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价值之评述往往要退远到一定的时空。当我们遥望一个历史的背影，便油然追问：他给这个世界照亮了什么？对于孔夫子，我们可以说：他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层心理、道德伦理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20多年来，我钟情于现当代历史文化人雕塑创作，对象多是耄耋之年的学者、艺术家。可塑性的泥在满怀深情的运作中，常常痛快淋漓地表现着生命的颤动。以此法创作则塑痕鲜明、流动性大，可以凝固瞬间变化和感受。我塑孔子，开始也习惯地用这种手法，但越塑越觉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的孔子，应有的凝重与浑朴失去了。

　　匡亚明曾说：“世界历史三大名人，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前两者搞宗教，而孔子一生为人类，我看孔子更伟大。”虽然古书中对孔子的形象有描写，唐代吴道子、宋代马远均有画本传世，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尊只可意会而不可言状的孔圣人像。文字描述中多奇象。马远均的画太夸张，前额宛如年画中的“老寿星”；吴道子画得飘逸、有仙气，但转化为雕塑，则“分量不够”。以西方雕塑写实的手法塑造，尽管高额、垂耳、长须等特征都出来了，却缺乏古意。文化人的长相对应其文化特性，而文化的生成受时间、空间及种族影响。凡大哲皆为某一文化之代表，故有异相、奇相，非以一般意义上的比例、结构所能刻画，所谓古意便是时间的悠远，它是古代文化留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想象与意象。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石窟雕塑，那体积的稳衡和精神的恒久，均是不拘泥于生理结构，注重整体体量对比所致，它有历史的遥远与静穆，这是“古法”，是我们文化中的生命音符，是古代匠师对天、地、人认识的朴素体现。以此法塑孔子会获得文化背景与文化符号的谐和——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就如同在古代的歌谣中寻找一个古代的人和事。

　　找到了形式的框架，碰到的是如何具体塑造孔子这个问题。为此，我找了很多的图片资料，但令人失望，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孔子相。倒是冯友兰、匡亚明身上有这种影子，特别是冯友兰由内到外的一股儒气与浓密丰茂的胡须，匡老饱满的天庭……这是儒学精神熏出来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的源流、渗透是何等的潜移默化，甚至影响到人的长相。仔细回味，我所熟识的大文化人，几乎或多或少都有孔子的影子。未必全在长相，有的体现在举止言谈中，即我们所说的“儒雅之气”。

　　我把孔子塑成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渊博。外形上尽量单纯，舍弃一切不必要的凹凸，轮廓趋于弧线，身体以半圆体喻示儒家的中和，衣纹用阴刻线表现，简朴、纯化，古韵十足。

　　2006年，我的雕塑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主题为“文心铸魂”，重在展示古今贤人雕像。孔子像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时空里，他是云中之巅峰；在文化里，他是和煦之春风。当然，他更是一尊凛然的化石，那仁慈，从脸上道道皱纹中绽出，似山脉水系，流韵弥长。手的礼仪传达着，“仁”，孔子之仁，二人为仁，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伦理关系。

　　塑像以大方淳正为造型基调，形体的线面变化在敲塑、压塑中呈现。创作的快捷和感觉的敏锐成为二重奏，在拍、削、切、揉等手法的交响里锤炼出平实、大方、温和、仁慈的孔子形象。体量的厚实与凝重，外化了大哲大圣的文化内涵，我曾作诗：春风宣圣煦千秋，仁者爱人励索求。盘古当今弘教化，和谐日月满神州。

　　这尊两米高的孔子像不仅成了文心铸魂展“和”的核心，也成了英国菲茨威廉博物馆雕塑广场的中心，同时还为我最近创作8米高的孔子像提供了借鉴。

　　古典主义雕塑家、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在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馆观看了这尊孔子像后写道：现在我坐在这里看孔夫子，觉得他就是那样，越看越觉得是那样，那么久远，就像我国的莎士比亚。他像一条河流的源泉，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放在中心是非常好的设计，似乎所有这些雕像都源于孔夫子。安东尼的评论阐述了“中心”问题，不仅是空间中心，也是精神中心，这可能也是西方城市公共广场中心理念的延展。

　　我塑的这件8米高的孔子像立于室外广场。室内雕塑与室外雕塑有别，非只尺度差异。关键在于室外雕塑的参照对象是天、是地，这8米的孔子像背靠雄伟高大的建筑，面对众生川流的街衢，它当元气淋漓、壁立千仞。故雕塑必须大，所谓大，不只是尺度的概念，更多是气象、气度。它体现在雕塑自身各部分造型的体量对比关系以及轮廓线的角度、线面交接关系的塑造。当然本质是作者的胸襟，胸纳乾坤，天地为塑，否则，尺度再大，也只小模型而已。

　　我根据自己创作的80厘米孔子像小稿进行等比例放大，结果十倍于模型的大稿并未显大。原因在于放大后的雕塑其视觉方位及心理感受已不同于小稿。它必须延展竖向的线沟，增强高远，才能形成“仰止”感。

　　我们通过研究乐山大佛、研究云冈和龙门石窟，对这些造型规律会获得感悟。此中有以小观大、以大观小的宇宙观和观察方式与造型智慧。北魏时期高僧昙曜在云冈石窟的主佛雕造时已妙用了线体的关系。雄阔浑然的量体辅以疏密有置的经纬，由此而生发的庄严肃穆感和神秘崇高感，是我们民族的造型之法，是古法。

　　立于现代都市广场的孔子像，倘以相对写实的形体衣纹表现，则在视觉语言上格格不入于现代建筑。古代衣冠是古代文化的样式，它在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将封建文化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而孔子的概念已超越作为“古人”的孔子，它是跨时空的精神坐标，当是一座文化泰山。今天立像远非“像”的意义，更在于立碑。立意既定，形式天成。故而，孔子的造型便在人的生理结构与山体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自上而下纵观，山脚、山腰、山顶，层层递进；自左而右横看，道道天沟，一泻而下，纵横万里。或峭壁奇凸、或峰壑互生。孔子面含春风，满怀慈爱，智者仁相，巍然山巅。这种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意象使得它与现代都市环境虚实共存，古今相融，这是自然之法。

　　古人长于在主体与客体间找到平衡，在人与自然的和谐里获得意象，这意象令人们由诗性表达遁入哲学反思。科学理性、现实功利愈来愈远离于这诗性、哲学，它反映在造型上为俗相横生。今天，文化复兴的意义在于呼唤那失去的魂魄。惟念惟此，像成诗成：

　　其一

　　注经立传“易”乾坤，德润中华蔚国魂，治乱兴亡多少事，崇儒浴日正逢辰。

　　其二

　　铁树扬花吟杏雨，至圣大哲寿尧天，国学苑里群贤起，构厦华章日益妍。

　　孔子像的正气，缘自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大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磅礴，得助于山脉构造的伟力。中国画论中强调“师造化”，其实更适于雕塑艺术。关于法，我以为：

　　法古之法始成法，变法求法我为法，法由有法至无法，方得法中之真法。

　　　　　　　　　　　　　　　　　　　　　　　　　　　　　　　　　选自《文艺报》2011年2月25日

　　　　　　　　　　　　　　　　　　　　　　　　　　　　　　　　　　　　　　　　　原报责编 饶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