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高怡喆

我特别思念生命里那个放粉笔的人。

小时候，父亲是一个颇为神奇的存在。每次上课前，我都会见他慢慢悠悠地走出办公室，可手中却没有一本书。校园的北楼和南楼隔着一公里多的距离，他每日都要来回奔波十几趟。“嗒嗒”的脚步声一传来，班里就变得静悄悄，父亲讲课的声音抑扬顿挫，窗里窗外都跳跃着父亲激情澎湃的讲课声。一节课下来，父亲总有一个放粉笔的动作，就像潇洒丢烟蒂一样，不偏不倚，粉笔会端端正正地落到粉笔盒正中央，两头尖尖、中间圆圆，像一枚微缩的纺锤，等待着再次旋转在黑板中央。这截永远算不上举足轻重的粉笔，却是调皮捣蛋学生的克星。

青春期的叛逆就像泽水而生的野草，长出宽宽窄窄的叶子，还冒出个细细长长的尖儿，不时地捅捅这个，刺刺那个，扰得周边的同学都不安宁，偶尔还敢探过去逗逗老师，看看老师究竟拿他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往往都束手无策，而父亲往往会观察学生，抓住学生最擅长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做得好，让学生们服服帖帖。有个体育生，跑得特别快，就是不听话，从来不学习，谁也管不住，后来父亲和他跑了一场，这个学生没有跑过父亲，从此以后，父亲说啥就是啥，再也没和父亲对着干过。父亲年轻时候是校运动会一二百米的冠军，校内没有一个体育老师能跑得过他，是当之无愧的校园明星。

他很珍惜与学生拥有的点点滴滴。家里放着一把老式的铝皮水壶，壶底黑黢黢的，但是他就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不解，问他为何，他说：“这是九八届学生毕业时候留下的，现在孩子们天南海北，从来也见不上面，没事儿拿出来看看，是个念想。”那时的我，对生命的容器毫无见识，不知分分秒秒的光阴一旦逝去即为永恒，以为快乐就是快乐，永远都是快乐，不会减色分毫。每次停水，父亲都要拿着这把水壶，去校园的老式锅炉房打一壶水，不论家里有多少水壶，他也坚决要使用这一把。我想，去打水的那一路，父亲应该是极度幸福的吧。胡兰成先生曾在《山河岁月》里考证过宗教的起源：埃及和巴比伦因为地力不均，所以产生了寄希望于神的想法。我想，除了胡兰成先生所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每一个勤劳善良、把自己的筋骨血肉融进大地的中国人，不论地力均匀与否，他们所使的心力都是均匀的，都是竭尽所有、用尽一腔热情的，所以他们的希望就是自己，他们的宗教也是自己。水壶是父亲生命的容器，是他希望与快乐的承载物，是他全部心力的见证。他提的不仅仅是一壶水，而且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提着水壶的父亲一定像看到大好收成的农民，衔着一根烟，眼神幸福地飘向远方，充满柔软的满足，与天上的薄云系在一起，美好而明澈。

父亲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炖羊肉，炖羊肉在内蒙的任何旗县都有，但是父亲就喜欢吃家乡鄂尔多斯的。鄂尔多斯炖羊肉的材料极其简单，只有羊肉、盐和一些姜片葱段；烹调手法也不复杂，一口大铁锅，一锅清水，旺火煮就好。炖羊肉像极了父亲这个人，简简单单，却保持了做人最纯正的味道。父亲一生很少穿三百元以上的衣服，他的口头禅就是“舒服就好”。一根腰带一系就是十多年，腰带扣换了好几回，可他总也舍不得换掉。父亲一生爱抽烟，他说抽烟提神，做起题来特别爽快。每次吃完饭，尤其是吃完他最喜欢的炖羊肉之后，他就微眯着眼，靠在椅背上，不疾不徐地来一口。绵软的土豆在胃里垫底，羊肉汤的余韵还在口腔里回荡，烟一缕缕地弥漫进肺里，此时一定是极度惬意、放松的状态。父亲也只有在此时才有片刻的休息，平时他都是和学生在一起的，不论寒暑。父亲是自治区首批教授、自治区学科带头人，但是他从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心已经被学生占满了，腾不出一点儿空余了。学生在一起喜欢叽叽呱呱地说老师的一些趣事，老师聊天也喜欢说学生，尤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父亲一生教过六个高考数学满分的学生，培养了无数个奥数一等奖。其中有一名学生被保送到了浙大，学了基础数学，后来这个学生又在北大硕博连读，与数学结伴终身。每当提起这个学生时，父亲脸上总洋溢着满足的笑，仿佛在咂摸什么。我想，他一定是在品味岁月的籽实，只是不擅言辞的他表达不出来。这些籽实被内蒙高原多情的太阳照耀了许多年，上面满满的都是时光的包浆，父亲背着它们，虽然沉重，但却是无比快乐的。父亲扛着他的籽实，在生命的高原上奔跑、跳跃，追逐着游荡天边的太阳。这些籽实凝聚了父亲的劳作、汗水和忐忑的希望，沉甸甸的，散发着耀眼而灿烂的光。

