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思想的坚守

                                                                                                                                               钱理群

　　两年前，读到朱学勤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时，我和作者一样“怦然心动”，并且“潸然泪下”：我们同时想起了当年的那间“小屋”——尽管此时我在北京，他仍居山中，彼此已相距千里万里……

　　这精神兄弟间的心灵感应，正形成于那样的时代，非亲历者不会有，也难以理解，而竟能如此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又是让我们感到自慰，因此而格外珍惜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民间思想村落”，我想，在本世纪的中国，大概出现过两次，而具体背景、情境、命运却大不相同。第一次出现在“五·四”前后，现在已经进入正史：毛泽东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的“觉悟社”，恽代英等的“互助社”……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处身于那么一个时代大转变、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先是在民间进行自由的阅读与思考，然后生逢其时地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革命中，把他们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文化，以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变革实践，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及他们自身的地位。而在随之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与集中的国家体制内，也有过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例如1956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江苏的“探索者”等等，但都被“反右”风暴扫荡以尽。再经过历次运动，民间思考甚至于停止了。——少数人体制外的思考自然是存在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只有个别的“点”，而形不成连续的历史线索，这与几乎处于同一状态下的苏联大不相同，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并加以反省。在我看来，真正的民间思考的恢复，以及再建“民间思想村落”的努力，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当理想的面纱脱落，露出狰狞面目时，怀疑开始并且逐日增长了。于是，体制之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就由少数先驱者发展到相当的范围：不仅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顾准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有一定知识的工人、农民，甚至还包括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党的各级干部，以及邓小平、张闻天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物——现已经传为历史佳话的邓小平在江西田间小道上的思考，当时也属于民间思考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几乎是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为以后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以至整个中国的改革运动，作了思想的准备，以至骨干力量的集结与训练准备的。要真正认识与理解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其实是应溯源到这一时期的民间思考的。

