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术，诈技也。原属歹人的阴谋之伎俩，不值得详说。但是，读了刘再复的新著《双典批判》之后，于蓦然回首之际，我发现，中国人的“诡术”里大有乾坤，甚至隐藏着某些智慧的变异，颇有演绎一番的必要。

　　在《双典批判》中，面对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刘再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两部作品，固然是‘大才子书’，但又是‘大灾难书’。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

　　我虽然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但对其中的很多分析和论述，都表示首肯。尤其是对于《三国演义》中各种诡术的精彩论析，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刘再复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所以，“《三国演义》把中国的权术、诡术等推向极致，从而也把中国原形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诚’的精神，破坏到极端的地步。”

　　重新审视三国，其中确实很少有“至诚”之人。所谓桃园结义中的三兄弟，看似真诚，但那不过是为了刘家小集团的利益而为之，属于江湖义气，并非天下之公义。当小集团利益与社会伦理之间发生冲突时，集团利益便会以无可辩驳的理由破坏社会伦理，义气之中的情感便主宰了人类的理性，所以出现了刘备对有恩于自己的刘焉父子的背叛，诸葛亮对周瑜之死的两副面孔，曹操杀了无数的忠良之臣等等。他们以小集团的“义气”，颠覆了人间应有的真诚，也颠覆了人类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信任。

　　在剖析三国中的“诡术”时，刘再复认为，刘备常用伪善的儒术，四处打着“仁义”之牌谋取私利，如为了笼络赵云的心，他居然可以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阿斗愤置于地。曹操侍弄法术，善用权力逻辑来排外安内；司马懿擅玩阴阳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诸葛亮则频施道术，神化自己；此外，他还常玩弄人术……总之，《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其最大的人生乐趣和生命智慧在斗玩心术，而且不乏“厚黑学”的精髓。

　　遗憾的是，数百年来，除了将曹操视为奸雄之外，无论是刘备、诸葛亮、张飞还是孙权、周瑜、司马懿，这些没有儿女情长、视暴力为血性、为小集团利益而自愿肝脑涂地的畸形人物，却成为我们评价英雄人格的标尺。这就是大问题了。在这个问题的深处，隐藏了一种最为本质、也是最要命的思维，即“奉诡术为智慧”。因为三国中人，既没有创造社会价值，也不是为了社会公义，他们的争斗与残杀，成功与失败，只是彰显了各种人间诡术，并非人类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造福于大众，体现牺牲精神和奉献品质的卓越才能，而不是以阉割健康人性为代价的心术。

　　更令人郁闷的是，这种视诡术为智慧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国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它导致的结果是，当我们民族面对灾难时，会陷入人性恶的循环之中，像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揭发，彼此诬陷，都是这种潜意识的折射。它远离了人类应有的仁慈之心、至诚之心、自强之心和人道之心。普通人如此，知识分子亦然。有人认为，与俄罗斯一些杰出的文化精英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独立和自由之精神。如果我们深想一下，当一个民族将人性残缺、推崇诡术的另类人物奉为“英雄”，并构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时，是否也是导致我们知识分子人格畸变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断强调人性启蒙，是否也需要重新清算这些失却理性和健康的畸形人格？

　　如果我们再深而究之，看看如今的《水煮三国》、《品三国》之类，有多少不是醉心于各种诡术的推演？当我们细读那些所谓的“反腐小说”，又有多少不是对官场的诡术进行迷恋性的表达？这其中，是否也隐藏了当代知识精英已被某些变异的“智慧”所规训？

　　记得很早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乃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属国人必读的经典之作；但同时，老师偶尔又会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对于这种彼此相悖的言论，没有人去深究，因为“经典”的定论早已深入人心。如今，我似乎有所明白，“名著”与“不读”之间，确实隐含了一个民族极为深邃的文化伦理，乃至复杂的生存哲学。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6日

陆衡鹰（新疆巴楚）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