有一个学生，当年考到了清华，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回到当地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大材小用的顾虑是在所难免的，即便关爱她的人不提，也难防一些好事之徒的口舌。父亲知道这个孩子扛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只是她自己从来不说。一次去北京看病，善良的孩子来看父亲，父亲执意要和这个孩子吃顿饭。孩子拒绝，让父亲好好保重，可父亲坚决不听，还是让我选择周边最好的饭店，反反复复地说：“这是个好姑娘，这是个好姑娘。”最后，父亲在小王府饭店请了那个孩子，他自己一辈子都没去过小王府，因为节俭的父亲舍不得。孩子心里过意不去，他却乐呵呵地说：“老师高兴和你吃饭，你是好娃娃，以后有机会还要和你吃饭。”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老说起这个学生，说等到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去看看她，告诉她好好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可是，生命的裂缝是无情的，深邃而黑暗，谁也弥补不了，父亲再也没有机会了。

每到毕业季，父亲总会禁不住学生的软磨硬泡，来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唱歌。父亲的曲目很少，不过三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记的词也极为有限，最多超不过三句，可这为数不多的几句歌词却能让学生记忆犹新。因为父亲的歌是充满感情的，其中激荡着他自己的生命活力。他的歌被脚下的黄尘牵扯，充满无限的眷恋与不舍，无论远方还是眼前，都有斩不断的热爱与牵挂。他的歌真诚而热烈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每个人，不管是否相识，其中的真挚与纯粹是不变的。

父亲对我从来没有什么要求，但我与父亲的对话往往是心怀愧意的，我是学不好数学的那个人。初中一次数学竞赛，我是多么渴望自己的成绩能榜上有名，可仅仅四分之差，我与全国三等奖无缘。那一个学期，我都在夜里偷偷做题，可做什么都没有用，有的问题还是理解不了、有的题还是做不来。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错，可是愧意却是在所难免的。他总对我说，好好生活就好，可大多时候我是理解不了“好好生活”的含义的。父亲就像生命给我留下的象形字，我摸得到，可却看不懂；我看得懂，可未必真正能理解得了。我写得了很多象形字，可我未必能写了他；山一重水一重都看过，可我未必看清楚了他。我就像从他这个象形形体上掰下来的勾画，虽然难留全貌，可总带着一丝丝气韵。之后，我会把这些勾画丰满成一个又一个完整的形体，我的后人再分下些勾画，繁衍下一代，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将这一支血脉延续下去。就像契诃夫说的，“不管狗和茶饮怎么闹腾，夏天过后还会有冬天，青春过后还会有衰老”，时光总在流走，“好好生活”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人类早已对死亡充满倦意，可依旧无法将其作为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父亲才刚刚步入人生的秋天，而我就已充当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无奈地将活鲜鲜的生命送走。父亲总说自己胸口闷，“咚咚”的捶胸声中有一种反抗的执念，尽管那反抗徒劳无功。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我能感觉到人的意志在可怜而有限躯体里的奔突，那奔突是热切的、执着的，充满了与时间对抗的韧性。我亲眼看着我擦拭的身体一天天地干枯下去，生死的隧道是那么地狭窄，一旦对你打开，生命就在以倍速滑进，连减速的权利都没有，恍惚之间就消逝不见了。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不会增多，只能减少，见一次少一次，只有死神能按下暂停键，人是无法选择、毫无作为的。

初春，父亲踏着孤寂的脚步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作为女儿，我是毫无作为的，我的无用纵容了我的胆怯，如何面对将要逝去的生命？我不知道，也不敢去想。晚上睡觉，时常能听到“铮铮”的声音，就像倒计时的表针在走动，我知道这是生命最后的时钟在作响。在梦中，我无数次地想拉断那弦针，可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挡。时间的通道变得那么遥远，我想伸手去拉住弦针，可怎么也探不到。醒来之后，耳边与眼前是混沌的，我只知道，我就要没有父亲了。

人总在赶生命的末班车，焦虑地盯着手表，奔向车站，看到的还是车离去的背影。然后用尽一生大声叫喊着、奔跑着，追赶离去的车。幸运的人能赶上车，和大家欢乐地坐一小会儿；可大部分人是赶不上的，没有欢聚的喜悦，只有孤单的追逐。

《天·藏》里的女主角维格拉姆一直都在找寻消失多年的外祖母维格拉姆，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哪一个寺庙相遇。最终，维格拉姆亲吻到了她的灵塔殿，而我却永远摸不到我的桑顶寺，我与父亲的距离是那么远，那么远。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人，纯粹且阳光，就像向日葵，总给别人带去温暖与灿烂，可自己最后却干枯在了秋日冰冷的大地上。我也要像父亲一样纯粹，却不再愿意做一株向日葵。我宁愿是一片淡漠生长的地皮菜，冷静而纯粹，发黑的皮肤百毒不侵；既能生于郁郁的角落，也敢伸出脚趾，拥抱阳光。四季于地皮菜而言，是除名的，它自我交流，自我繁衍，自我生长，自我壮大；它敢于离开，更敢于创造自己、迎接新生。知黑守白，可能才是最理性而勇敢的生活方式吧。

父亲有许多和学生一起拍的照片，可是属于自己的照片却很少。照片里的他一定是笑得最灿烂的，他永远给人光与热，火一样的真诚与坦荡。在他那里，人是没有标记的，所有的人都享受相同的关怀与温暖，每一个学生都像树一样，迎风生长、拥抱阳光。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父亲用自己的辛劳养活了一家人，而他手中的粉笔也在反复的动作里将数年的起落连成一首诗，诗里唱的是父亲的一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的一生。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