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生朋友李秋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部由杨啸编著的小说《红雨》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后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和“赤脚”医生的故事。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七十年代，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实际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合作医疗”站，培养本土医生，取名为赤脚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其内涵我尚不知悉。我生长在偏僻的农村，经历过那段有病不能及时医治，吃药得步行几十里或者上百里去配取，患急病因耽误救治导致死亡的历史。从我记事起，家乡就那么两三位民间医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培训，仅凭传统的医疗方法和多年的行医经验为患者治病。他们看病没有固定场所，四处周游。那时没有通讯设备。地域广，从医人员少，有病要想找位医生，需要四处打听，花费很长时间，跑很多路。

我十五岁那年冬天的一天，放学后回到家已经是点灯时分，此时弟弟肚子疼痛已经一天了。我一进门，看见他头上直冒汗，在炕上来回打滚，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父母着急地让我赶紧去请医生。于是我与本村一位同龄孩子一起去请医生。医生在哪？漫无目标，我俩一晚上跑了好几个村，翻山越岭，又冷又饿，步行了几十里路。每到一个村，便挨家挨户把人家叫醒，打问医生的下落，直到后半夜我们才找到医生，回到家天已发亮。这种找医生难的现象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对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经历都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兴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总认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我的心目中，不管是文革的“产物”，还是“政治色彩”，当时“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确实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那年，我们大队也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有固定场所，有中西药药房，大队先后培养了好几位赤脚医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接受过专业培训。在赤脚医生中，他们看病是中西药结合，男科、妇科、内科、外科皆治。经过多次培训和临床经验，他们的业务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从诊病到医治与从前的民间医生医治方法大不相同，科学性很强。过去民间叫那些医生为“时令病”、镇痛片大夫，因为他们为大部分患者诊断定病后的说法都是“时令病”及流行感冒，有些病根本诊断不清，更谈不上治疗了。

现任千秋集团董事长的李秋生先生是当地最早培养的“赤脚”医生之一。他出生在当时的铧尖公社乌兰哈达大队曹家圪楞生产队的李家沟。他们家族在当地是大户人家，祖辈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父亲是位实实在在的本分农民。秋生先生早年丧母，可以说一生得到的母爱很少。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父亲对他比较宠溺。但他从小与一般孩子不一样，尽管父辈们对他倍加呵护，但他却没有娇生惯养这一说，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念书时放假后，照样参加队里的劳动。我曾经有段时间与他一起收过秋，担过土垫过地。从那时起，我们相互来往多，有共同的语言和志向，成了好朋友。他学医时十七岁。那时他年轻，学习认真钻研，多次到准旗、呼市等地的医院进修学习，在当时“赤脚”医生的队伍中是出类拔萃的。他为人诚实善良，品质高，办事公平合理，又吃苦耐劳，他的医术和技能高，在家乡和周边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他行医的二十多年里，不管是当乡村的“赤脚”医生，还是后来任乡卫生院院长，他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戴月、翻山涉水，不分白天黑夜一请就到。家乡地貌沟壑纵横，那时落后的山乡一没有公路，二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他经常靠步行四处行医。多少年来根本无法计算他走了多少路，治好多少名患者。他对事业勤勤悬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赢得了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和赞扬。

他医术高明，诊断准确，治病有方，事例频多，名不虚传。神山村有位姓张的社员，其媳妇生小孩难产，十多天都没有生出，请来四五位当地和外乡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当地医生建议到盟医院，不然产妇和小孩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加之这位姓张的社员常年有病，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收入，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拿不出钱去盟医院，只能在家听天由命了。难产第十一天时恰好李秋生从旗医院学习回来了，他认真检查后，得出的结果是胎位是顺的，主要原因是此胎是第四胎，由于产妇营养不良，子宫收缩无力，胎儿不能顺利产出。于是，他及时给产妇输液，并进行静脉滴注催产素。经过他的有效治疗，不到一个小时，小孩顺利出生，产妇与小孩都平平安安。张家全家欢天喜地，此事后来在乡邻之间也传为了佳话。从此，李秋生名气大振，周边的人们有病都请他治疗。

