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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喜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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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喜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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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4

我的医生朋友李秋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部由杨啸编著的小说《红雨》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后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和“赤脚”医生的故事。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七十年代,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实际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合作医疗”站,培养本土医生,取名为赤脚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其内涵我尚不知悉。我生长在偏僻的农村,经历过那段有病不能及时医治,吃药得步行几十里或者上百里去配取,患急病因耽误救治导致死亡的历史。从我记事起,家乡就那么两三位民间医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培训,仅凭传统的医疗方法和多年的行医经验为患者治病。他们看病没有固定场所,四处周游。那时没有通讯设备。地域广,从医人员少,有病要想找位医生,需要四处打听,花费很长时间,跑很多路。

我十五岁那年冬天的一天,放学后回到家已经是点灯时分,此时弟弟肚子疼痛已经一天了。我一进门,看见他头上直冒汗,在炕上来回打滚,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父母着急地让我赶紧去请医生。于是我与本村一位同龄孩子一起去请医生。医生在哪?漫无目标,我俩一晚上跑了好几个村,翻山越岭,又冷又饿,步行了几十里路。每到一个村,便挨家挨户把人家叫醒,打问医生的下落,直到后半夜我们才找到医生,回到家天已发亮。这种找医生难的现象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对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经历都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兴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总认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我的心目中,不管是文革的“产物”,还是“政治色彩”,当时“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确实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那年,我们大队也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有固定场所,有中西药药房,大队先后培养了好几位赤脚医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接受过专业培训。在赤脚医生中,他们看病是中西药结合,男科、妇科、内科、外科皆治。经过多次培训和临床经验,他们的业务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从诊病到医治与从前的民间医生医治方法大不相同,科学性很强。过去民间叫那些医生为“时令病”、镇痛片大夫,因为他们为大部分患者诊断定病后的说法都是“时令病”及流行感冒,有些病根本诊断不清,更谈不上治疗了。

现任千秋集团董事长的李秋生先生是当地最早培养的“赤脚”医生之一。他出生在当时的铧尖公社乌兰哈达大队曹家圪楞生产队的李家沟。他们家族在当地是大户人家,祖辈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父亲是位实实在在的本分农民。秋生先生早年丧母,可以说一生得到的母爱很少。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父亲对他比较宠溺。但他从小与一般孩子不一样,尽管父辈们对他倍加呵护,但他却没有娇生惯养这一说,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念书时放假后,照样参加队里的劳动。我曾经有段时间与他一起收过秋,担过土垫过地。从那时起,我们相互来往多,有共同的语言和志向,成了好朋友。他学医时十七岁。那时他年轻,学习认真钻研,多次到准旗、呼市等地的医院进修学习,在当时“赤脚”医生的队伍中是出类拔萃的。他为人诚实善良,品质高,办事公平合理,又吃苦耐劳,他的医术和技能高,在家乡和周边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他行医的二十多年里,不管是当乡村的“赤脚”医生,还是后来任乡卫生院院长,他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戴月、翻山涉水,不分白天黑夜一请就到。家乡地貌沟壑纵横,那时落后的山乡一没有公路,二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他经常靠步行四处行医。多少年来根本无法计算他走了多少路,治好多少名患者。他对事业勤勤悬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赢得了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和赞扬。

他医术高明,诊断准确,治病有方,事例频多,名不虚传。神山村有位姓张的社员,其媳妇生小孩难产,十多天都没有生出,请来四五位当地和外乡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当地医生建议到盟医院,不然产妇和小孩都有生命危险。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加之这位姓张的社员常年有病,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收入,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拿不出钱去盟医院,只能在家听天由命了。难产第十一天时恰好李秋生从旗医院学习回来了,他认真检查后,得出的结果是胎位是顺的,主要原因是此胎是第四胎,由于产妇营养不良,子宫收缩无力,胎儿不能顺利产出。于是,他及时给产妇输液,并进行静脉滴注催产素。经过他的有效治疗,不到一个小时,小孩顺利出生,产妇与小孩都平平安安。张家全家欢天喜地,此事后来在乡邻之间也传为了佳话。从此,李秋生名气大振,周边的人们有病都请他治疗。

