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边缘地带生活，我总是忧心于自己的写作，这样说倒不是把写作当做生命中的事情去苦苦经营，而是担忧失去写作会更加的边缘化。这是否是一种地域性的自卑？像黄种国人鸦片战争后对蓝眼睛卷头发西洋人的自卑？我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不过伴随年龄而来的颈椎病，越来越加剧的神经麻木倒让我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处境。

　　卑微的肉体是如何一点点磨灭掉一切的？其实一切早已在命运中具备了，只是没到时候。早年学生时代，我就在这个小城中生活，且一晃就是6年，我现在几乎还没从那样的埋头状态中拔出来。6年时光里，那个少年年复一年眼睛扎在书本上，头低垂得像上了枷锁。为此，他早早付出了近视的代价，后来就是颈椎病的代价，还有，也就是这期间，他开始了所谓的分行写作的痛苦生涯。

　　想来有趣，不惑之年，我才为电脑前写作和玩游戏的缘故，配了一副近视镜。眼镜配好后，我第一次戴眼镜在黄昏的城市里走，突然感觉到了阵阵的虚无，世界显现的不真实。那是可怕的，像从显微镜下看虫子，清晰巨大的尘世细节滚滚而来，像看见了一个圣女的腋毛，这让我恐惧。我开始担忧我所有认识世界的方式全错了，譬如，我就从没有看清楚过干净玻璃窗上那么多污点儿，几乎都是痰迹，还有宾馆玻璃窗的暗处，一对耳鬓厮磨的男女，还有在暗处楼道里撒尿的男人，还有那“小心房上坠物”字样，我天天无视且必经在檐下……危险重重的世界啊。走在街上，我不知道我的眼镜还会看见什么，我迅速摘下来，眼前又恢复了常态。我走在我的世界里，这是别人认为的不清晰世界，二十多年来我却固执地认为是正常的世界。摘下眼镜，我像以前一样，几乎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我分辨不清那些脸，它们只是千篇一律，在忙碌的街头，像老庞德写到巴黎地铁上的“黑黝黝枝条上的花瓣”。

　　在边缘地带，以往写作，我在秋天和冬天里的密度最大。可能这也是一种懒惰的借口，但花花绿绿的春日和夏天我的确不想写什么，这样的季节只是给我带来更多的烦躁和慵懒。大多数时间，我要算一个易受环境影响的人，我常往无人的水边或山上跑，约一两朋友，搂着几个酒瓶子就是一天，好像有万古愁，千秋恨。再不就是拍拍照片，自然界的花草其实很无趣，拍完就是拍完，好像这样可以告慰自己那一天没有白废，但照片却都是废掉了，我要的只是一个虚度的借口。

　　秋天时，自然界的清寂和疏朗突然会让我掉转头脑，我开始在纸上建筑我的诗意。在宁静的落叶里，我写，好像文字就是重新飞上枝头的新叶。而冬天白色的大雪里，我写，更像是一张恐怖的白纸，抓紧一切时间留下“我来了”的痕迹。现在看来，这里隐藏的是对死亡隐秘的恐慌，像是古人们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一样。飞鸿雪泥，四季变换的时光肯定对每个写作人来说都是个秘密，但它是无情地指向虚无的。写作可能是反叛，但它能带你走多远呢？所以我更多地以为，写作就是写给隐秘的自己的，呈现的也是隐秘的自己，或者，真的是写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你深爱的人。她（他）可能在前世来过，或者，再未来出现，而通过这样的文字彼此达成了共谋，但那个她（他）何尝又不是你自己？当然，好的文字，除了你我，还是人类的共同命运。生命生生不息，死亡亦不停止它的洪流，一个人消失的肉体和灵魂会融入后来更多的肉体和灵魂，就像是消失的波浪融入更大波浪，文字就是说出自己和它们。

　　在最边缘地带生活，其实是写作的环境问题。2008年北京的四个月生活结束后，我没有再刻意要求过写作的环境，我也从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写作环境好。但现在思考写作的空间问题，也是时候了。在绥芬河写作和在北京写作，在上海写作和在巴黎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这是个人写作的大背景，细想来肯定有区别。肯定在绥芬河写作相当于坐在井里写作，而在北京则是坐在半空中写作，有一个高度，它有鸟瞰的优势，写作则含有俯视的姿态。而在上海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写作的姿态是朝向大洋彼岸的，眼光是海外派的，不带土里土气的东西。在巴黎的写作，更是接近上帝的写作了，这个曾经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个几乎完美演绎过所有文学流派的中心，是全欧洲人的圣地，当然我是说巴黎是文学上有雄心抱负人的圣地。