有一年，我家附近有位妇女肚子疼，当时另一位医生按照阑尾炎治疗，结果病情越治越严重。后经秋生诊断为宫外孕，并督促尽快到盟医院治疗。由于救治及时，妇女的病治好了。这一切基于他准确的诊断，才得以挽救回一条生命。我母亲多年来经常有肚子疼的毛病，每次发作起来都很严重。有一年正月初一，母亲的病又发作了，我们请他来治疗。他诊断后说是胆结石，需要到盟医院做手术。就是那天我母亲住进了盟医院，经大夫拍片检查，确诊为胆结石。和他诊断的如出一辙，后来做了胆囊切除手术。自那时起直到母亲去世，二十多年里再没犯过此病。

一九八二年，我父亲突然言语不清，行走不便，秋生检查后诊断为脑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病名。经过他几个月的精心治疗，父亲的病终于治好了。几年后，已经七十六岁的父亲，在晚上突然昏迷不省，第二天姐妹们想送父亲到东胜盟医院治疗。后来请秋生来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诊断后说是脑溢血，出血面积大，不易坐车，经不起颠簸，如果坐车，生命就会有危险。他说这种情况到了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在家治疗，也是维持几日只能尽心，你们为老人准备后事吧。不出两天父亲就病逝了。

李秋生先生因赤脚医生行医出名，后来调他到乡卫生院当院长，这足以说明他医术的高明以及组织上对他的重视。那时由于条件所限，地方上不少疑难杂病均无法治疗，患者只能接受自治区政府派出的“六·二六”医疗队到铧尖乡的义诊，于是他从铧尖乡请来医疗队给大家义诊。医疗队有不少专家教授，中药、西药，内科、外科、妇科大夫齐全。医疗队就住在生产大队队部开展坐诊。那时就诊的人很多，有本村的，有周边农村的，每天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我那时二十六、七岁，身体非常差，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于是他带我找到一位姓秦的大夫做检查，结果是胃溃疡。大夫建议我少喝酒，不要吸烟，多吃细粮和蔬菜。那时我家里生活很困难，哪有细粮可吃，玉米面是主要食物。后来生活改善了，我的胃病也好了。就是这次“六·二六”医疗队的到来，给当地病患带来了福音，治好了不少多年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我们村有位中年妇女多年忍受着小肚子痛的折磨，就是在那次，专家们给她做了手术，从腹内取出很大一个瘤子，治好了她多年的病症，为她解除了痛苦。这位妇女如今已近八十岁，仍然健康地生活着。

李秋生先生从医多少年我记不准确了，但他救死扶伤的医术医德我耳闻目睹，除自己亲身体会外，家乡的人对他的传说也很多，不少人提起他都说：好人！

我任陶瓷厂厂长后，为改变职工家属就医难的问题，在原卫生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卫生院，那时厂里效益好，专门投资新建了一所比当时乡卫生院规模还大的医院，在旗卫生局的支持下增添了设备，增加了医务人员。当时我请李秋生来当院长，因为他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工人们也了解他、相信他。但是，他是乡卫生院的院长，旗卫生局和乡政府不同意让他走，我只好从另外一个乡调来一位大夫当了院长。一年后，经过多次做工作，旗卫生局和乡政府才同意他的调动，任他为厂卫生院副院长。从此我俩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那时候，陶瓷厂卫生院办的很有特色，一是我们的环境和条件相对来说比乡卫生院好，二是我们离东胜近，与伊盟最大的医院有业务合作，盟医院的大夫经常来这里巡诊，有些小手术就地做，花钱少而且省事。三是陶瓷厂在两乡之间，不但陶瓷厂职工家属多，周边很多老百姓都来这里就诊。交通条件改善后，我们会专程请盟医院的高级大夫来治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很多公职人员辞职下海经商。在那种背景下，他提出辞职，要下海创业。我当时不同意他这样走的，但他多次向我陈述观点:“我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家中有三个子女都大了，他们要成家，靠我这点收入很难，如果再过几年，我年龄大了，机会也失去了，我便一事无成了。”最终我被他说服，同意他辞职。从此，他放弃了多年的行医之路，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创业。