有一年,我家附近有位妇女肚子疼,当时另一位医生按照阑尾炎治疗,结果病情越治越严重。后经秋生诊断为宫外孕,并督促尽快到盟医院治疗。由于救治及时,妇女的病治好了。这一切基于他准确的诊断,才得以挽救回一条生命。我母亲多年来经常有肚子疼的毛病,每次发作起来都很严重。有一年正月初一,母亲的病又发作了,我们请他来治疗。他诊断后说是胆结石,需要到盟医院做手术。就是那天我母亲住进了盟医院,经大夫拍片检查,确诊为胆结石。和他诊断的如出一辙,后来做了胆囊切除手术。自那时起直到母亲去世,二十多年里再没犯过此病。

一九八二年,我父亲突然言语不清,行走不便,秋生检查后诊断为脑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病名。经过他几个月的精心治疗,父亲的病终于治好了。几年后,已经七十六岁的父亲,在晚上突然昏迷不省,第二天姐妹们想送父亲到东胜盟医院治疗。后来请秋生来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诊断后说是脑溢血,出血面积大,不易坐车,经不起颠簸,如果坐车,生命就会有危险。他说这种情况到了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在家治疗,也是维持几日只能尽心,你们为老人准备后事吧。不出两天父亲就病逝了。

李秋生先生因赤脚医生行医出名,后来调他到乡卫生院当院长,这足以说明他医术的高明以及组织上对他的重视。那时由于条件所限,地方上不少疑难杂病均无法治疗,患者只能接受自治区政府派出的“六·二六”医疗队到铧尖乡的义诊,于是他从铧尖乡请来医疗队给大家义诊。医疗队有不少专家教授,中药、西药,内科、外科、妇科大夫齐全。医疗队就住在生产大队队部开展坐诊。那时就诊的人很多,有本村的,有周边农村的,每天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我那时二十六、七岁,身体非常差,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于是他带我找到一位姓秦的大夫做检查,结果是胃溃疡。大夫建议我少喝酒,不要吸烟,多吃细粮和蔬菜。那时我家里生活很困难,哪有细粮可吃,玉米面是主要食物。后来生活改善了,我的胃病也好了。就是这次“六·二六”医疗队的到来,给当地病患带来了福音,治好了不少多年无法医治的疑难杂症。我们村有位中年妇女多年忍受着小肚子痛的折磨,就是在那次,专家们给她做了手术,从腹内取出很大一个瘤子,治好了她多年的病症,为她解除了痛苦。这位妇女如今已近八十岁,仍然健康地生活着。

李秋生先生从医多少年我记不准确了,但他救死扶伤的医术医德我耳闻目睹,除自己亲身体会外,家乡的人对他的传说也很多,不少人提起他都说:好人!

我任陶瓷厂厂长后,为改变职工家属就医难的问题,在原卫生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卫生院,那时厂里效益好,专门投资新建了一所比当时乡卫生院规模还大的医院,在旗卫生局的支持下增添了设备,增加了医务人员。当时我请李秋生来当院长,因为他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工人们也了解他、相信他。但是,他是乡卫生院的院长,旗卫生局和乡政府不同意让他走,我只好从另外一个乡调来一位大夫当了院长。一年后,经过多次做工作,旗卫生局和乡政府才同意他的调动,任他为厂卫生院副院长。从此我俩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那时候,陶瓷厂卫生院办的很有特色,一是我们的环境和条件相对来说比乡卫生院好,二是我们离东胜近,与伊盟最大的医院有业务合作,盟医院的大夫经常来这里巡诊,有些小手术就地做,花钱少而且省事。三是陶瓷厂在两乡之间,不但陶瓷厂职工家属多,周边很多老百姓都来这里就诊。交通条件改善后,我们会专程请盟医院的高级大夫来治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很多公职人员辞职下海经商。在那种背景下,他提出辞职,要下海创业。我当时不同意他这样走的,但他多次向我陈述观点:“我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家中有三个子女都大了,他们要成家,靠我这点收入很难,如果再过几年,我年龄大了,机会也失去了,我便一事无成了。”最终我被他说服,同意他辞职。从此,他放弃了多年的行医之路,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创业。

