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来到柳青故里，是第二天的事情。这时节，在晋陕大峡谷的山道穿行，陡峭、逼仄、荒凉、苍茫、寂寥的感觉已经灌满了整个身心。陡峭的是山梁，不，是山峁，梁字下边还有个木字，这里很少树木，它光秃秃的耸立在峡谷之上，层层叠叠。逼仄的是道路，在总以为到了尽头的地方总是突如其来，上天入地，千曲百回。荒凉的是土地，这里哪还有什么土地，山峁上一块块补丁一样的斜坡像一块块漂泊的云，行色匆匆。早年西北风在华夏大地上风靡时，你知道在那音乐的旋律里做底的，是黄土，叫黄土高坡，可这里根本看不到黄土，是白花花的沙石。苍茫的是大峡谷，它隐藏在想象中，本应该是人迹罕至的神秘之处，可这里，黄河横穿其间，悬崖峭壁上散居着零星人家，神秘不在，只剩下“拉不上话咱就招一招手”的寂寥与苍茫……

柳青故居，就在这山峁的深处，在这寂寥、苍茫的深处。二十几岁读中文函授，从文学史书里知道柳青和《创业史》，从没试图了解作家和作品。我的童年少年，脚踏大东北平坦的土地，感情上对抗的是一个又一个辽阔的日子，是日子中并不辽阔的人的感情，它更倾向执着于个人内心的波澜壮阔，是自然的忧伤而低调的抒情，就像沈从文《湘西散记》，一开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在读一本大书”，萧红的《呼兰河传》，一开篇“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而《创业史》，不等开篇，宏大和宏伟就石壁一样竖在你的眼前.

创业，在我刚刚开始文学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不知为什么会觉得它与个人无关，似乎它只属于国家、集体、社会。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国家、集体和社会里，即便是书写国家和集体的命运历史，也是由个人心灵入手，也是有关个人心灵的历史；那时，我还不知道，排斥宏大，是我个体生命病态的缺憾，就像我天生晕高――在柳青故乡的吴堡县，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有就要掉进深渊的感觉，当小小心灵得不到近在眼前的抚慰，更玄幻更高远的事物总是让我望而却步……我是说，在沈从文和萧红忧伤而低调的叙述敲打我内心的时候，在西方现代意识流作品大面积冲击我阅读的时候，因为书名“创业”字眼的宏大，《创业史》被我武断地排斥在外了，更不用说对写出这样作品的作家心灵历史的了解和体会……

和一个作家的走近，往往通过作品，而和柳青，则是个例外。

柳青故居坐落在一个峡谷阳面的峭壁上。这里看不到村庄，孤丢丢的，这里没有河流，即使有狭窄的沟谷，也见不到水，这里迈进一座门楼，需要一路向着山崖，拾级而上。不敢仰望，只有回头朝低处看，那里是我们的来路，那里通着无数个山峁，无数个峡谷，那里低处的背后还是高处，那里通着外面，通着吴堡县城。可你身陷其中，你不由得会想，一个孩童一出生就举目荒凉，见不到村庄、人群，看不到哺育村庄的河流，视线之外，山峁高耸云端，那是怎样一种情境？

一天前，在县城的柳青图书馆，参观柳青的生平陈列，觉得他的人生是那样的轰轰烈烈，十几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二十几岁，日机轰炸西安日益频繁，他毅然奔赴抗日前线；把战地体验写成小说发表，在延安，与一批献身革命、为救国而来的文艺工作者相遇；长期深入乡村，了解地主和佃户、富人和穷人，写出《种谷记》；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入乡村十四年，写出后来轰轰烈烈的《创业史》……

感受他人生的轰轰烈烈，或许跟图书馆里一遍遍播放的纪录片有关，那纪录片不但再现了当时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还再现了《创业史》诞生前后作家热闹纷繁的创作与生活。那里虽然也有他多舛的命运：少年时身体羸弱，因肺结核长期遭受疾病煎熬；青年时大哥在日军轰炸中身亡；之后离婚，与年仅三岁的女儿分离；再之后，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妻子承受不住压力投井自杀……可因为你无法从图片的陈列和纪录片的播放中梳理其思想脉络、感情纹理，你脑袋里贯注的，似乎只有他成为人民作家之后的繁华与喧嚣。然而，恰因为如此，恰因为脑袋里灌满了他人生的繁华与喧嚣，另外一时，当你走进他童年的荒凉与寥落，你不免要生出疑惑：他当真出生在这个地方？他出生在这样的地方，有着怎样的童年？是什么让他向外迈出脚步，拥有后来如此轰轰烈烈的人生？

图书馆的文字典藏里，一定存封着他童年的历史，可因为匆匆而过不可能看到，你便觉得这绝处逢生的生命有些难以想象、不可思议，或者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迹。

在当地随同人员的讲解里，不但不觉得这是什么神迹，且一切都平平常常。这倒不是说他认为柳青的出身平常，而是当他引你走进柳青童年的生活环境，指给你看柳青读书的私塾学堂，学堂后边每天都要穿越的高高的拱形隧道，隧道通着的坐落在更高处的石砌窑洞，你觉得柳青的童年不但不孤寂不寥落，且充满欢乐。事实就是这样，跟随同人员拾级而上，站到窑洞院子设身处地，你顿时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家门口就有读书的学堂，在家和学堂之间，是那个Ｊ型隧道，其实那不是隧道，是一个过廊，因为它穿越的不是山岩，而是在露天的斜坡上凭地而起的造型讲究的拱型建筑，从上往下看，曲径通幽，从下往上看，别有洞天，在小小童心还不能懂得大人们日子艰辛的时候，在还不懂得大人们日子如此艰辛，为什么要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造学堂，要在平地垒起匠心独具的过廊的时候，每日在那拱形过廊里上上下下，生活中岂不平添出无尽的欢乐！