　　我想，也许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来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自发建立起来的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严密或松散的“民间思想村落”的特点(包括局限)与意义。尽管无法获得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这样的”村落”散布得很广，却是可以肯定的。篮子在书中的第一部分“流逝的音符”中的回忆，就足以说明，文化革命的风暴确实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使最不易变动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也发生了动荡，建立了各色名目的“群众组织”，展开了可谓生死的搏斗，历来与历史无缘的”圈外人”，例如作者写到那位剪刀社的“一丁”，现在也卷入了历史的旋涡，篮子自己，这样一个本已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未成年的孩子，也被由居住在遥远的北京的“领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驱赶，被迫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领教“公社书记的‘杀威棒’”，并因此由于生活本身的教育而加入到前述决定以后中国命运的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之中。作者笔下的那个在自己墓碑上赫然刻着“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几个大字的“默默无闻的生者与逝者”的故事，正是表明了，这一民间思考的历史潮流是怎样唤醒与震撼着中国社会底层的心灵世界的。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基础上，由思考者的聚合而导致“民间思想村落”的产生，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而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条件下，像贵州安顺(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它是拥有龙宫、黄果树的旅游胜地)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反而是更便于自由思考的。因此，篮子在《剪不断的思恋》等文章里所回忆的那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思想的群体，是可以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民间思想村落”的一个典型来加以解剖的。根据作者提供的材料(包括作为“附录”的当年的部分手稿)以及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亲身体验，我想，或许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在保留下来的篮子一九七四年与他的朋友的通信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中国人民无疑地在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复(覆)地的变革。他们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状(壮)阔的活动，还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光荣的，艰险的!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坚实的(地)踏上去吧”——这封信几乎是可以视为一篇宣言书的；它表明，这群人的聚合是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他们的民间思考也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即是要为必然(也必须)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作思想的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其实正是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应该负担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作为被“全面专政”的对象，而受到全面的打击，而在残酷的迫害下，特别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也正处于整体性的萎缩状态，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觉地担负起实际上已经成熟的这样的历史使命。当然，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仍然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成为我们所说的“民间思考”中的重要力量，并且在以后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及改革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必须看到并给予充分估价的。但在当时的“专政”条件下，他们的这种思考只能在个体的闭门反思的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可能进行思想的交流，更无以形成群体性的“思想村落”，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民间思考”潮流的中坚力量。于是，只能由像篮子这样的半大孩子来作出“这样的变革，(由)我们来推动”的历史性的承担。这眼光，历史自觉性，以及勇气，都令人感佩，但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勉为其难的。据我所知，当年的“民间思想村落”的主体部分，都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之前，他们是红卫兵或红小兵，回城以后又当了工人、民办教师等)，学历最高的也只是高中毕业，篮子本人就是个初中生，还有些朋友只读完了小学(少数“村落”以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为主，文化程度要高些)；同时，在这样的“村落”中，也常有少数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参加，起着“老师”作用，当时年轻朋友都称我为“钱师”，大概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吧，其实我也是三十岁刚刚出头。这样的成员结构就决定了这些民间思考者纵然有使命感，却难以克服先天的不足。首先显然是知识的缺陷，而当时实行的思想文化的封闭政策，即使想自学，也几乎无书可读，读书的范围就不得不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方面，在此之外，世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发展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很多问题只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而贵州安顺地区本身文化的落后，更对我们这个小群体形成了一种限制。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尽管经过文革的教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却没有从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所形成的奴隶思想状态中根本解放出来，我自己更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处在“老师”的地位上，这些自我思想的局限就大大限制了整个“村落思考”的深度(以致方向)，这是我至今仍感歉意的。今天，重读当年幸存下来的某些思想成果，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在一个大的思想框架下思考，例如针对文革“全面专政”理论对“民主”的根本否定，我们煞费苦心地从列宁后期思想中挖掘出关于“专政本身就包含着的民主”的命题，然后小心翼翼地进行论证与阐述。那时候，不用说突破，连思想上的任何一点小小的推进，都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与激烈的争论。这种半是奴隶、半是挣扎的思考，是今天的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的。他们看到这本书附录的当年的手稿，定会觉得陈旧而新意无多；作为当事人，只能报以苦笑：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初那怕很小的一步，也是艰难的。从根底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融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个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差异，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精神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我完全同意作者在“后记”里所作的这一说来不免沉重的估价。我想补充的是，正因为这是一次“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以后中国终于发生的社会大变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运动，也就先天地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这是改革开放中产生的许多弊端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而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缺席，也造成了在承担历史提出的“铸造理论武器，提供精神资源”任务时，总是处于被动无力的地位。偿还这一历史的欠帐，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而且是愈加迫切的。