创业说起来容易又好听,但真正做起来麻烦而艰辛。他的创业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不少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成功与失败、利益与风险,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他也如此。他在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摸爬滚打,饱尝了创业路上的辛酸苦辣。有付出就有收获,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收获,事业有成,从一名赤脚医生转变成了一位很有名气的“大老板”。他的事业不断扩大,生意范围越来越广,这一切靠的是他的诚实守信,以及不断进取的人格魅力。

在他有了收获时,不忘老本行,与别人合作,最早在鄂尔多斯东胜办起第一所规模较大的民营医院——广厦医院。他有了名利但不忘家乡父老,为他们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他在创业刚有了起色时,与乡政府共同出资,修建了从黄天棉图至公沟的沙石公路,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了方便,更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年来,他赞助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不计其数。二零零四年,铧尖村村支书乔三仁找到李秋生说,村民刘二宽的儿子考上了区内的重点大学,但由于家庭困难上不起学。他听后,毫不犹豫资助了这个孩子,并承担了从入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正是由于他的爱心和善举,二零零七年,他被旗政府评为“全旗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在他创业途中,凡是本地人能做的工程,尽量安排本地人做,用工也是本地人优先。多少年来,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不少人都富了起来。

李秋生先生一九九五年下海创业,组建乌兰哈达乡煤炭公司,二零零零年成立了千秋矿业集团,二十年来累计给国家纳税20多亿元,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零零五年,他被准格尔召镇政府授予“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过去的事情都已成为回忆,现在我俩都已年过花甲。去年我也退位回家,开始他担心我刚退下来不适应,所以,经常招呼我与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的这片心意,我打心里感激。我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在人生征途上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他当赤脚医生时,一无工资,二无奖金,他的收入是工分,与当时的社员享受一样的待遇。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他与那一代的赤脚医生们一样广阔天地把根扎,接生、治病,救死扶伤,“一颗红心暖千家”,真正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

李秋生先生从一位赤脚医生起步,在事业的征途上不断地进取发展,一直到后来的下海创业,他的经历是一部传奇的故事典籍。他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漫长的道路,那不是用简单的文章能够写出来的,作为他的同乡、朋友,我只是断章取义写出了自己的感想。在他的人生和创业道路中,也有些人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说道和看法,其实这也很客观,因为人无完人,况且社会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好评价别人、说三道四。一些人沾了别人的光得到了利益,可惜不知足。甚至对帮助他的人横加指责、耿耿于怀,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受和体验。我深知做人难,做好人更难。我更了解创业者的辛酸,他们付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代价,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忍受过别人没有受过的气,满腹苦水无处泻,只能装在自己肚里边。李秋生先生的经历就是如此。我认为,评价一个人主要看主流,看全部,不能看一时一事。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李秋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做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总是吃亏在先。他的好人品是社会公认的。

我的成长和工作生涯中,得到过他的关照和帮助、支持和理解,这些我永生难忘。“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

在此,祝愿秋生老弟,一生平安!


乡土文化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他们也有各种方式的文化娱乐活动。这里俗称红火。每逢过年过节或农闲时期,大家总是要聚到一起红火。这种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内容和方式也在改变,一直从父辈们延伸到我们这一代人。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乡土气息浓厚的红火几乎销声匿迹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前辈们经常走在一起吹拉弹唱。每逢节日,他们进行简单的化妆后便登台表演。每年的正月十五家乡举行庙会,在庙上敬神,晚上又接着举办九曲黄河阵灯游会。附近的乡亲们都来求神拜佛参与其中。大队的乡亲们紧跟形势,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然,宣传队的文艺内容更新,着装打扮完全变了,演职人员也成了当时的年轻人了。尽管那时生活艰难,但人们的精神不减。那些年轻人白天劳动,晚上从各个地方聚到大队进行排练。我经常去看他们排练节目。他们都很认真,每次排练至少有大队的民兵连长或团支部书记这样的领导参加。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各生产队演出,有时还到公社参加汇演。再以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积极参加了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我们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个个热情高涨、劲头十足。

