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的电影，我偏爱以色列电影《黎巴嫩》。为什么？

　　因为黑暗的情景里睁着一双恐惧的眼睛。

　　恐惧里，导演Samuel Maoz指引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思索到了：战争是一个失控的品质。

　　故事是从四名以色列坦克兵驾驶着坦克开进黎巴嫩一个平民村庄开始的。在黑暗的坦克里，爱国青年对着瞄准镜，去执行一个简单的军事任务，屠杀好像是无意的，但被追杀被恐怖被毁灭却是有意的。Samuel Maoz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烈士或者英雄，甚至也不代表以色列人，他仅仅是代表“人”，讲述那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是怎么把这些鲜活的小伙子变成死人或者活鬼的。

　　威尼斯电影节上把金狮奖给了Samuel Maoz，不是为他的艺术灵感，而是为他明确的力量。

　　不知道Samuel Maoz是否会因这部电影而失去以色列；但肯定，Samuel Maoz会因这部电影让世界上更多的青年惧怕战争。我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的朝鲜学生、日本学生、韩国学生和俄罗斯学生，更多的是推荐给中国学生。

　　惧怕并质疑黑暗，人性之树才能拔节而起。

　　我留给自己最多的也是黑色。最黑暗的角落才能听到我最基本的感情。

　　我不喜欢粉色。总感觉粉色是有所贪图的鸡姐或者鸭哥。甚至对待与粉色相近的格调与思想，我都是小心翼翼。

　　我不喜欢史诗。那都是胜利者雇佣的，像仪仗队，每个调式都是彩排过的，人造着雄伟，人造着欢呼，反复刺痛历史的角膜。

　　黑夜里，我不喜欢睡觉。我愿做猫头鹰的家族。

　　所以，我牵挂悲剧和悲剧人物。愿意接近悲剧舞台上阴谋后的场景，血滴浇灌，死者仿佛就是我。《哈姆雷特》我看了五遍，《茶馆》看了八遍，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一直放在床头，当作我的哲学的坐标。我相信：悲剧性的生存和死亡是更准确的哲学。

　　所以，我习惯粗砺的场景。一望无际的海或者山或者沙，都像是至亲至友。在它们中间，我才能放得开。江南小桥流水，我看过，也曾经待过，但不行。君子之貌，我有隔阂。

　　我喜欢简单的吉普车，不喜欢豪华轿车。我愿意面临崎岖深处最自由的气流。

　　我喜欢少言寡语的人，不能忍受喋喋不休。眼睛对着眼睛，捕捉之间或真或假的感情关系，即使迷恋，即使做爱，也要做深夜里的小船，划荡着茫茫的地平线。我，不出诺言，也不相信诺言。

　　我喜欢听让•西贝柳斯（JeanSibelius）的交响诗《图翁涅拉的天鹅》。一只天鹅身陷沼泽，黑色的泥泞淹没了它的羽毛，又要吞噬它的头颅，它绝望，挣扎，但，即使最终沉入泥泞，它的头颅也依然保持仰望的姿态。我不收藏莫扎特的精致和天才的东西，所有望尘莫及的天才我都是敬而远之。我对李白敬而远之，对杜甫无限亲近。因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也能写出，可是我却没有写出。还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有不合时宜的对无名者的悼念，绝望的呼救连接着坚毅的负重。

　　对了，悼念死亡者，为漂泊的思考者而挽歌，也是我心甘的。我从不仰望桂冠者。死亡者的背景总会让我警惕着那些桂冠者的荣誉。

　　我渴望把自己的骨灰撒落在大海里，不喜欢在拥挤的坟墓里背负着无关痛痒的石碑。在大海的深处，我愿独自停泊。如果精神能独自停泊，那海面上十二级的汹涌定是我的吞吐。前方的景象依然与我息息相关，我的读者、我的学生、我的子孙定会把我的停泊地当作精神的中转，再向前的，应该是更大吞吐量的自由航船。