独立于山间的学堂，平地而起的过廊，镶嵌在山崖上的窑洞，这样的拥有，原本就是一个奇迹，文明的奇迹，如同祖祖辈辈在如此荒芜荒凉的地方繁衍生息是一个奇迹一样――这似乎涉及处境，涉及人在某种处境中与日子的对抗。所谓处境，即是无从选择的选择。当你落入人迹罕至、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的贫瘠山峁，无从选择的选择便只能是用石头建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谓文明，则来自于抗拒中的建造，就像企图挡住河水的沙石最终只能翻卷出不息的浪花。然而，那天，在柳青的处境中，还发现了比这更重要的翻卷，当某一天，他随大人们去了山峁外面波涛汹涌的黄河渡口，知道在那里，搭上任意一条船，都有可能穿越神州大地，再回到并不宽敞的院子瞭望；当某一天，他身在家园，却听到了回响在峡谷间的枪声，知道那是关乎国家存亡的争战，知道了与不远处的延安有关的红色革命，你落在苍茫处的身心与外面的事物，便无法不生出壮丽、肃穆的情感了……

有这样的发现，是因为一天前，踩着高耸的河壁走进山崖上的吴堡古城，踢着石子来到水流湍急的黄河渡口，坐着渡船去山西地界的碛口古镇，对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已有所了解。这里的村庄没有河，可村庄之外有着一条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吴堡古城早在一千年前就初具规模，就有了结构宏伟的城门、城墙，宏伟的城街、庙宇、民居；这里山叠嶂谷苍茫，可这叠嶂苍茫里，有声有色地记载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足迹，红色政权建立之前，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三月由这里胜利东渡，赴华北指挥解放战争……而那时，正是柳青的青壮年时期……

隧道之上，窑洞无比安详，可站在其中，你能听到黄河之水的激荡，战争硝烟的弥漫，这对我十分重要，因为就在这时，我似乎找到了某种与宏大有关的出处，找到了“创业史”这个词不低调也不忧伤的原由――它不但不低调也不忧伤，且十二分的高亢、壮丽，因为你即使在一个荒漠之中的小小庭院，也能感受到国家这个血管、神经的勃勃跳动，它就在凡俗的日子里，是日子的一部分，就像那隧道是家的一部分，学堂是对抗日子的一部分，它不是选择，是一种不可选择的选择，可它一旦注入你的血管神经，你的生命便不由得不激荡出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波澜壮阔。

从柳青故居回来那个晚上，我翻开房间案头的《柳青传》，在那里，柳青的童年跃然纸上。他刚出生就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因为家境贫寒，差一点被母亲送人，可他在祖母的坚持下留下来，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他贪玩，和小伙伴打瓦片，摔跤、捉迷藏，跟父亲到山上捉野鸡，活蹦乱跳”……无论生在怎样的处境，都给你一个不知愁滋味的童年，这或许是上天的公平，可有一点让我十分意外，柳青在不知愁滋味的童年，和他身边的孩子们玩味着的，是“做皇帝”的滋味。在《柳青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到了上学的年龄，柳青贪玩不愿读书，常领娃娃们玩一种“坐朝廷”的游戏，“蕴华（柳青原名）坐在垒了三层高的书桌上当皇帝，其他娃娃当文武百官，一会儿鞠躬，一会儿磕头，正耍得红火，先生突然出现在窑门口，慌张的‘文武百官’到处乱窜，‘小皇帝’坐得太高下不来，吓得哇哇直哭……”在我出生的乡村，因为天高皇帝远，过家家扮演的只是父母儿女鸡鸭猪狗，玩得是平常日子的繁琐滋味，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坐朝廷”这种游戏。“坐朝廷”，当然不是柳青的发明创造，但正因为如此，才让你看到比黄河和战争更深远地影响了这一带人精神气度的另一种东西：帝都文化。

西安在古长安时期，先后有十四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一千一百年之久，不管吴堡离长安有多远，这里的人们都算皇城根下。试想一下，你童年里的家国是这样一种亲近的关系，你血管里日益澎湃着家国天下，成为作家之后，立志为一个时代立传的《创业史》的横空出世，不是太顺理成章吗！

在《柳青传》里，他家国情感的建立有着细腻的纹理，父亲因为官司失败而发誓供孩子读书，于是柳青有了读北大的大哥，有了十几岁就受大哥影响的英语学习环境，有了很早就读外国文学的读书经历，有了被大哥带出去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成长过程……但我相信，更细腻的纹理一定在《创业史》里，因为没有一个作家会在作品里抽离自我，于是，从吴堡回来，我从网上订购了这部书，可是，翻开第一页，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一九三0年春天，撒布在汤河沿岸产稻田的饥民，好像季候鸟一样，在几天里都走了……”

稻田、候鸟，吴堡哪里有稻田？是谁变成了候鸟？是生存在峡谷里的人们每年都要翻出去，在平坦的有稻田的地方耕种，像如今的远离家园的民工？还是作家从童年的峡谷走出，见到了平原，将故事放进了相对开阔的村庄？

无论是人生还是创作，都充满了无限的神奇和神秘，此刻，《创业史》放在眼前，我知道，这必定是一次神奇、神秘的旅行；当然，我更知道，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无法真正还原作家真实的心灵历史，这不仅仅缘于生命的神秘，还缘于人心的局限……

——选自《延河》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