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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话变迁/黄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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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23

如果要推选一组数字作为新中国的幸运数字的话,我个人一定首推的是“1978”,这组数字代表着改革开放的年份。那一年,是新中国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刻于心、永生不忘;那一年,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年份。每当我忆起留在时光里的那些无奈,那些辛酸,那些艰难,面对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的春华秋实,沧桑巨变,就会心潮澎湃,感概万千。于是,我坐在电脑前,手指敲击键盘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我老家坐落在离乌江十里的山崖腰部一个平坦的坝子上,最初叫互池坝,现在富裕起来了,改名为富池坝。祖先三百年前落业在那里,原来是一块我们土话叫“水渣灞”。拿现在讲究环境保护的说法,叫地球的肺——湿地。这个坝大体上像一个椭圆形,方圆近一两万平方公里。祖祖辈辈经过几百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耕耘,历经沧海桑田,有五、六处常年不干涸的龙洞水,有松树、柏树和青杠木等林木的山林,有五、六百亩良田,有七、八百亩沃土。主要出产水稻、玉米、黄豆、红薯和洋芋等。层层梯田入云端,阡陌交错,山青水秀,一派田园风光。算得上富庶之地、鱼米之乡。

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人口急速增长,生产力低下,在那个“人定胜天”的年代,基本是靠天吃饭。我们当地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拮据,缺衣少食,特别是老天爷不开眼的光景,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过年之后的二三月份,家里口粮越来越少了,像红薯、洋芋等农作物又没有出来,眼看就要断炊了。焦急的父亲坐在高板凳上跟一旁带着满脸忧郁的母亲商量,盘算在三亲六戚中,哪些家庭生活同样紧张,哪些家庭生活稍微宽松一点。

“外婆、二外婆、舅舅、大姨婆、二姨婆……唉,算了哟!”父亲扳起指头数了数,一脸的无奈。显然,这些家庭日子都是紧巴巴的,尽管是亲戚,但无粮可借。

“李二哥住的高山地方,没有遭受干旱,想来玉米收成还可以吧!”母亲好似在海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脸上的乌云变淡了一些。

“那好嘛,我们去看看。”于是,父母亲决定去我干爹家里借粮食。

清晨,父亲起了个大早,从母亲手里接过一碗清淡的玉米稀饭,简单的吃点早饭,背着背篓走出了家门。走过几十道弯弯绕绕的山路,爬过几座山岭,到了我干爹——一个李姓人家里,开口借了八十来斤玉米。然后,吃过午饭往家里赶,到家已是傍晚时分。父亲放下背篓,母亲搭手过去,两人抬着沉沉一口袋玉米,我撑起柜子的盖子,“哗哗哗”一粒粒金黄的玉米倒进了柜子。弟妹们也围过来,踮起脚尖探出个小人头往柜子里张望。“这玉米颗粒饱满,不错哟!”母亲会心地笑了。顿时,我感到家里有了生机,温暖了许多。我干爹也是一个穷家小户,但是一个仁义之人。父亲到了他家,不但热情地款待,而且满足了父亲开口借粮的数量,还多给一、二十斤,附带一个特别声明:“这二十斤是我送给你们的,秋后不用还,如果要还,以后就别找我借粮食了。”父亲回到家里,一五一十的给我们讲了借粮过程。等到秋后稻谷成熟,父亲将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稻谷,背到农机站打成米,称足数量,又沿着那十岭八坡,爬山涉水,归还给干爹家。干爹家住在大山深处,与我们是同一个公社,离我们五十来里地,属于高山地区,地广人稀,那些年玉米收成特别好,基本能自己自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借来的玉米可以接济我们,等到春季胡豆、豌豆、洋芋等菜蔬出来,才能使我家不断口粮,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有一年干旱,收成特别不好,我家分得的口粮太少了,本来又向人家借了粮食,但还是揭不开锅,真是雪上加霜。在这节骨眼上,幸好国家从外地调来的救济粮——干红薯片,碾成面蒸熟了当饭吃。

