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嗜茶，他算的上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喝茶叶的人吧。在农村，我们只有在冬天里才喝开水；夏季里，渴了就从井里打上一桶水，舀上一瓢，咕咚咚一口气喝完，然后一抹嘴，别提多过瘾。而二叔一年四季，无论走到哪里，总是神气地端着一个玻璃瓶子，这个瓶子原是装水果罐头的，厚厚的瓶子里飘着几片黄黄的叶子，映衬得里面的茶水也黄黄的。他边跟别人说话，边时不时打开玻璃瓶盖子，仿佛很烫似的，吹吹上面的叶子，有滋有味地咂上一两口，然后又慢条斯理地盖上，动作娴熟而优雅，令人肃然起敬。二叔的一杯茶是要喝上一整天的，即便汤汁发白，也舍不得换。喝完的茶叶他都倒下来，放在一个竹篮子里，在外面晒着。我问二叔：“你这是晒干了再准备喝一次么？”他撇撇嘴，不屑地说：“你小孩子懂什么，晒干了装枕头！”当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喝的茶叶多得足够做枕头。

可春节回到农村老家，父亲却告诉我稳文叔因肺癌死了。

他平时不抽烟，偶尔咳嗽胸闷，没放在心上。年前咳嗽得厉害，吐了血，好说歹说，到县里检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建议手术治疗，稳文叔直摇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喘着气说：“给孩子们省点钱吧，我想回家。”

回家的第三天，他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岁。

稳文叔是我堂叔，按辈分我喊他二叔。他家在我们附近很有名，因为他家的事很特别。

二叔的父亲，瘦小枯干，脾气暴躁。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拎着铁锹，光着膀子，满村子追打他的两个儿子，谁都拉不住。邻居只好喊来他的“上海知青”老婆，哇啦哇啦地和他吵一通，然后他老婆凭借着身材高大，将他拦腰抱住，像抱个孩子似的，任凭他如何挣扎，脚也沾不到地，更别说逃脱了。

二叔作为上海知青的后代，当然是和普通的农村人不一样的。他不屑做农活，整日里只会收拾他的电子琴。据说，这个电子琴是他妈妈远在上海的一个表哥送的。二叔摸索了两年，只会弹首《东方红》曲子，但这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农村娃傻傻地站在一旁，满怀羡慕地听上半天。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让孩子们走近些，摸摸琴键。当我们不小心弄响一个音符而兴奋得鼻涕泡快要出来时，他总会很快地用一块雪白的毛巾擦拭一下琴键，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琴收起来。

二叔家还有一个当时全村人视为宝贝的东西，那是村里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那年暑假，正是电视《西游记》热播的时候，大人孩子，一到钟点，都搬着板凳来到二叔家，挤了满满一屋子，连出去撒泡尿都费劲。爱清静的二叔也不嫌弃，先安排孩子们坐前排，然后又拿烟给外面站着的大人抽。后来，屋里实在挤不下，他自己买来电线，把电视机搬到外面，这样大人小孩都可以看到。碰到停电，二叔就把一个破旧的发电机拿出来，连在自行车上，让孩子们轮流蹬车发电。电视机忽明忽暗，也能勉强把一集看完。而我，因为学习好，经常受到二叔的优待。看《西游记》时，他把我安排到最前面，有时候还让我陪他看一会新闻，给我讲讲天下大事。那时，我十分尊重和感激这位看起来与众不同的二叔。

二叔的老婆也不是本地人，据说是广西人。二叔在我们传统的农村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而且按他的眼光，也看不上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就这样，慢慢地拖到二十五六岁，在当地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了。后来，在熟人的介绍下跑到广西，结识了长得瘦高，凹眼塌鼻，皮肤黝黑的媳妇。我们经常会看到婆媳两人吵架，上海话混战广西话，呜哩哇啦的，全村人都不知道她们争吵什么，只能愣愣地站在一边观看，无法解劝，也不知道怎么解劝。所以，村里人都戏称二叔家是“联合国”。

二叔的弟弟三叔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不上学，不愿意做农活，更不愿意像他哥哥那样去弹琴喝茶。三叔天天跟一帮伙伴们打架斗殴，偷瓜拔蒜苗，惹得村民常常找上门来。他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一顿毒打，后来父亲年龄大了，再也追不上三叔了，只能对上门告状的村民无奈地说：“你先帮我逮住他，我打！”。