　　　　　　　　　　　　　　　　　　为了高贵的叶子

　　叶子成片地落，来不及下葬。

　　十月一晃，变成了十一月。有霜，有风，还准备有雪，再高大的树也经不住了。最顽强的那片叶子最终也落了下来。乌鸦盯着落叶，唱出了挽歌。

　　挽歌无用。

　　年华艰辛，再高贵的叶子，也提不得了。看山上山下，全是败局。这样的秋落，年轻时走，不觉得轻重；现在走，秋死人悲，心情不堪。既然不堪，还扯什么“高贵”二字？

　　我不责怪叶子。不是叶子多么虚弱，而是寒风太强劲了。

　　问题是乌鸦。乌鸦为什么不顾及大自然的结论，偏把心放在叶子这一边，为死亡而歌？

　　我慢慢想：乌鸦就不怕荒凉，不怕嫌恶？学做鹦鹉或者大尾巴喜鹊不行吗？在庄园里的暖炉旁或者是房檐下的暖巢里，看着主人的眼色，悠扬一点儿，喜庆一点儿，多好！学白嘴鸦也行啊，见寒云而掉身，栖落在最适宜栖落的树杈上。

　　乌鸦之歌，是叛逆。

　　叛逆是天生的，而担当的角色则是寒风中的进化。再荒凉，也是守护，哀歌之至，整个秋天和冬天都能听得见。是一个偏执者。都不说了，他说；都回家了，他不回家；都在闭眼等待，他不等待。而聪明的自然物种从来是实用哲学领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避风和等待。看那群庄重的鹈鹕，正躲在湖畔的草窠里，袖手旁观，算计着时令。

　　再看人类——我吧，关着门关着窗，捏着甜饼就着咖啡，假惺惺地写着冬天给我亲密的诗意。

　　乌鸦，冬天唯一的哀歌者啊，一意孤行。在漫山遍野的荒落中，它寻找高贵的叶子。高贵的叶子是这样的：即使树抛弃了它，即使风雨变脸羞辱着它，即使有金属压迫，即使被送进墓穴，它也绝不自贱。它平静地仰望着，用洁净的骨骼回应无声的封冻。

　　乌鸦把洁净的叶子一片一片地铺展在巢穴里，当作金黄的精神，为之悼念。直面天歌，是为了让这般高贵而苦难的形态在整个秋冬里不成为空白。

　　可是啊，乌鸦怎么看得懂身后谋算的眼神？当它又衔起一片落叶时，枪口对准了它。没有弥留之际，哀歌戛然而止。

　　一只鸟儿，一只雄健的鸟儿，一只肯为秋冬空白而哀歌的鸟儿，一只热爱树叶、热爱河流和山谷的鸟儿，就这样示范了一个哀歌者的下场。不让鸟儿哀歌，能烘托什么呢？

　　世界由此而吉祥了吗？

　　我五十岁已过，想一想，过去的和现在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乌鸦的宿命关系到往事和其他。

　　想到鲍利斯•列•帕斯捷尔纳克的哀歌和他的死亡。就因为一本《日瓦戈医生》悄悄哀悼了高贵的人性，一个巨大的国家把他作践成那个样子！作协开除了他还不够，还组织青年举标语辱骂他，还鼓励人民用漫画戏弄他。深情的乌鸦，哪里是枪的对手？他临终对窗外说：“我很完整，听见了吗？我很完整。”

　　五十年过去，现在，《日瓦戈医生》已经成为俄罗斯中学生的必读名著。高贵的哀歌能让冰封的大地改变形态。

　　这就是进化。高贵的叶子，虽然在有限的生命里已经和时代约定，但总在递进。叶子死了，秋天会死吗？秋天死了，乌鸦会死吗？还有，成片的湿润的野草会连根拔掉吗？进化，必定是与高贵相匹配，如鸟鸣之于叶子，思想之于时代。

　　　　　　　　　　　　　　　　　　　　　　　　　　　　　　　　　　　　选自《散文》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