父亲对借粮旳事一直心存感激,上年纪时常谈起,重复着干爹的那一番话,念叨着干爹的那一份好,惦记着干爹的那一片情。

在那些难熬的岁月,我们家很少吃大米饭,即使秋后丰收了,分得比较宽裕的口粮——稻谷,父母亲仍惜粮如金,舍不得做大米饭吃。除非是逢年过节,才用甑子蒸大米饭。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吃上一顿饱饭,那算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了。即便是煮一顿米饭,也是我们当地称为“两糙饭”,这个饭也是玉米面多、大米少。这样的饭,现在的人们情有独钟,喜欢吃,因为有益健康。我至今仍然会做这个饭,而且成为我的拿手厨艺,是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年唯一生长得好、产量高的蔬菜就是萝卜。特别是萝卜出来时,我们家天天上顿下顿饭都是大米萝卜稀饭,本来油水就少的肠子都生锈了,加上刮油水的萝卜,我吃得十分厌恶,但是心里明白这是缺粮食,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只好把怨言咬碎往肚里吞。以至于现在只要提起大米萝卜稀饭,我就会发怵只想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古镇羊角碛读高中,每顿饭钱是七分五厘,吃的饭是玉米面做的干饭,吃进嘴里,满口都是面,往牙缝里钻,人们戏称“筑火药炮”;吃的菜是老盐菜汤,或者榨菜头汤。我们管这个榨菜头叫“老梭鞭”,因为是从榨菜头上拨下的带有茎的菜皮,怎么煮也煮不熟,吃起来再好的牙齿也咀嚼不烂,实在难吃。还好,榨菜汤的味道不错,至今都觉得那是美味。

有一年晚秋,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六放学后,我回到家里,周日早上起来,有一点小感冒,仍然收拾行李,出门去上学。走到肖家院子旁边的水田埂上,我感觉自己头轻脚重、身子轻飘飘的,忽然头昏眼花,“哐当”一声,一头栽进水田里,整个人躺在水田里,全身的衣服湿透了,变成一个泥人。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田里爬起来,返回家里重新换了衣服,打起精神坚持赶往学校。摔倒是源于感冒再加上营养不足导致身体虚弱。那段时间,我在教室上晚自习,抬头望日光灯,竟是满眼的绿色,感觉自己的脑袋比以前呆滞、木讷了许多。

在那个年代,如果那家小孩能得到了大人赶场买回的米粑、糖果、饼干之类的,都会主动在小伙伴面炫耀,惹得旁边的小孩羡慕不已,馋得喉咙一动一动的直流口水。有一件吃嫩包谷的糗事,记忆犹新。那是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农村的嫩包谷出来了,第一节下课后,一个邻村姓贺的男同学说,来吃个包谷吧。很是主动热情地递给我一个,嘴馋的我接过来就开始啃起来。他跟另一位同学一边看着我,一边偷偷地笑,等我把包谷吃完,另外一个同学才说,你吃的这个包谷是贺同学撒了一些尿在上面的。我回味起来,吃的过程中的确有点咸味。放午学的时候,那两位同学把这件事情在班上传播开去了,好多同学像获得爆炸新闻一样脸上乐开了花,讥笑我嘲讽我,我好无奈好无助好尴尬。

说到肉食,那个时候家家户户一年到头养一头一百二十来斤的猪,杀了之后扛一半边卖给国家,剩下的五、六十斤肉是一家五、六口人全年的肉食了。唯一希望就是生产队“大猪圈”养猪,年底杀猪了,抓阄排轮次,等到半夜三更才分得多的一两斤,少的仅有几两的猪肉,作为过年肉食之需的补充。想吃一顿肉,是不容易办到的,吃肉的次数稀少,所以把吃肉称为“打牙祭”。也就是说,牙齿多久未沾油荤了,祭它一下。的确,只有婚丧嫁娶、老人过生、逢年过节这些特殊的日子,才会吃到肉沾点油荤。平时见到油水极少极少,有时候家里,熬腊猪油炒菜,吃饭夹菜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碰巧夹到了油渣,总会分一点点给父亲母亲,父母亲夹到了,也会分一些给孩子们。