后来，三叔被捕入狱判了三年。刑满释放回来的三叔，虽然年龄才二十多岁，但是头发花白，俨然一个小老头，说话总是低着头，声音小了许多。再后来，他娶了一个孤儿，两年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了家的三叔彻底变了，在外拼命干活挣钱，回家老实守着妻儿一起吃饭，笑容渐渐浮在脸上，他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一场大病夺走了他女儿的生命。三叔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在床上躺了三天后，一个人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再也没了音信。又过两年，警察来到他们家，带来了三叔在狱中病亡的通知书，此时他的第二个女儿才一岁半。三婶什么也没说，把牙牙学语的孩子抱给二叔，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来。

又过了两年，二叔的母亲在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也没有回来。随后，他父亲收到了一张离婚协议书，一病不起，不几日离开人世。

二叔和二婶辛苦拉扯着自己的三个孩子还有三叔家年幼的女儿一起生活。此后，村里再没有听到过《东方红》的声音，再没看到二叔手里那个黄黄的罐头瓶子，替代它的是一个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小女孩。

听说，三叔家的女儿一直在上学，毕业后去了上海打工，还见到了已经在上海再婚的奶奶。又听说，三叔女儿出嫁的那天，曾被父亲打得浑身是伤却从不吭声的二叔，却躲在村外的一颗大树下掩面嚎啕。

远　行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父亲一起去合肥报到。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从我所在的小城到合肥，大约有二百六十多公里，坐汽车要三个多小时，乘火车需要六个小时。父亲坚持乘火车，火车票便宜，而且凭着录取通知书我还可以买到半价票。

绿色的火车静静地停在站台里，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有点莫名的兴奋和期待。虽然还没到检票时间，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可以看到车厢里却坐满了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提前上去的。

开始检票了，人们立刻骚动起来，本来整齐排好的两个队伍顿时乱成一锅粥，大家拥挤着，扛着大包小包，脚跟脚地往前移动。检票员在一旁大声喊着：“别挤！别挤！”，可没人理会。乘客如同放开闸门的洪水，更像是拉开栅栏的羊群，翻过检票口，小跑着奔向火车。检票员没办法，票也不剪了，迅速拉开两边的栏杆，放他们过去。

短途火车，票上是不写座位号的，谁先抢到座位谁坐。大人和孩子奋不顾身地挤到窄窄的车厢门口，争相抓着车门把手向里挤，有经验的则贴着车门往里挤，还有的先把行李从敞开的车窗里扔进去，然后扒着车窗来个鹞子翻身，吓得坐在窗前的旅客连连惊叫。

我和父亲被后边的人群推攘着，根本不需要自己抬脚，稀里糊涂地被推上车。我的身上被旁边不知谁的扁担捣了几下，到了车上才感到火辣辣地疼。

车厢里挤满人，像是装满沙丁鱼的罐头。篮子、筐子、蛇皮袋、扁担、被子、网兜、农具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堆满货架和地下，让人无法下脚。车厢里空气污浊，混合着脚臭味、汗酸味、葱蒜味、口臭味、厕所里面飘出来的尿骚味，再夹上劣质的痱子粉和刺鼻花露水的味道，令人窒息。

父亲和我被挤散，隔有几米远。父亲招手让我过去，我试着挪了几次脚，都没能动一步。我冲着父亲摆摆手，告诉他我就在吧，过去也没用，哪儿都一样。

火车长鸣几声，缓缓开动，一阵热风透过敞开的车窗灌了进来，空气稍微变得清新一些，使人感觉好受许多。随着列车逐渐加速，一排排低矮的楼房迎着车厢飞快地向后面跑去。当火车驶出城市，奔驰在辽阔的田野上时，我这才长出一口气，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和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我被困在众人中间，感觉自己像深埋的木桩一样稳固，根本不需要扶手。无论火车速度多快，都不用担心自己摔倒，所以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欣赏窗外田野里的庄稼和景致，累了就闭眼休息一会。

车子刚开出一会，有人已经急不可耐地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桔子、鸡蛋、饼干、火腿肠等零食放在面前的小桌板上，做着开吃前的准备；有的或趴在小桌上或仰头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拿出扑克一起玩起了斗地主，站在座位旁的人也跟着沾光，免费观看，甚至还能在旁边指点一二，聊以打发时间。