　　由此，不难理解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的道理。多年前，当我感觉自己混得些浮名，也有过去北京混的想法，我还拿鲁迅和沈从文鼓励自己，不走就是绍兴的鲁迅和湘西的沈从文，而一混到北京，就成为了中国人的鲁迅和沈从文。我雄心过一段时日，却奇怪地因多种因素而夭折了。而我熟识的一些文朋诗友，一个个去了北京后，结果自然跻身“中国诗人”称号之列，而我却成了绥芬河诗人，再大些吹顶多也就是黑龙江诗人。这就是环境问题所致，其中的视野，风声，信息，活动，人脉，机会，实在是重要得很。不过又如何呢？焦急中年纪的增长，却让我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安逸下来，我开始不期待了，也没了闯劲，大有安心一隅的境界。可能是我老了，没有了该死而难得的野心。

　　社会环境也是写作的问题，这涉及到国际、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多种领域。我相信任何时代都会有大家出现，国际、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的压制或浸染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写作者本身，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就像是颈椎病的慢慢养成，近视的慢慢养成，该来什么来什么。我个人解决办法是公正的人道主义方式，我相信人性不会让自己走偏，至少不会走到野兽的队列中去。上帝是讲人道主义的，甚至于敌人也要爱，佛陀也是讲人道主义的，一念向善，恶鬼也可得到拯救，也可成佛。人道主义，是通向全世界不同种族和体制的钥匙，是心灵完善的法宝，我会努力在卑微的生命历程中接近它。

　　近年来，我一直在竭力克服自己越来越规律的弱点，我那总是要隔一段时间的一次大醉。在酒桌上我是快乐的，或者起码来说我给人感觉是快乐的。我频繁举杯喝酒，甚至让一次的大醉分做几次，不断地变换饮酒地点，从饭店到烧烤店再到露天小摊，酒从白酒到啤酒，直到酩酊大醉，忘掉一切。几乎是这样的时刻，我又在街头游荡叹息，或者给朋友们拨电话，倾吐内心，装做没醉的样子。然后，我就回家蒙头大睡，第二天身体难受得要命。我让精神折磨自己的身体，可能那种快乐就源于自我折磨。这样看来，在生活中我还不是个强者，倒是敏感而脆弱的，且更加忧心，像杞人忧天一样忧心。写作的人身边总有黑暗伴随。

　　难道写作就是这样吗，它让我不断地置身和远离？我常常以写作的缘故，为自己放假，我离开30分钟就从南走到北的小城，逃离到了外面广大的世界。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我能体验到孤独、快乐和自由，但游荡中其实对写作是无益的，在游荡中我几乎并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更多的分行的文字，则是在蜗居中膨胀出来的。其实也就是在边缘写作，我拼命地挤向中心，而在中心，我却在拼命地逃离写作。这好像是一怪圈，但也不完全是。在边城，我担心它的偏狭成了广大，我担心它的压抑成了自欺欺人的自在，我担心麻木变成了快乐的习惯。可能的如此如此，让我生活得并不快乐，其实这是自找的麻烦，给生命出的难题。就像我尽管恨死了写作，我还不得不用它倾诉一样。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酒，是我大醉的酒。

　　我觉得自己的肉体与灵魂都在场了，都在诗歌里了，虽然暂时它们显得那么单薄，不那么真善美，但它们是有情有意的我，而不是故作的我，不是伪道学的我，我写出的文字呈现出的是真实的一个人和真实的处境。古代的诗歌，几乎都是发于内心的，写的也都是自己，只不过因个人的境界、学识、经历不同，而才产生区别。这一点和现代人不同，现代人胃口太大了，又建立在另一个西语式的坐标上。西是为了东，东有了西，才更加明确自己东的位置，它们像两个钳口，碰撞后分离，各自是自己才会发生作用。

　　我没有从写作中得到什么。我曾经幻想一所大书房，自己在四面书橱的挤压中屏气敛神写作，这是物质上的奢侈需要，写作的反向力量，但写作修正着它，为何不可以呢？况且这个愿望，不久就要实现了。当然，我担心的是我能否还会在那样的书房里写下去，但想来，又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有可能，在哪里写作都是一样。

　　活着，要不断地通过诗歌强调自己，其实是件很难受的事情。我现在更多的是平静，到40岁这个年纪，对我而言，诗歌其实不算什么，诗歌只是我无限地接近没有诗意生活的助推器，是我无限接近世俗生活的力量。尽管实际上，它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把我一层层地从生活中踢了出来。

  写作是私密性的劳作，最后又是在他者面前裸体的奔跑。写作本身会给你造成的麻烦，造成你与世界、与身体的冲突，造成你种种的虚伪、你种种的执著、你种种的欲望。我那种小地域的自卑，所谓边缘化，其实也是写作带来的焦虑。写作中是充满暗物质的，只要你能体验到，让它在黑暗中呈现，才能真正地让自己的近视、自己弯惯了的颈椎坚强起来，才能让所有你身体和灵魂上缺席的事物，一一来临。从这一点上看，写作是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的魔术，它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而它来源于世俗的现世生活，而表象就是本质，只要人类的梦想不破灭，它就永远神奇着。

选自《岁月》2011第5期 主编：郑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