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和青年一段时间是在马厂巷度过的。那条巷子静静地卧在后街，和城里其他巷子一样，低矮的平房是它的主色调。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乌泱泱的平房，马厂巷还藏有一所大宅院——丁家大院。从开始住在里面，到像“卫兵”一样守护在前面，我和它零距离接触了二十年。虽然后来我搬出了马厂巷，大院也在城市建设中灰飞烟灭，但在印象里，它依然是六合城里最大，最好的宅院。

为了避免这个结论有失偏颇，我努力回忆听过见过或者去过的地方，翻来覆去的想，试图找出比丁家大院更出色的所在。

我想起原大官巷中段有一处宅第:大门两侧立着青灰色的圆形石墩，上面刻有蜗牛状的花纹，小孩子可以像骑马一样坐在上面玩。穿过天井，是一个大厅，后面是两进四合院，天花地板，很幽静。最后面还有一个园子，开扇小门通往小官巷。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就是缺座楼房。这宅子后来被老年大学使用，我在里面下棋，唱京剧，过了很快活的几年。2000年的某一天，它被拆掉，并盖起了楼房，成了社区居委会办公地。

老体育场东大门对面有一座楼房，四五层高，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然而，只是孤零零的一栋，而且，陈旧不堪，毫无气韵，就像一个怨妇在痴心守望永不归来的丈夫。

县府街34号清代民居，是个大宅院。不过，里面像样的房子寥寥无几，不能和丁家大院相提并论。也没有楼房，它只是一处年代久远的老宅子。

东大街除了老人民医院内有几间像样的房子，我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得上“书香门第”这个雅号。

南门彤华街两边低矮的门板房，形象地诠释了没有大宅院的街道是如何的寒酸。

只有小北门和板门口内，各立着一幢漂亮的小洋楼，天花地板百叶窗，花园里玫瑰盛开，应有尽有。可它却是美国人的财产，至今仍不妥协，孤岛似的傲立在城中。

这么排数一遍，貌似只有丁家大院才是小城里最漂亮，最适合人居住的处所。

几十年来，这个始建于上世纪初，“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宅院，默默驻扎在马厂巷的中间地段，低调生活在古老的棠邑城内。它度过多少酷暑严冬，承受了几多风雨雷电；后园的花开叶落，大院里客来人去，终于，在经历短暂的产权变更后，它等到了懵懂贪玩的我。

大概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我家从西门某处搬到了丁家大院西南角的一间房子里。

也许记忆力不够好，我始终想不起来搬家时的确切地址和时间。

我只记得，曾经住过县府街与汪家巷夹角的一处老宅子，它的大门朝北，我还记得，里面的木楼梯，窄的只够一个人上下。房子至今还在，墙壁脱落，从窗户可以看出已很久没人居住，我几乎每天都从它旁边经过。有一天，我下定决心，要去探个究竟，刚跨进门槛，我的脑袋突然嗡嗡作响——那楼梯已经被封闭，我失望之极。

残存的记忆又停留在大官巷一处老井对面的宿舍。一天傍晚，我攥着母亲给的五分钱，沿着宿舍前面小道，去县府街小店买酱菜。当走到一排冬青树旁，一只马蜂突然袭击了我，我的左眼睑立刻肿了起来。我忍着疼痛，端着空碗，沮丧的走回家去。那个院子现在依然住着人，可是我实在没有勇气进去看一看。

接下来就到了丁家大院，在那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母亲坐在床上向我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主人公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他与人为善，做了许多好人好事，后来他牺牲了。我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但是我能感到某种观念正在注入我的大脑。后来我知道这位英雄叫雷锋。

这三段断片式画面构建了我童年记忆的小屋。

搬过来的第二年，大院前面拴过马和驴的空地上竖起了一排平房，是父亲单位建的集体宿舍。我们家和另外三家人挪了进去。

房子外面看着崭新，里面的隔墙却是芦席糊了泥巴，再刷层石灰水，质量可想而知。大院的大门板也被拆下来，安装在我们宿舍前边，于是我们俨然成了大院的“看门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房子被巷子里住户称为“六城镇干部宿舍”。

卸了大门的门道像缺了门牙的大嘴巴，从外面一眼就看到里面的天井式甬道，二道门和最后边的园子，也能看到一株苍劲的柏树，矗立在甬道的右侧。

甬道的左边是四合院，右边是自带大门的二层楼院。两边房子结构不同，里面的景象也是冰火两重天。楼房里人声喧杂，围着院中彩色“斯门汀”地，有人串门，有人坐门口聊家常，也有看报说时事的，而听的最多，是一位“王婆婆”的大嗓门，常常唤着她宝贝的外孙:“刚刚，你在哪儿？”

整座楼洋溢着电影《七十二家房客》鲜活的气息。

对面的四合院却很安谧，住了七八户人家，却难得听到响动，仿佛没有人居住。大院主人一家住在东南角的三间屋子，前面另有一个独立小院。房门装的是“司匹灵”锁，对开的木槅大玻璃窗，让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随意进出。房间里天花地板，墙上挂着字画，有四根铜立柱的大床，还有漂亮的书桌和一张木摇椅。优雅舒适的陈设，折射出旧日有钱人家的生活。