创业说起来容易又好听，但真正做起来麻烦而艰辛。他的创业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不少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成功与失败、利益与风险，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他也如此。他在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摸爬滚打，饱尝了创业路上的辛酸苦辣。有付出就有收获，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收获，事业有成，从一名赤脚医生转变成了一位很有名气的“大老板”。他的事业不断扩大，生意范围越来越广，这一切靠的是他的诚实守信，以及不断进取的人格魅力。

在他有了收获时，不忘老本行，与别人合作，最早在鄂尔多斯东胜办起第一所规模较大的民营医院——广厦医院。他有了名利但不忘家乡父老，为他们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他在创业刚有了起色时，与乡政府共同出资，修建了从黄天棉图至公沟的沙石公路，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了方便，更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来，他赞助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不计其数。二零零四年，铧尖村村支书乔三仁找到李秋生说，村民刘二宽的儿子考上了区内的重点大学，但由于家庭困难上不起学。他听后，毫不犹豫资助了这个孩子，并承担了从入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正是由于他的爱心和善举，二零零七年，他被旗政府评为“全旗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在他创业途中，凡是本地人能做的工程，尽量安排本地人做，用工也是本地人优先。多少年来，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不少人都富了起来。

李秋生先生一九九五年下海创业，组建乌兰哈达乡煤炭公司，二零零零年成立了千秋矿业集团，二十年来累计给国家纳税20多亿元，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零零五年，他被准格尔召镇政府授予“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过去的事情都已成为回忆，现在我俩都已年过花甲。去年我也退位回家，开始他担心我刚退下来不适应，所以，经常招呼我与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的这片心意，我打心里感激。我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在人生征途上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他当赤脚医生时，一无工资，二无奖金，他的收入是工分，与当时的社员享受一样的待遇。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与那一代的赤脚医生们一样广阔天地把根扎，接生、治病，救死扶伤，“一颗红心暖千家”，真正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

李秋生先生从一位赤脚医生起步，在事业的征途上不断地进取发展，一直到后来的下海创业，他的经历是一部传奇的故事典籍。他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漫长的道路，那不是用简单的文章能够写出来的，作为他的同乡、朋友，我只是断章取义写出了自己的感想。在他的人生和创业道路中，也有些人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说道和看法，其实这也很客观，因为人无完人，况且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好评价别人、说三道四。一些人沾了别人的光得到了利益，可惜不知足。甚至对帮助他的人横加指责、耿耿于怀，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受和体验。我深知做人难，做好人更难。我更了解创业者的辛酸，他们付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代价，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忍受过别人没有受过的气，满腹苦水无处泻，只能装在自己肚里边。李秋生先生的经历就是如此。我认为，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主流，看全部，不能看一时一事。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李秋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做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总是吃亏在先。他的好人品是社会公认的。

我的成长和工作生涯中，得到过他的关照和帮助、支持和理解，这些我永生难忘。“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

在此，祝愿秋生老弟，一生平安！

乡土文化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他们也有各种方式的文化娱乐活动。这里俗称红火。每逢过年过节或农闲时期，大家总是要聚到一起红火。这种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内容和方式也在改变，一直从父辈们延伸到我们这一代人。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乡土气息浓厚的红火几乎销声匿迹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前辈们经常走在一起吹拉弹唱。每逢节日，他们进行简单的化妆后便登台表演。每年的正月十五家乡举行庙会，在庙上敬神，晚上又接着举办九曲黄河阵灯游会。附近的乡亲们都来求神拜佛参与其中。大队的乡亲们紧跟形势，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然，宣传队的文艺内容更新，着装打扮完全变了，演职人员也成了当时的年轻人了。尽管那时生活艰难，但人们的精神不减。那些年轻人白天劳动，晚上从各个地方聚到大队进行排练。我经常去看他们排练节目。他们都很认真，每次排练至少有大队的民兵连长或团支部书记这样的领导参加。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各生产队演出，有时还到公社参加汇演。再以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积极参加了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我们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个个热情高涨、劲头十足。