那些年,实在没办法了,充饥的食物替代品五花八门,有的人到挖野菜吃,有的人剐树皮吃。有一些孩子多的家庭,为了一家人能活命,减少一张嘴巴吃饭,忍痛将孩子送给生活宽裕一点的人家。

其实,我们这代人毕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相对来说算是幸福的。我的祖辈、父辈那才算是真正的吃苦。听父亲讲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灾荒年”,好多人因为缺粮食,吃不饱饿肚子,脚杆肿得粗如房屋的立柱那么大,患上了水肿病。我爷爷人高马大的,而且生性耿直,不像那些饿极了“饥寒起盗心”去干偷东家南瓜、西家白菜的事。他因为身体消耗快、需要多、饭量大,但是又缺少粮食,常常吃不饱,加之年纪比较大,慢慢的身体被掏空,犹如一盏缺油的灯,油尽灯就自然熄灭了。



我有印象穿的第一件新衣服是刚刚上初中,母亲将她年轻时穿的学生装给我,这上装还是崭新的,在左胸前有一个小荷包,可以挂钢笔,我当时很喜欢。这件衣服我一直穿到高中、中师毕业。这期间,我个子长高一点之后,就穿唐姑爷的旧衣服,俨然变成了一个小大人。

那个时候的大人、小孩穿的衣服,绝大多数都是破了补,补了破,补丁上有补丁。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弟兄姊妹多的,常常是哥哥穿过了弟弟穿,姐姐穿过了妹妹再穿。更令人恼火的是夏天的衣服脏了还能洗洗,冬天的棉衣棉裤弄脏了,想洗也不能洗,棉花湿水后,就不保暖了。漫长的冬天常常穿得身上生了许多虱子,太阳出来,天气暖和一点,就有一些老头、老太婆坐院坝的石凳上,晒着太阳,褪下自己的或者小孩的衣服捉虱子,两个指甲上挤虱子,挤得满是腥红的血。现在说起来,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皮肤自然发痒。过年或者走亲戚时,要是能穿一件新棉袄棉裤,那是十分风光的。父老乡亲穿的大多是粗布衣裳,夏天里谁要是有一身“的确良”衣服,绝对非常神气。

记得在读初中时,学校组织“大战红五月”,我和全班同学去长五间生产队,收割麦子,生产队负责提供午饭,劳动间歇还“打腰站”吃鸭蛋、米粑之类,在那个缺吃的时代,觉得好安逸,一次在割完一片麦地之后,休息时间坐在田坎上,对面一个男同学冲着我“嘻嘻嘻”的笑,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裤裆,笑声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参加劳动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大家的目光随着那同学手指的方向——我的裤裆,齐刷刷地扫射过来。我自己也往下看,原来我的补疤裤子,由于劳动用力过猛,裤子开档了,加之没有穿内裤,引来大家的哄堂大笑,搞得我手忙脚乱,无地自容,真想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这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尴尬、最狼狈的事情了。

在读师范期间,我从学校发给的生活费中,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买了一段布匹。现在记不得花了多少钱,是丝织品,十分丝滑,原来是打算做条裤子,但是拿在手上太滑了,裤子没做成,布匹也不知丢在哪儿了。

那时候,我的隔壁哥哥家境贫困,没钱给孩子添置衣服,四、五个孩子热天还好,可以打光膀子就应付过去了。到了冬天,衣服单薄,破烂不堪,就很难抵御风寒。大雪纷飞,寒气逼人,侄儿侄女们穿的鞋子像一只只裂缝的小船,船里盛着雪趟着水,走起路来会发出“奇卡奇卡”的声音,他们只好脱去鞋子,冻得身子骨发抖,嘴里吐出热气,自然地发出“嗖嗖嗖”的声音,将身子卷缩成一团,蹲在屋檐下。现在想起那景象都觉得冰凉,心里会打寒颤。



