。我按荞荞所说的方向望去，由于有阳光的照耀，山梁梁的景象斑驳可见，那些建在山峁峁间的窑洞点缀在茂密的枣林中，有的人家已经开始炊烟缭绕了，如诗如画，宛如繁星。

荞荞叮咛我，到一趟东渡渡口不容易，要多照几张照片。我当然要照几张照片了，可是当我用镜头对准渡口纪念碑、黄河、对面的山西以及满山的窑洞树木时，我发现我的镜头有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把我心中的东渡照出来。我把这种感觉没敢对荞荞说。

夜幕渐渐降临，司机提醒说，我们该回去了。我抬头看了看荞荞家的方向，我多想到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去看看啊。荞荞告诉我，自从她父亲去世后，除了清明，她已经很少回家了。人没了亲人固然伤感，但如果连故土也没了，那就更伤感了。写到此，我豁然明白荞荞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把东渡船从老家的山坳里搬到西安城里的荞麦园了。

几天后来到延安，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请我们晚上观看大型音乐会《延安颂》。我问，是中央歌舞团来延安慰问演出吗？领导回答，不是，是当地一位企业家投资的一个民营剧团的演出，每天晚上都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由于晚饭时间延长，我们走进延安大礼堂观看演出时，演出已经开始了。借着台上的灯光，我双眼扫了一下剧场，估计也就七八十人，上座率不足1/6。尽管如此，演员们表演的依然很认真。看着那熟悉的舞蹈与歌声，我的心似乎又回到了中央红军在陕北的十三年。多好的红军，多好的陕北人民，多好的延安精神啊！我同时在想，这样的演出如果放在北京，每天的观众也只能有百八十人吗？据我所知，北京的演出市场异常火爆，每天都有二三十场，观众上座率很少有低于80%的。当然，在市场经济面前，在文化人群分流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电视、剧场每天都上演红色剧目，更不能强迫每个观众每天都必须看红色经典。可我总以为，这些美好的作品还是能够被更多的人铭记为好。但怎样才能做到，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也许我太替古人担忧了。黄河毕竟东流去，古今多少事，能被后人记住的终究很有限。不想也罢，真的，不想了，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