在我十五六岁时,也参与过一些娱乐活动。我记得在学校活动中,我学会了说快板。有一位社员自编了一段《新旧社会对比》的快板,学校安排由我表演。回到家乡我便用这段快板参与了活动。这段快板内容就是忆旧社会的苦、道新社会的甜。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段词:“三十七年六五年,哪个苦来哪个甜。六五年灾不小,看你们社员好不好,供应的粮、救济的款,救济的棉布管够穿”,“旧社会尽狗官,上门催粮又逼款。新社会不一般,干部下乡吃顿饭,不是一毛就毛半。”在不少场合我就说这段《新旧社会对比》快板登台表演。

我没有经历过旧社会,也不知道有多么苦,都是听大人们说的,印象中旧社会就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社会不安定,人们普遍生活贫困。从我懂事到改革开放,干部们下乡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经常的事。干群关系的确非常好。一九六五年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生产队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全靠国家供应和救济。这段《新旧社会对比》的作者是位老农民,他深有感受,才能写出这样的段子。文革前这种娱乐活动,大都是以传统的二人台为主,有时有的人还合唱几句晋剧小段子,山曲(今天称漫瀚调)也是内容之一。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少节目都是旧调新词,或者是革命样板戏选段和革命歌曲。我十五六岁起,也融入这个群体。在学校我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回乡后改革开放前,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参加工作后在陶瓷厂我都是参与者和组织者。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编写过很多文艺节目,例如小歌剧、二人台、快板等。回想起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低下但激情却是那么高昂、那么活跃,那个火红的时代,永远难忘。

多少年过去了,有几位爱好文娱活动的前辈虽然都已过世,但他们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在我小时,我也不知道谁组织活动,但我却多次看过他们在一起红火,周边不少的人跟着他们唱,到了关键时拍手叫好。有位蒙古族老人叫郝三乔,他既会打扬琴又会唱歌,特别是边打琴边唱。还有位叫黄广仁的老人,平时不怎么和人交往,但每个红火场合他都参与。他看上去笨笨的,却弹的好三弦,有时弹的高兴时还唱道情,虽然听不懂唱词,但道情调很好听。一位叫刘福后的老人,男扮女装,唱二人台扮演小旦角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文化生活却不单调,都能积极主动地参加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是他们给偏僻落后的山村带来了快乐。谁家有婚姻喜事他们都主动捧场,而且有时能从晚上一直“红火”到天明。家乡大部分人都会唱,特别是山曲(现在称漫瀚调)、单唱、对唱,有时大家都唱。那个气氛,那个亲情,那种精神永远记在我心中。

在我少年时,家乡有位名叫刘万白的老先生很有名气。刘老先生出名主要靠“说书”。他在什么学校上的学,什么学历都无法考证了,但他肯定读过不少书。在我十几岁时,老先生大约有五六十岁吧。他与一般人不一样,留着长发,发型与今天那些艺术家差不多。他个头不高,衣着打扮虽然简单却很干净,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旧时的教书先生,看上去非常精神。因为他会说书,能讲很多故事,所以他家经常人来人往,特别是冬春农闲时,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听书。老先生说书是没有一点收入的,听书的人不付任何费用。刘老太太是位非常热情好客的人,不管去多少人,她总是茶水招待。

刘老先生不但会说书,而且讲得声情并茂,有时候按照故事情节拉着四胡唱。对书中所写的诗句他一字不差的讲给大家听。从我懂事到文革前,我曾多次听过他老人家讲的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杨七郎打擂》等等,特别是他说的《金镯玉环记》非常动听。那年我们邻居王保保给孩子过生日,晚上把老人请来说书,说的就是《金镯玉环记》。故事情节的跌宕再加上他老人家的表情,在场的人们都听得聚精会神。当说到书中的主人公雷宝童落难时,在场的几位老太太都掉泪了。那晚我回到家里已经半夜,父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是在王保保家听书。我父亲骂我为什么不叫他,其实我的父亲每天干重活很累,但他听我说刘老先生说书,埋怨我不叫他。可想而知,父亲也很爱听刘老先生说书。