在我十五六岁时，也参与过一些娱乐活动。我记得在学校活动中，我学会了说快板。有一位社员自编了一段《新旧社会对比》的快板，学校安排由我表演。回到家乡我便用这段快板参与了活动。这段快板内容就是忆旧社会的苦、道新社会的甜。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段词：“三十七年六五年，哪个苦来哪个甜。六五年灾不小，看你们社员好不好，供应的粮、救济的款，救济的棉布管够穿”，“旧社会尽狗官，上门催粮又逼款。新社会不一般，干部下乡吃顿饭，不是一毛就毛半。”在不少场合我就说这段《新旧社会对比》快板登台表演。

我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也不知道有多么苦，都是听大人们说的，印象中旧社会就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社会不安定，人们普遍生活贫困。从我懂事到改革开放，干部们下乡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经常的事。干群关系的确非常好。一九六五年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生产队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全靠国家供应和救济。这段《新旧社会对比》的作者是位老农民，他深有感受，才能写出这样的段子。文革前这种娱乐活动，大都是以传统的二人台为主，有时有的人还合唱几句晋剧小段子，山曲(今天称漫瀚调)也是内容之一。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少节目都是旧调新词，或者是革命样板戏选段和革命歌曲。我十五六岁起，也融入这个群体。在学校我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回乡后改革开放前，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参加工作后在陶瓷厂我都是参与者和组织者。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编写过很多文艺节目，例如小歌剧、二人台、快板等。回想起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低下但激情却是那么高昂、那么活跃，那个火红的时代，永远难忘。

多少年过去了，有几位爱好文娱活动的前辈虽然都已过世，但他们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在我小时，我也不知道谁组织活动，但我却多次看过他们在一起红火，周边不少的人跟着他们唱，到了关键时拍手叫好。有位蒙古族老人叫郝三乔，他既会打扬琴又会唱歌，特别是边打琴边唱。还有位叫黄广仁的老人，平时不怎么和人交往，但每个红火场合他都参与。他看上去笨笨的，却弹的好三弦，有时弹的高兴时还唱道情，虽然听不懂唱词，但道情调很好听。一位叫刘福后的老人，男扮女装，唱二人台扮演小旦角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文化生活却不单调，都能积极主动地参加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是他们给偏僻落后的山村带来了快乐。谁家有婚姻喜事他们都主动捧场，而且有时能从晚上一直“红火”到天明。家乡大部分人都会唱，特别是山曲(现在称漫瀚调)、单唱、对唱，有时大家都唱。那个气氛，那个亲情，那种精神永远记在我心中。

在我少年时，家乡有位名叫刘万白的老先生很有名气。刘老先生出名主要靠“说书”。他在什么学校上的学，什么学历都无法考证了，但他肯定读过不少书。在我十几岁时，老先生大约有五六十岁吧。他与一般人不一样，留着长发，发型与今天那些艺术家差不多。他个头不高，衣着打扮虽然简单却很干净，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旧时的教书先生，看上去非常精神。因为他会说书，能讲很多故事，所以他家经常人来人往，特别是冬春农闲时，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听书。老先生说书是没有一点收入的，听书的人不付任何费用。刘老太太是位非常热情好客的人，不管去多少人，她总是茶水招待。

刘老先生不但会说书，而且讲得声情并茂，有时候按照故事情节拉着四胡唱。对书中所写的诗句他一字不差的讲给大家听。从我懂事到文革前，我曾多次听过他老人家讲的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杨七郎打擂》等等，特别是他说的《金镯玉环记》非常动听。那年我们邻居王保保给孩子过生日，晚上把老人请来说书，说的就是《金镯玉环记》。故事情节的跌宕再加上他老人家的表情，在场的人们都听得聚精会神。当说到书中的主人公雷宝童落难时，在场的几位老太太都掉泪了。那晚我回到家里已经半夜，父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是在王保保家听书。我父亲骂我为什么不叫他，其实我的父亲每天干重活很累，但他听我说刘老先生说书，埋怨我不叫他。可想而知，父亲也很爱听刘老先生说书。