火车每到一站，还没停稳，车窗外就会呼啦围上一群人，他们高举着装满食物的篮子，大声吆喝着：“火腿肠！茶叶蛋！烧鸡！开水！”也有一些临窗的旅客跟他们讨价还价买点东西，但大部分人无动于衷，神情呆滞地望着窗外。火车缓缓开动了，卖东西的人仍高举着篮子，锲而不舍地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喊着：“烧鸡五块了！便宜了！三块！”直到火车速度加快才把这些叫卖的声音扔了回去。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外面一片漆黑，只能看到窗户玻璃上映着的脸和偶尔远处忽明忽暗的灯火。大家都在闭目养神，车厢里安静了许多。我实在累坏了，站着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阵刹车的声音把我惊醒，火车又停在一个小站。父亲好容易挤到我跟前，对我说：“饿了吧，你待着别动，我下去买点吃的。”说完跟随着下车的人流走下车。我透过车窗看着父亲站在月台上在跟卖东西的人说着什么，父亲回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买了几个包子，趁热吃吧。”我把包子递给父亲，说：“你也吃点吧。”他摆摆手：“火车上我吃不下东西，不饿。”我也没多说，三下五下就把几个包子一扫而光。

火车走走停停，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合肥。听着列车员来回走动喊着终点站到了的声音，看着窗外远处高楼里闪烁的灯火，我竟然也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我和父亲跟随人流走出车站。站外的马路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很少，一辆辆等待拉客的出租车停在路边，不停上前问着刚走出来的旅客：“去哪里，上来就走。”我和父亲站在路边，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明天学校有车来接你们吧？”父亲问我。

“是的，通知书里这样写的。”我说。

“那我们就在火车站里歇一夜吧，明天正好有车来接，天又不冷。”父亲说。

我点点头。

“先吃点东西。”父亲带着我顺着马路走，也分不清方向。不多远看到一个路边排档，父亲站在旁边把所有的饭菜价格仔细地问一遍，要了两碗面条。我拎着的袋子里还有两个早上母亲给我带的鸡蛋，蛋黄已经从蛋壳里挤了出来。我拿一个给父亲，父亲说不要，没胃口。他让我把鸡蛋剥好放在面条底下，温热一下，会好吃些。我很快吃完面，父亲却吃得很慢。“吃饱了吗？我这些吃不下，你吃了吧。”父亲看着我说。我说火车上吃了包子，到现在没消化完呢。父亲这才很快把面条吃完，又让摊主加了些面条汤，然后站起来付钱。父亲付完钱，边走边不停地对我说：“合肥的面条太贵了！一碗要五毛钱，没有几根面。在老家能一斤多面条了。”说完摇摇头，一副非常不舍的样子。

父亲决定在火车站里待一夜。候车室很小，座位上已经躺满了准备在这过夜的人。父亲和我把行李放在一个角落里，背靠着墙，谁也没说话，我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一会儿，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发现父亲并没有睡，他一直在看着我和行李。我实在困极了，瞬间又进入梦乡。

第二天清晨，父亲醒得很早，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睛红红的，仿佛一夜没睡。“我看着东西呢，兜里有你的学费。”父亲指指自己的口袋对我说。我知道，父亲为了这两千多块钱的学费，跑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几乎卖光家里的粮食。

早餐，我吃了两根油条，父亲只喝了一碗稀饭，总共花了两块钱。

上午九点钟，学校的大巴车来了。父亲把行李放在车里，看我上了车，也跟着上来，对我说：“我就不陪你去学校了，我要赶上午的车回去。兜里的东西带好，下车时别忘了行李。我走了。”说完转身下车。

我心里突然生出许多不舍，可是一直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车子静静地停着，等待着其他的人，父亲也静静地站在离车子不远的地方，没有离去。

车子坐满了人，缓缓启动。我隔着车窗，看着父亲苍老黢黑的脸，向他摆摆手，他也向我挥挥手，张张嘴，我听不到他说些什么，只是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流到我的嘴里，苦苦的。

转眼多年过去，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年近五十的中年人，在合肥有了自己的家。父亲七十多岁了，仍然住在乡下老家，很少来合肥，他说过不惯城里的生活。有时我回家看望他和母亲，说起他送我来合肥上学的事，父亲只是坐在一旁仔细听着，抽着烟，脸上带着微笑，也不讲话。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但对于我，这不仅仅是我的第一次远行，也是我和父亲单独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旅程。它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