那个年代,我们家乡有说书听书的氛围。在周边能说书的不止刘老先生一人,还有好几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有时人们专门把他们请到家里说书。说书讲故事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中成为一种生活乐趣和精神享受。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会说几段书给大家听,特别是在学校住校,晚间住校的同学经常让我讲故事。同样也是受他们的影响,让我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我的二舅二妗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在内蒙没有其他亲戚,二舅一家是离我们家最近,也是来往最多的唯一一家亲戚。

二舅名叫石院小。据说当时姥姥正在院子里干活,突然肚子疼,还没来得及走回家,就把二舅生在了院子里,所以取名石院小。二舅老家是陕西省府谷县西山村人。姥姥共生他们姐弟六人,三男三女,我母亲为老大。在我家搬到内蒙古东胜酸刺沟后,二舅也跟着来到了这里,跟着我父亲学做瓷的手艺,出徒后没回老家,就在此地成家立业。二妗是当地的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可她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典型的贤妻良母,操持家庭尽心尽力,是二舅的好妻子,儿女们的好母亲,我们的好妗妗。

一九五三年,父亲离开白泥渠举家搬迁至黄天棉图时,二舅没有跟着他走,而是留在了当地。一九七八年,由于他所在的单位停产,人员全部安排到东胜工作,二舅家也搬迁进城。

我家距二舅家原来的住地东胜酸刺沟约50多华里,在那交通落后的年代里,亲朋好友间互相走动全靠步行。每到逢年过节,不是我们去二舅家,就是二舅来看望我们。因为只有他们姐弟俩从陕西来到了内蒙古,二舅是我们在内蒙的唯一的近亲,他对我们也特别关照,所以,每当我们家里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人总是二舅。特别是我本人,在小的时候,每逢过节或受点委屈,就跑到房后的小山顶上呼唤,盼望着二舅的到来。

记得有次父亲大病住院,当时我们姐弟几人尚小,二舅既是来探望病人的亲戚又是当时的主事人。二舅在医院跑前跑后,出主意想办法为父亲治病,二妗则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给父亲送饭。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年有病,由于我家距离东胜远,当时交通又不方便,母亲就经常住在二舅家看病。在我们家族中,几十年来,没有一家没享受过二舅二妗的照顾。我们进城办事、看病,都要吃住在二舅家里。他们家当时住着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家六七口人都挤在这个小屋里,有时我们去了家里住不下,二舅就会在外间厨房里搭个床铺。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略有提高,但也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二舅一家也不宽裕,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全家主要靠二舅的收入维持生活,但每次我们去了,二舅都会“设宴”招待。

在我的成长中,二舅对我的关怀照顾已无法计算,但有几件事让我永生难忘。

一九六六年暑假期间,二舅捎来话,让我去给他帮几天忙,去了一看也没什么重活,他家喂有一头毛驴,我每天负责给驴割草。很快假期到了,在我准备回家时,二妗给我买了一双蓝色的解放鞋,并让裁缝给我做了一条咔叽布料的蓝色裤子。蓝色解放鞋和蓝色裤子是当时最时兴的,谁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这样的裤子会被人刮目相看的。我们家人多,根本就没有能力给我买这样的鞋和裤子,从小到大,我们姐弟几人的衣服都是大的退下小的穿。拥有这样一双鞋和这样的裤子别说是我,即使是在我们学校,也没人能穿得起。我也深知,二舅家靠他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实属不易,给我买鞋又买裤子真是费心费力。当我穿上新鞋新裤子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高兴得又蹦又跳,心里美滋滋的。