我家住的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代民居,大院子长长的一排房子,中间有两间的横堂屋,就像给一根直条条的木棒中间钉上一颗长长的钉子,我们和伯父家就住在中间横堂屋,我的家被称作坎脚屋。大院两头住着一个我的大三伯、三伯、四伯三大家子,大三伯家住右手边的叫隔壁,三伯家住左手边的叫草屋,四伯家住中间叫坎上屋。三伯和四伯十多岁就离开家乡,奔波在乌江上,风里来雨里去,成为乌江纤夫,拉歪屁股船,在船上塞“焖甑”,吃过许多苦。所谓焖甑,就是毛头小子年纪小,到乌江的船上打杂,或者学拉船,老板只管三顿饭,不开工钱。

我家的房屋楼上楼下一共有一百多平米,属于木质结构的新旧合并的老式房屋。从院子大坝子的走进我家的堂屋,然后是一间我们当地方言叫“房圈”的居室,通过一个过道,下楼梯便是灶屋,隔着木板壁有一间居室,以前是我大姑住。大姑年轻不慎摔断了腿,行走不是太方便,后来就没有成家。灶屋的楼上有一间屋子铺了一张床,然后堆放一些杂物,摆着一个老式的破烂的小条桌,方便我们四兄妹读书写字。我家的房门和窗户又窄又小,屋里没有硬化,墙角床下老鼠打了许多窟窿,到处堆积着尘土。房屋旁边的那颗大黄葛树肆意地生长,汤碗大的树根冲破泥巴和石头的阻力,都穿到厨房里来了。除了母亲陪嫁的床、立柜和祖上留下来的桌子、碗柜、大水缸外,就是几个高低不一的木凳。当时也还没有用上电,更不用说什么电器了。家里仅有三张床,一张是母亲的陪嫁,另外两张沉重的老式木床,上面铺着的干谷草,垫的草席,一张只有一床棉被。小时候,我们四兄妹分别跟大人睡在一块,比较拥挤。记得,我是上初中之后,才跟大人分开睡。在寒冷的冬天,两三个人挤一张在床上,有时没盖着半夜被冷醒了,身体直打哆嗦,冷风吹来透心的凉,生个伤风感冒是家常便饭。

我家的老屋子是瓦房,没有钱维修,天公开始流泪,房屋就漏雨,大落大漏、小落小漏,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音,我们心急如焚忙着拿出大小的盆子接住从房子上倾泻的水,特别是春夏的大雨和秋天的绵绵细雨,让我们一家大小生出许多惆怅。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真有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和幻想。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中师毕业后参加了教育工作,去高山偏远的双河乡教书。当时,八月初就比低山提前一个月开学。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早晨,我吃过早饭背起收拾好行李的背包,从家里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羊角碛乌江边,坐渡船过乌江,在趸船码头乘涪陵轮船公司的川陵或者是彭水轮船公司的鸿运客轮行至土坎下船,在乘土坎电厂的客车到达清水乡,然后在公路边等待搭乘去双河方向的货车。要么赶仙女山林场拉木材的大货车,要么乘双河乡的丰—35拖拉机,要么就赶11号脚踏车——步行。好在那些年,司机对老师很友好,只要货没装满,能够容下一个或者几个人,都会接纳,能坐上这样客货混装的敞篷车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如果没有车,那只好迈开两条腿,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双河。记得有一次放国庆假,那是冬天,清晨六点,天还没有亮。我没吃早饭就从学校出发,走路往家里赶,走到离家还有二三十里的长坡沟边,太阳都快下山了。因为没有吃午饭,饥饿难忍,四肢乏力走不动了,我在沙坡上足足躺了一个小时,才慢慢地趟过糯米溪沟,沿着羊肠小道,爬上洪洞沟,翻坪到了富池坝——我的家。到家时,太阳都躲到山那边去了,黑夜已吞噬了整个大地。