穿过天井，迈出二道门，就是大院的后园。这个园子很大，里面生长着各种杂树，一条铺着碎砖石的小道横贯园中。小道南边通往前街的财政局宿舍，小道北边尽头，是另外一栋两层小楼的侧门——和南面的楼是为一体。北楼和南楼一样，都是全木结构。北楼前面有一个大院子，正门开在后街，与清真寺隔街相望。整个丁家大院大约住着三十户人家。

南大院的旧主人，继承了盐商祖上留下的家业，他受过高等教育，可惜只是个建筑站的工程师，对园艺不感兴趣。偌大的园子听任原生植物乱象的生长，到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园子已日见荒芜，几乎成了废园。

北院的旧主人靠拖板车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昔日的小开终日与社会贫苦人士为伍，一直到改革开放。他开了馒头店，每天在店里唱着京剧《苏武牧羊》，苍凉的声腔旋律，流淌着坎坷人生的况味。

自从我住进“传达室”式的新房子，认识了巷子里许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有黑皮、小敏、沈家兄弟，明亮，还有住在大院里面的孙家“大小肚子”兄弟，大家成了玩在一起的小伙伴。

小孩子管不了大人的事，凋敝的后园成了我们快乐的天堂。

白天，我们在大槐树下“丢手帕”，歌词我至今没忘记:“丢手帕，丢手帕，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到了晚上，满园疯也似跑着“捞呆子”。

稍大一些，我们在园子里打弹子，斗鞠子，玩一种叫“攻城”的游戏。

随着活动量增大，靠每天两稀一干的卡路里补充，已远远不够。我们充满对甜味的渴望，爬到桑树上，摘下饱含酸甜汁水的桑叶果，弄得满手满嘴乌黑。我时常仰望着枯花树上鲜红的果子，呆呆的想:假如它也能够吃该多好，不要单单只是鸟雀们的美味。

后园北边还有一块杂草地，同样也充满了诱惑。

高大的梧桐树下，尺把高的杂草淹没了小径，各种昆虫躲在里面奏乐，宣告它们的存在。这里的红蚯蚓到处都是，一铲子下去就是好几条，是钓鱼的最佳饵料。

我们的目标是“二尾子”蟋蟀。“二尾子”藏在砖头和瓦片下，隔一会儿发出一二声“吱吱”充满野性的鸣叫。这种蛐蛐儿往往有红头蜈蚣或癞蛤蟆把门，一定要小心翼翼才能捉到。

我们轻手轻脚进到草丛的深处，突然间，一条赤红的火炼蛇挡住了去路，它正盘着一只可怜的青蛙。我“哇”地一声大叫，慌忙跑出来，长时间不敢再进去。

快乐的时光过了两年，后园突然消失了。

先是来人封闭了南面的园墙，在园子中间建起了两座小院。接着县里又在园子北面建了一排宿舍，住进去几位干部。

后园的变化，让我们失去了游戏乐土。我们转移到另一处阵地，就是那掉了门牙的“大嘴巴”——大门的过道。

那是不大的空间，地上砖块已经残缺不全。我们毫不在意，聚在一起掼四角，交换香烟纸，扑洋画，叼杏核。只要是男孩子喜欢的玩意儿，每天都在那里进行，直到哪家母亲拉长了声音，呼着他的小名:“XX，吃饭喽！”大伙这才一一散去。

有一天，几个少年又聚在门洞，不知道玩啥。有人提出，去苗圃打鸟，于是我们带着弹弓，去了凤凰山林果场。那天战果不佳，仅仅让我打了一只麻雀。回来后，“孙小肚子”眨巴着眼睛，突然提出要用大杏核交换二弟的一只旧篮球。

看他很认真，我突然想逗他一下，说，你能把这只麻雀吃了吗？

“能！”

“真的？”

“当然。”

拉过钩后，“小肚子”把那只麻雀带到井旁淘米缸前，撕去皮毛，扔掉内脏，用泔水洗了洗。那时，太阳穿过大院的楼顶，照在他身上;我们围成半圆，看他半闭着眼，像个慷慨赴难的勇士，生生把那只麻雀吃掉了。听着“嘎吱嘎吱”的咀嚼声，我心里突然一阵纠结不安，二弟兑现承诺，把篮球给了他。

以后没有人再提过这件事。

学校复课后，大院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孩子们见了面，也从直呼小名，变成互相笑笑，点点头，似乎一夜之间，成了懂事的大人。门道恢复了安静。随着读书、插队、工作、参军，大家各奔前程，大院，终于被我们抛在了脑后。

这些事如同昨天刚刚发生，而丁家大院却消失了，连同迷人的幽静、烟火味人声和后园的绿树红花，取而代之的是长江新苑住宅小区。或许，这是那爿百年老宅最好的结局，得以让典雅风貌完整保存在我的记忆中。倘若延至近年，各种违章建筑定会把大院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时光车轮飞驶了五十多年，老人们都已去世，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了老人，他们也许还记得那些无忧的少年时光。

我常常路过那里，穿行在高大整齐的住宅楼中间，心里总会暖暖的泛起一丝温馨;脑子里翻腾着那些熟悉的名字，还有王婆婆的大嗓门:“刚刚，快回来哟…”

我相信，N多年后，我们还会相聚，不过，再也没有丁家大院人了。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