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彻夜的谈话竟然改变了一个已经不年轻的著名牛津学者的一生，这样的事听起来有点儿像好莱坞电影的情节。区别在于，女主人公是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一个象征着承担俄罗斯大地的苦难和“准备死在自己的祖国，不论有着怎样的恐怖，她都要与之共生与之同死”的高贵而美丽的女人，而男主人公是二十世纪四大政治理论家之一、最有成就的自由主义学者、牛津伊夫利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这是神秘的心灵之约，是我最喜爱的生命事件。

　　关于伯林的一生，令人感慨的事情很多。他那天外飞来之笔的思想洞见，他的传奇般的经历，他的好得不能再好的运气，他的罗曼史和意外的婚姻，都更像小说。他一生幸运地过着优裕的生活，独享着双亲的宠爱，从未受过流亡生涯的伤害，中年时已经获得世界性的声誉，一位聪明而富有的贵族女子为他离婚而与他结合。

　　“二战”时期伯林为英国情报处和英国外交部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时一秘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战后美、英、苏三大国关系的长篇报告。几年来他在美国写的类似分析报告在英国决策层大获好评。这一次，他渴望回到他童年生活过的土地上。私人生活方面，他刚刚拒绝了他的情人，一位有魅力的女士的结婚请求。

　　在莫斯科，他会见了一些苏联作家和艺术家，他感到自己被包围在一种阴郁、羞辱和恐怖的气氛中。此前，苏联政府除了把上百万的普通人送进劳改营或者干脆枪杀以外，还消灭了一些文化精英、著名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伯林感受到了在知识分子生活中弥漫着的谄媚味道。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则使他感到高兴，这位天才诗人向伯林倾诉了自己由于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合作而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和羞耻，为此他饱受自我良知的折磨。伯林是第一个知道诗人计划写作《日瓦格医生》这本传世之作的西方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伯林来到列宁格勒，同行的是化学家布伦达•特里普女士。在作家书店，伯林十分随意地同一位买书的人聊起来，此人竟是著名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奥尔洛夫。伯林问起城里作家的命运，批评家说：“您指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还活着吗？”伯林从未读过她的一行诗。

　　“唔，当然活着，她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喷泉屋，您想见她吗？”伯林几乎说不出话来，咕噜着说真想见她。

　　当天晚上二十一点，伯林来到家徒四壁的阿赫玛托娃的寓所。

　　从一九二五到一九四○年，阿赫玛托娃就没有发表过一行诗，她只能靠在一家农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和翻译度日。她的第一个丈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于一九二一年被枪决，罪名是阴谋对列宁不利。恐怖的日子从此开始。一九三四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抓走时，她就在场，直到一九三八年他死于劳改营，她始终在支持和帮助着他的妻子。一九三八年，她的受过良好教育、学识渊博的儿子被逮捕，罪名是他是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儿子。有十七个月的时间，她不知道儿子的死活，十七个月里，她和许多妇女排着长队等在监狱外面，徒劳地打听消息。后来，她的儿子从西伯利亚提前释放参加卫国战争，一九四五年夏末才回家。一九四四年，她在莫斯科举行朗诵会，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她吓坏了。斯大林就此事问过日丹诺夫：“是谁组织的这次起立鼓掌？”在个人情感上，她也刚刚不得不下定决心孤独地生活下去。

　　阿赫玛托娃问起流亡到西方的朋友，所幸伯林认识这些人，她感到惊喜。伯林充当了两种俄罗斯文化之间的信使，一种是离开祖国的流亡文化，一种是在国内被迫害的文化。阿赫玛托娃情不自禁地谈起她的童年，谈起她的第一次婚姻。在描述她的第一个丈夫被枪决时，她热泪盈眶。然后，她开始充满情感地朗诵《唐璜》。接着她朗诵自己的诗，这些诗被古拉格的犯人们刻在手工制作的、用桦树皮装订起来的书上，藏在破烂的衣服里随身携带。许多俄罗斯诗人都是朗诵大师，在朗诵中，她想起了一个诗人的死，她又一次泣不成声。在她朗诵她的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时，伯林认为他听到的是一部天才之作。她谈到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丈夫和儿子的被捕并被押到集中营，谈到没有音讯，没有任何消息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待着的女人们。谈到屠杀时她说：“您来自人的社会，而在这儿我们被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而且……”然后长时间的沉默。