我老家出门就是土路,好多天不下雨,风一刮,尘土飞扬;下起雨来,满路泥泞,坑坑洼洼,走起来十分艰难。村与村、社与社相连的都是小路,赶场走亲戚或外出,男女老少都是步行。唯一的赶场路稍微宽阔一点,但是崎岖难行。最艰难的当数洪洞沟那一段,用“陡峭”和“险峻”两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的确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段虽然仅有两里路,但是笔直得像挺拔陡峭,人们行走必须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小路像一条绳索横着系在三个山岭之上,大人背着沉重的背篓,脚步踩实,一步一个脚印弓着身子往前走,举步维艰。我们小孩子蹦蹦跳跳像花果山小猴儿,不一会就爬到半山腰,在歇槽边,背靠山坡歇歇脚等待大人到来。大人到了的时候,将背篓小心翼翼地凳在歇槽上,挺直腰杆,“嗨呀”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张嘴敞出一口大气,气喘吁吁地大声对小孩叫道:“小、小心悬、悬崖……”这半山腰的路就靠悬崖边过,胆子大一点的大人或小孩会胆怯怯偏向岩边探出脑袋,往那岩下一百多米的沟底望一望,嘴里说:“好、好险哟。”然后立即将头缩回来;胆小的成人或小孩经过时,尽可能靠里边山坡走。

曾经一位年轻的妈妈背着两三岁的儿子,爬上“叫花阡”那个山坡,小背篓的背系忽然崩断,小孩子滚下了高十多米的山崖,儿子的父母亲傻了眼,吓出一身冷汗,都以为娃儿没命了。他们跑到山崖下,抬头看见儿子在半山腰的树丛中,发出“哇哇哇”的叫声,父亲赶紧爬上半山腰,孩子得救了。可想而知,这条路是多么的危险。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吃穿住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说到人们现在的饮食,鸡鸭鹅鱼,各种菜蔬,应有尽有,吃啥有啥,不再只是简单地要求吃饱而是要吃得好、吃得舒心、吃得健康。说到人们现在的穿,花色齐全,样式繁多,而且讲究四季服装,穿得舒适、穿得漂亮、穿得时尚。

说到人们现在的住,农村居住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庭都盖起了几层楼房,有的还建起了小洋楼,宽敞明亮,富丽堂皇。屋子里不但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人手里有移动电话,互联网“户户通”到“人人通”,边远山村融入“地球村”;还有沙发、组合家具、席梦思床和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电磁炉和电饭煲。就拿我来说吧,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有比较固定的工资收入,在城区购买了一百多平米的江景楼房,房屋室内宽阔、简洁、明快、舒适,还在高山地区长期租赁了避暑房。同时,有大屏幕超薄液晶,电器、家具应有尽有。电脑有台式的、笔记本、平板,手机是两、三年一换。儿子大学毕业,在主城工作,有比较高的收入,购买了花园洋房,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都是四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说到人们现在的行,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出行不是水泥路,就是柏油路,又宽又平又直,条条大路通“罗马”。许多家庭都购买了进口的合资的国产的小汽车,农村小伙骑着摩托车在美丽的乡村穿行,出行便利、快捷、舒适。而且生活的方式也多样化,钓鱼、户外运动、旅游等都是人们不错的选择。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跟家人虽然没有远足投身车流人流之中,但是,开着小汽车,到了甜柿之乡。徜徉在田间地头,呼吸着新鲜空气,爬上硕果累累的柿子树,摘下那金灿灿的甜柿;购买农家的土鸡、土鸭、土蜂蜜,刀豆、茄子、老南瓜等新鲜菜蔬。

一路欢歌,收获满满。


——选自《芙蓉江》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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