那个年代，我们家乡有说书听书的氛围。在周边能说书的不止刘老先生一人，还有好几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有时人们专门把他们请到家里说书。说书讲故事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中成为一种生活乐趣和精神享受。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会说几段书给大家听，特别是在学校住校，晚间住校的同学经常让我讲故事。同样也是受他们的影响，让我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我的二舅二妗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在内蒙没有其他亲戚，二舅一家是离我们家最近，也是来往最多的唯一一家亲戚。

二舅名叫石院小。据说当时姥姥正在院子里干活，突然肚子疼，还没来得及走回家，就把二舅生在了院子里，所以取名石院小。二舅老家是陕西省府谷县西山村人。姥姥共生他们姐弟六人，三男三女，我母亲为老大。在我家搬到内蒙古东胜酸刺沟后，二舅也跟着来到了这里，跟着我父亲学做瓷的手艺，出徒后没回老家，就在此地成家立业。二妗是当地的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可她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典型的贤妻良母，操持家庭尽心尽力，是二舅的好妻子，儿女们的好母亲，我们的好妗妗。

一九五三年，父亲离开白泥渠举家搬迁至黄天棉图时，二舅没有跟着他走，而是留在了当地。一九七八年，由于他所在的单位停产，人员全部安排到东胜工作，二舅家也搬迁进城。

我家距二舅家原来的住地东胜酸刺沟约50多华里，在那交通落后的年代里，亲朋好友间互相走动全靠步行。每到逢年过节，不是我们去二舅家，就是二舅来看望我们。因为只有他们姐弟俩从陕西来到了内蒙古，二舅是我们在内蒙的唯一的近亲，他对我们也特别关照，所以，每当我们家里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人总是二舅。特别是我本人，在小的时候，每逢过节或受点委屈，就跑到房后的小山顶上呼唤，盼望着二舅的到来。

记得有次父亲大病住院，当时我们姐弟几人尚小，二舅既是来探望病人的亲戚又是当时的主事人。二舅在医院跑前跑后，出主意想办法为父亲治病，二妗则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给父亲送饭。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年有病，由于我家距离东胜远，当时交通又不方便，母亲就经常住在二舅家看病。在我们家族中，几十年来，没有一家没享受过二舅二妗的照顾。我们进城办事、看病，都要吃住在二舅家里。他们家当时住着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家六七口人都挤在这个小屋里，有时我们去了家里住不下，二舅就会在外间厨房里搭个床铺。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略有提高，但也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二舅一家也不宽裕，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全家主要靠二舅的收入维持生活，但每次我们去了，二舅都会“设宴”招待。

在我的成长中，二舅对我的关怀照顾已无法计算，但有几件事让我永生难忘。

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间，二舅捎来话，让我去给他帮几天忙，去了一看也没什么重活，他家喂有一头毛驴，我每天负责给驴割草。很快假期到了，在我准备回家时，二妗给我买了一双蓝色的解放鞋，并让裁缝给我做了一条咔叽布料的蓝色裤子。蓝色解放鞋和蓝色裤子是当时最时兴的，谁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这样的裤子会被人刮目相看的。我们家人多，根本就没有能力给我买这样的鞋和裤子，从小到大，我们姐弟几人的衣服都是大的退下小的穿。拥有这样一双鞋和这样的裤子别说是我，即使是在我们学校，也没人能穿得起。我也深知，二舅家靠他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实属不易，给我买鞋又买裤子真是费心费力。当我穿上新鞋新裤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高兴得又蹦又跳，心里美滋滋的。