在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那年夏天,妻子生病了,本地大夫治疗了几天不见效反而病情越来越重。后来住进了盟医院。经检查是阑尾炎,由于病情延误,必须马上手术。于是顾不得多想就由当时的值班大夫匆匆忙忙做了手术。手术后,先是刀口不能愈合,后又引起肠粘连,一个小手术,在医院反反复复住了七个多月。那时我的孩子都还小,儿子七岁,女儿四岁。在妻子住院期间,两个孩子留在家里由母亲照看。那年我感觉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年。一是家贫,看病又要花钱;二是我既要照顾住院的妻子,还得回家料理家务,厂子里还有事;三是正值秋季,地里的庄稼还得收割。就是把我一人分成几瓣还是忙不过来。为了省钱,我俩吃饭主要靠二舅家送,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二妗把饭做好,不是表弟表妹送就是二妗送。当年,二妗也五十多岁的人了,她不会骑自行车,从家到医院往返十华里全靠步行。是她老人家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医院。由于住院的费用太高,病情稍微稳定了妻子就选择了出院,为了就医方便,就住在了二舅家,又是我这好心的二妗,肩负起了照顾妻子的重任,除了在家里照顾还得陪着妻子去医院复查配药。这样的事,一般人真的很难做到,但是我的二妗毫无怨言地做着这一切。转眼间快过春节了,二妗知道我们没钱也没人给两个孩子换新衣服,又是我的二妗,她老人家一针一线地亲自给两个孩子缝了新衣服,而且给我的妻子缝了件当时流行的红绸子棉袄……

我很清楚,二舅一生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经营生活。他们共养育了六个孩子,两个女儿已出嫁了,还有四个孩子在上学。他为了多挣点钱,除了正常上班外,还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单位装卸车。没人干的苦活重活他主动来干。二舅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好,年轻时得过重病,经常得吃药,但为了生活他得拼命地去干活儿。

在我一生中,得到过两位老人多少次关心与照顾我已数不清。有一年,我们这里举办交流会,由于我妻子看病欠下不少外债,为了偿还外债,妻子在会场卖饭。二妗听说后,知道会很忙,二话没说便带着不到九岁的小表弟专程从东胜赶来帮忙。那天晚上,由于吃饭的人多,把小表弟挤得跌倒,结果把锁骨给碰断了,二妗没有一句怨言,自己领回东胜治疗。

文化大革命期间,二舅受到了迫害。在那个年代里,谁也不敢和这样的家庭来往。是我二妗在那样的环境下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一九七八年,二舅得到平反。那时不少的受害者上访,要补贴、安排子女等。二舅没有,他还是默默无闻当了工人,几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因他受害而安排工作的。那年,二舅的大儿子我的大表弟找不上工作,因为学历浅,唯一出路就是参军。但想去参军对于这样的家庭谈何容易?那晚邻居请接新兵的部队领导吃饭,邻居与二舅家平时处的好,再加上二舅酒量大,所以请二舅去作陪。几杯酒下肚,二舅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孩子当不了兵。不由地哭了。接兵的同志问他有什么伤心事,他就把孩子想参军的事一一说了。二舅这一哭,感动了接兵的领导,后来经过商议后他们表态同意表弟去参军。二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尚没有掉一滴泪,可现在为了子女的事竟潸然泪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现在二舅二妗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的人生道路艰辛且坎坷,两位老人曾得过重病,可以说都是从死亡崖畔活过来的人。在漫长的生活中,为了子女们呕心沥血,为了生活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在他们家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得关心照顾我们,为我们操心。他们的爱,一如和煦的暖阳,一直温暖着我们内心无垠的旷野。

他们后半生,受到了沉痛的打击。先是他们的大女婿因病英年早逝。没过几年,大女儿又因病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情地打击了两位老人。两位老人历经艰辛,现都高龄,目前都身体健康、子女孝顺,生活也能自理。现在条件好了,已经购置了新房,四世同堂,安享着天伦之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我一生中,两位老人对我们家的关心与照顾我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全部表达出来。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两位老人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我这辈子也还不完。此刻,我只能默默地衷心祝福两位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选自作者散文集《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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