　　当新历史转机出现时，这些“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像当年“五·四”时期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朋友们都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实践中去。在我看来，这终于到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既是自上而下在体制内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时又存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推进运动。开始阶段在这两方面都是相当活跃的，“村落”的朋友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并且都有出色的表现。但这也只是一个短暂的辉煌，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少数人，像我似的，实现了由边地向(政治、思想、文化)中心的转移，并且被大学体制所接纳，成了专业的研究者，因此得以继续当年的思考，并将其转化为艺术。但当年的民间经历与体验已经渗入灵魂，就像朱学勤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些记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或者说总还保留着某种民间野性，而对知识体制化毒素怀有警惕与近乎本能的抵制，并转化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于是我把自己定位为“学院里的精神流浪汉”，并曾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哪里也不是灵魂的安置(更不用说安息)处”的无所归依的漂泊感。而另一些以篮子为代表的朋友，几经挣扎，又回到了生息之地，并且重新散落于民间。这或许就是朱学勤先生所说的“思想者的失踪”吧。但这也只是“学院中人”的一种观察，于实际恐怕是有些隔离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故乡道上”是作者关于他的生活与思想的记述，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真实状况。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当年唯有使命感而将个人置之度外的年轻人，现在回到了个人日常生活中，如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人到中年，“开始相妻课子，米盐琐屑，兢兢业业的过起日子来了”(《平庸是什么》)。而且发现了并且品味着人的日常生活的美来，试读收入本书中的《独托幽岩层素心》、《石头的灵性》、《古道精魂》诸篇，就可以感受到养花、赏石、漫步古驿道中浓郁的诗情与诗意，这里也同样有一种作者所说的“在心灵的撞击下被发现、被领悟到的精神”(《古道精魂》)，不能不加分析地贬之为“玩物丧志”。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从当年梦幻中的英雄人生到今天脚踏实地的平凡人生，正是人日趋成熟的表现。而由此获得的普通百姓的眼光，平常心，则是更为可贵的。自然，正像学院体制存在着“毒素”一样，日常生活也存在着消磨人的意志的因素。需要警觉。于是又有了平凡人生的“文化(精神)坚守”。篮子与他的朋友在作好本职工作之余，又办起了专营学术书、文学书的书店，还主持了一张小报的副刊，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中，流露出惨淡经营的一番苦心，是令人感动的。的确，这里已不再有当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导潮流”的壮志与豪情，只有“服务乡梓，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化种子”的拳拳之心，还有与滔滔商潮中的一片作微弱抗争的“小小野心”，不可否认，也怀有作者自己所说的“聊作无益(或无害有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落寞与无奈。但这绝不是后退，而是固守中的实在与坚持。中国的真实的(而非梦幻中的)思想文化建设，实赖于这种精神的发扬。于是还有认真、严肃的思考，这就是书中谈论顾炎武、陈寅格、顾准……的文章，以及一些已刊与未刊的手稿；关于十月革命，关于列宁的后期思想，关于德波林学派，关于毛泽东，关于红卫兵——当年的思考仍然在继续，又有了新的发现与新的深入；不必讳言，也显示出更大的局限。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限制了作者的视野，而陷于物欲横流的世界包围中的精神孤岛的生存环境，更是使作者的思考无法深入。这都是当今中国民间思想者的局限，更是他们弥足珍贵的价值所在。这就是说，今天的篮子们几乎又重复了当年的命运：思考的精神意义仍然超过了价值的意义。面对这样的事实，面对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比例，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但我却要向我们这些苦斗着的精神兄弟表示更大的敬意。或者说，我更要强调他们这些民间思想者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煞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我切身的体验。我在这一篇文章里曾经谈到，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与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思想、灵感的一个来源，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感应”，往往书信里、电话中的片言只语，就达到了精神的沟通，甚至会唤起新的想象力。我由此而想到了学院的专业研究与民间的业余研究的关系与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学术的发展，一般说来，前者往往是(但不总是)主力军，而后者则是基础与后盾。而二者的界限又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必须)互相交流与转换的。不能想象，没有(或缺乏)广大而深厚的民间思考与业务研究，形不成深厚的民族文化氛围，缺少源源不断的思想与人才的后盾，学院的专业研究，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与艺术，能够得到持续、健全而有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篮子们在比我们这些学院的思想者艰难、恶劣得多的环境里的思想、文化的坚守，是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的。另一方面，民间思考尽管存在着前文所提到的局限；但它不以发表为目的的特色，又使其在思想的自由度与可能出现的深度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想想当年顾准的笔记吧。昨天与今天民间思想的矿藏恐怕谁都存在着有待挖掘的潜力，还会因某种机缘而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也说不定。

　　想起了篮子在收入书中的一篇文章里的自我定位。这是对我的一篇倾诉“漂泊者”的困惑的短文的回应：他提出，“漂泊者”之外，还有乡土的“困守者”。与漂泊者的离去“通常所获得的成功相比，困守只有无言的艰辛和默默的忍耐”，“困守者从来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地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与平静，是怎样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啊！”“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沉强固的存在基础，最悠久绵长的成长根须。”这就是说，篮子们这些精神的“困守者”是在与中国大地的“困守者”，生于斯、耕耘于斯、死于斯的普通老百姓合为一体中，获得自己的生命意义的。这正是民间思想者的本质与价值所在，篮子说：“这是一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那么，他当年的英雄气概依旧，不过已经转化为“无言”、“卑俗”与“寻常”了；我的精神兄弟成熟了。

　　我静静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