　　凌晨三点，她的儿子回来了，他拿出他们仅有的一盘煮土豆。那是伯林永远难忘的一盘三人分食的煮土豆。她的儿子走后，他们开始讨论各自最喜爱的作家，这时他们第一次发生争执。在对俄罗斯最伟大的几位作家的看法上，他们的观点几乎对立。他不喜欢她热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对他酷爱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对他欣赏和研究过的托尔斯泰严厉批评。在对普希金和契科夫的看法上，他们又是一致的。这时，伯林高兴地发现她身上人性化的一面，而第一眼看见她时，伯林认为她是一位高贵尊严的女王。她向他倾诉她是多么孤独，多么绝望，多么无助，朋友的绝情和背叛，她的童年，她的情感，她的三个丈夫，她以前的恋人，她的列宁格勒，她的一切。她谈了作为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母亲，一个美丽女人，五六年来的全部生活感受和思考。她像一个流放中的女王，骄傲而痛苦。他们从大革命前的“迷路狗”咖啡馆谈到大封锁，从列宁格勒谈到牛津，从文艺复兴谈到现实世界，诗歌、艺术、自然、爱、生、死、友谊、绝望、牺牲和伯林一生热爱的古典音乐。他们的目光穿越了人类的文明史，他们感受到了对方全部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他们在用灵魂交谈。伯林彻底地被阿赫玛托娃所感动，他完全知道并深切理解她所说的一切。这是人的生命中罕见的最为纯粹的交流。

　　天大亮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伯林起身吻了吻她的手，步行回到不远的旅馆，已是上午十一点。他心情迷乱，“神魂颠倒”，飘飘欲仙。女化学家特里普看到他一头倒在自己房间床上的时候，嘴里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此后，在他的记忆中，列宁格勒只有阿赫玛托娃。

　　回到莫斯科，伯林没有写他该写的报告，而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评论苏联文艺状况的报告，它是一部二十世纪俄国文化史，是为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它是西方对斯大林发起的针对俄罗斯文化的那场迫害和屠杀的最早纪录之一。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关于她所承受的苦难的文字。他认为，俄国文化的代言人是“这些逐年老去但声音依旧清楚的……心智开化、敏感、挑剔、不会被人愚弄的……大革命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阿赫玛托娃和她的朋友们。

　　阿赫玛托娃为这一夜写下了题献给他的著名诗篇《诗五首》，在诗中她称他为“来自未来的客人”，她用诗人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她的情感，她的心醉神迷，她的希望和由于他的离去而带给她的悲哀、孤寂、凄凉和愤怒。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斯大林被这次会见激怒了。几天后，秘密警察在她的天花板上装上麦克风，他们甚至不屑于清理掉在地板上的泥灰屑。克格勃强迫正在翻译她的作品的波兰女人告发她，接着她的作品被宣布为反动，她被指为“旧式贵族文化的残余”，“半修女、半妓女”式的人物。一九四六年，她被作家联盟开除，她的诗集被化成纸浆。这还没完，一九四九年，她的儿子又被抓进监狱，她忍受着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为了儿子，她屈服了，她为斯大林写了几首敷衍的颂歌，以换取儿子的自由。然而，斯大林并不满意，她陷入深深的羞耻和绝望中。尽管如此，她仍被视为真正的英雄。她从未后悔过与伯林的会见。她坚信，这一夜“开启了冷战并因此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她十分确切地表示，是命运将他俩选为开启宇宙冲突和世界历史的角色。

　　伯林始终认为这次交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一夜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他的思想和重新铸造了他的学术。在使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每一次自由主义学术演讲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他的最重要思想就是源于这次交谈。他对于历史决定论的猛烈攻击是她赋予他的—— 一个人良知的绝对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他对自己的此行却深感内疚，因为他给每一个他与之深谈的人都带来了程度不等的灾难。他的叔叔被诬为间谍，斯大林死后才获释，有一次他在街上走，突然看见拷打过自己的人而心脏病发作，孤独地死在满是寒冰的莫斯科大街上。

　　遗憾的是，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相爱却没有结果。在彼此隔绝对立的世界里，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在那一夜，他们之间最亲近的举动仅仅是伯林吻了吻她的手，然而，爱却在两人心中发生了，生长了。这爱给了两人无与伦比的激情和创造力，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级文化巨人。

选自《读书》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