在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那年夏天，妻子生病了，本地大夫治疗了几天不见效反而病情越来越重。后来住进了盟医院。经检查是阑尾炎，由于病情延误，必须马上手术。于是顾不得多想就由当时的值班大夫匆匆忙忙做了手术。手术后，先是刀口不能愈合，后又引起肠粘连，一个小手术，在医院反反复复住了七个多月。那时我的孩子都还小，儿子七岁，女儿四岁。在妻子住院期间，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由母亲照看。那年我感觉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年。一是家贫，看病又要花钱；二是我既要照顾住院的妻子，还得回家料理家务，厂子里还有事；三是正值秋季，地里的庄稼还得收割。就是把我一人分成几瓣还是忙不过来。为了省钱，我俩吃饭主要靠二舅家送，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二妗把饭做好，不是表弟表妹送就是二妗送。当年，二妗也五十多岁的人了，她不会骑自行车，从家到医院往返十华里全靠步行。是她老人家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医院。由于住院的费用太高，病情稍微稳定了妻子就选择了出院，为了就医方便，就住在了二舅家，又是我这好心的二妗，肩负起了照顾妻子的重任，除了在家里照顾还得陪着妻子去医院复查配药。这样的事，一般人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的二妗毫无怨言地做着这一切。转眼间快过春节了，二妗知道我们没钱也没人给两个孩子换新衣服，又是我的二妗，她老人家一针一线地亲自给两个孩子缝了新衣服，而且给我的妻子缝了件当时流行的红绸子棉袄……

我很清楚，二舅一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经营生活。他们共养育了六个孩子，两个女儿已出嫁了，还有四个孩子在上学。他为了多挣点钱，除了正常上班外，还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单位装卸车。没人干的苦活重活他主动来干。二舅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好，年轻时得过重病，经常得吃药，但为了生活他得拼命地去干活儿。

在我一生中，得到过两位老人多少次关心与照顾我已数不清。有一年，我们这里举办交流会，由于我妻子看病欠下不少外债，为了偿还外债，妻子在会场卖饭。二妗听说后，知道会很忙，二话没说便带着不到九岁的小表弟专程从东胜赶来帮忙。那天晚上，由于吃饭的人多，把小表弟挤得跌倒，结果把锁骨给碰断了，二妗没有一句怨言，自己领回东胜治疗。

文化大革命期间，二舅受到了迫害。在那个年代里，谁也不敢和这样的家庭来往。是我二妗在那样的环境下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一九七八年，二舅得到平反。那时不少的受害者上访，要补贴、安排子女等。二舅没有，他还是默默无闻当了工人，几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因他受害而安排工作的。那年，二舅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弟找不上工作，因为学历浅，唯一出路就是参军。但想去参军对于这样的家庭谈何容易？那晚邻居请接新兵的部队领导吃饭，邻居与二舅家平时处的好，再加上二舅酒量大，所以请二舅去作陪。几杯酒下肚，二舅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孩子当不了兵。不由地哭了。接兵的同志问他有什么伤心事，他就把孩子想参军的事一一说了。二舅这一哭，感动了接兵的领导，后来经过商议后他们表态同意表弟去参军。二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尚没有掉一滴泪，可现在为了子女的事竟潸然泪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现在二舅二妗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的人生道路艰辛且坎坷，两位老人曾得过重病，可以说都是从死亡崖畔活过来的人。在漫长的生活中，为了子女们呕心沥血，为了生活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在他们家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得关心照顾我们，为我们操心。他们的爱，一如和煦的暖阳，一直温暖着我们内心无垠的旷野。

他们后半生，受到了沉痛的打击。先是他们的大女婿因病英年早逝。没过几年，大女儿又因病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情地打击了两位老人。两位老人历经艰辛，现都高龄，目前都身体健康、子女孝顺，生活也能自理。现在条件好了，已经购置了新房，四世同堂，安享着天伦之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我一生中，两位老人对我们家的关心与照顾我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全部表达出来。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两位老人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我这辈子也还不完。此刻，我只能默默地衷心祝福两位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选自作者散文集《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