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识在车窗外一迭一迭的苍山和一重一重的绿阴间洋溢着。同座的蒙古族小伙伴讲：“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是东胜市区了。”

　　我一直认为旅游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如雨后开窗，一股清新的气息悠悠吹来，让你能体悟出一种捉摸不定的性灵随意。我曾在十年前一段休学打工生涯中摄下东胜一些模糊的底片。那时六七条被文明摈弃的小街，罩在黑乎乎的粉尘飞扬里。遇雨天道路泪水涟涟，无论行人怎样小心，忧郁的情绪，都会飞上身来。我是因家里拮据得连为卧病的母亲抓药的钱都要东借西凑，才不得不为那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符号踏进了走西口的诱惑。当时我的心境颇与那种荒凉吻合。我强烈感受到这座小城与现代城市这个词怎看怎不协调，好比一幅线条繁琐，形象呆滞的画，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迷惘。现在捧出这段封藏在日子深处的感官碎片的拼合，我锃亮的灵感火花跳跃起来，我不知道路两旁站着向我频频致意的油松与白杨，是怎么淹没表情扭曲的土路的？是怎么回归古时天然牧场的纯静如水的？

　　汽车爬完最后一道坡，上了高原的顶端。清晰可见的东胜像杜牧笔下的那幅阿房宫的速写画，清新靓丽得让人无所适从的咏叹什么，歌颂什么？更谈不上破译这个马背民族的激情和秘密了。远见一楼高插云天建筑，恍如海市蜃楼。大楼后侧，是两个直插云霄的铁塔。我亦分不清是牧马人的襟怀、心气、心力坦坦荡荡的意蕴葳蕤，还是牧马人家门前的玛尼杆子所耸起的令一切融化、旺盛、复苏的精神寄托和毅力动力？好在同座的小伙告诉我，奇丽的云立高楼、银色的导播铁塔，使１９５０年还只有百十间土房、一二百住户的东胜有了可以富丽许多的神秘与浪漫……后来，听着那小伙介绍关于东胜经济发展的腾飞，我像掉进了一个优美的传说里，最后醉得脑子里充彻满了大量的精煤和优质白碱了。

　　车进东胜，大街仍然像孕育大气魄的鄂尔多斯草原宽敞得能诱发起人蓬勃无边的遐思。这盛产英雄和史诗的草原，是几时被人误认为一座城市的心脏，而委委屈屈地等待我的造访呢？牛羊哪里去了？是化作了街上川流不息的出租车，还是泪水涟涟地走进了从街旁酒店里飘逸出的酽酽浓浓的肉香里了？绿草呢，绿草莫不是退化成了街旁花圃里的苍翠青松，如茵绿意？转变了一座座楼的表面饰品瓷砖了？我们乘的是勒勒车吗？是在草原上去赶那达慕吗？膨胀的想象力随车蠕动，我不知道自己是草原上的牧马人还是这座城市的一微子？这近些年才从荒凉中拉出的射线让我激动地喘不过气来，让我亲切地想起苏联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笔下的汉堡，那是一座能燃起爱情火焰的城市，绿色的阳光灿烂的城市，除了尤里和我这样的精神流浪者，谁又能打开感官的锁，一任思绪从头颅里窜出窜进，做这样心旌摇荡的梦呢？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东胜的一家报社里当编辑，并且为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迷恋的要死要活；没有想到三年来，那梦竟越做越恬畅，进一步了解了东胜的一呼一吸，知道了这里气候变化太无常了，温柔全被女人们夺去了；摔跤、赛马已很少见了，豪气全被移到酒摊场上了；街上开手抓羊肉的餐馆太多了，氤氲的香气把市区的垃圾都熏得不见踪影了；串街走巷卖牛奶的太多了，把个鄂尔多斯民歌滋润的灵气的能掐出水来了。

　　我以极其迫切的心情接近东胜。当我叫了出租车去下榻的宾馆时，女司机告诉我，古东胜是一地沃草肥的天然牧场。秦直道穿越而过。唐设东胜州，明筑东胜城，清末光绪年间设东胜厅，民国改为县……在同女司机极散淡的攀谈中，我生怕自己激动的咳嗽，亵渎了这生动透了的风景。东胜的风采就如你想由着性子而不失儒雅的潇洒一回，唯一能达目的的是在唐诗宋词中亮堂堂的小红楼里，宝马香车里，遗憾地遥想当年柳咏的风流倜傥，而不是时下一些大城市里泛滥的歌舞厅，夜总会。面对东胜，我有一种毫不犹豫地想将陕北老家这一圆心到东闯西荡的弧线上的思索全部铰碎的感觉。只想和１９世纪的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在重游尼斯时一样，充满感情地喊一声：“亲爱的地方，我又见到你了。”

　　是夜，我去了鄂尔多斯广场，中央的水池飞溅出的沁人清凉，把许多人都逼到不远处正上演着歌星们倩影的几十米宽屏幕下闹中取静去了；水中彩灯变幻的奇瑰，被摄影师们当作风景给带进人们的温馨回忆中去了；穆天子姬满的八骏虽站在离我咫尺的北角处，但威风不见了，全被就地摆书摊的给耳濡目染得一心向儒了。我产生了一种如梦的感觉，这个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小城，是谁的智慧结晶，汗水的结晶？它的灿烂与汉赋元曲无关，与唐诗宋词无关，与耶律阿保机、铁木真、李继迁无关。它的变化速度是人类发展某一阶段的高度浓缩，穿过历史的雾霭，我能听到那铿锵的脚步声。只是我不知道它是为增旅人的情性而筑的避暑山庄，还是为减高原的荒凉而竖的文明路标？

选自《深圳晚报》2011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