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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写作(杨 勇)

点击率:4451
发布时间:2016.06.15

  在最边缘地带生活,我总是忧心于自己的写作,这样说倒不是把写作当做生命中的事情去苦苦经营,而是担忧失去写作会更加的边缘化。这是否是一种地域性的自卑?像黄种国人鸦片战争后对蓝眼睛卷头发西洋人的自卑?我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不过伴随年龄而来的颈椎病,越来越加剧的神经麻木倒让我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处境。

  卑微的肉体是如何一点点磨灭掉一切的?其实一切早已在命运中具备了,只是没到时候。早年学生时代,我就在这个小城中生活,且一晃就是6年,我现在几乎还没从那样的埋头状态中拔出来。6年时光里,那个少年年复一年眼睛扎在书本上,头低垂得像上了枷锁。为此,他早早付出了近视的代价,后来就是颈椎病的代价,还有,也就是这期间,他开始了所谓的分行写作的痛苦生涯。

  想来有趣,不惑之年,我才为电脑前写作和玩游戏的缘故,配了一副近视镜。眼镜配好后,我第一次戴眼镜在黄昏的城市里走,突然感觉到了阵阵的虚无,世界显现的不真实。那是可怕的,像从显微镜下看虫子,清晰巨大的尘世细节滚滚而来,像看见了一个圣女的腋毛,这让我恐惧。我开始担忧我所有认识世界的方式全错了,譬如,我就从没有看清楚过干净玻璃窗上那么多污点儿,几乎都是痰迹,还有宾馆玻璃窗的暗处,一对耳鬓厮磨的男女,还有在暗处楼道里撒尿的男人,还有那“小心房上坠物”字样,我天天无视且必经在檐下……危险重重的世界啊。走在街上,我不知道我的眼镜还会看见什么,我迅速摘下来,眼前又恢复了常态。我走在我的世界里,这是别人认为的不清晰世界,二十多年来我却固执地认为是正常的世界。摘下眼镜,我像以前一样,几乎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我分辨不清那些脸,它们只是千篇一律,在忙碌的街头,像老庞德写到巴黎地铁上的“黑黝黝枝条上的花瓣”。

  在边缘地带,以往写作,我在秋天和冬天里的密度最大。可能这也是一种懒惰的借口,但花花绿绿的春日和夏天我的确不想写什么,这样的季节只是给我带来更多的烦躁和慵懒。大多数时间,我要算一个易受环境影响的人,我常往无人的水边或山上跑,约一两朋友,搂着几个酒瓶子就是一天,好像有万古愁,千秋恨。再不就是拍拍照片,自然界的花草其实很无趣,拍完就是拍完,好像这样可以告慰自己那一天没有白废,但照片却都是废掉了,我要的只是一个虚度的借口。

  秋天时,自然界的清寂和疏朗突然会让我掉转头脑,我开始在纸上建筑我的诗意。在宁静的落叶里,我写,好像文字就是重新飞上枝头的新叶。而冬天白色的大雪里,我写,更像是一张恐怖的白纸,抓紧一切时间留下“我来了”的痕迹。现在看来,这里隐藏的是对死亡隐秘的恐慌,像是古人们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一样。飞鸿雪泥,四季变换的时光肯定对每个写作人来说都是个秘密,但它是无情地指向虚无的。写作可能是反叛,但它能带你走多远呢?所以我更多地以为,写作就是写给隐秘的自己的,呈现的也是隐秘的自己,或者,真的是写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你深爱的人。她(他)可能在前世来过,或者,再未来出现,而通过这样的文字彼此达成了共谋,但那个她(他)何尝又不是你自己?当然,好的文字,除了你我,还是人类的共同命运。生命生生不息,死亡亦不停止它的洪流,一个人消失的肉体和灵魂会融入后来更多的肉体和灵魂,就像是消失的波浪融入更大波浪,文字就是说出自己和它们。

  在最边缘地带生活,其实是写作的环境问题。2008年北京的四个月生活结束后,我没有再刻意要求过写作的环境,我也从没有想到什么样的写作环境好。但现在思考写作的空间问题,也是时候了。在绥芬河写作和在北京写作,在上海写作和在巴黎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这是个人写作的大背景,细想来肯定有区别。肯定在绥芬河写作相当于坐在井里写作,而在北京则是坐在半空中写作,有一个高度,它有鸟瞰的优势,写作则含有俯视的姿态。而在上海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写作的姿态是朝向大洋彼岸的,眼光是海外派的,不带土里土气的东西。在巴黎的写作,更是接近上帝的写作了,这个曾经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个几乎完美演绎过所有文学流派的中心,是全欧洲人的圣地,当然我是说巴黎是文学上有雄心抱负人的圣地。

  由此,不难理解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的道理。多年前,当我感觉自己混得些浮名,也有过去北京混的想法,我还拿鲁迅和沈从文鼓励自己,不走就是绍兴的鲁迅和湘西的沈从文,而一混到北京,就成为了中国人的鲁迅和沈从文。我雄心过一段时日,却奇怪地因多种因素而夭折了。而我熟识的一些文朋诗友,一个个去了北京后,结果自然跻身“中国诗人”称号之列,而我却成了绥芬河诗人,再大些吹顶多也就是黑龙江诗人。这就是环境问题所致,其中的视野,风声,信息,活动,人脉,机会,实在是重要得很。不过又如何呢?焦急中年纪的增长,却让我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安逸下来,我开始不期待了,也没了闯劲,大有安心一隅的境界。可能是我老了,没有了该死而难得的野心。

  社会环境也是写作的问题,这涉及到国际、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多种领域。我相信任何时代都会有大家出现,国际、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的压制或浸染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写作者本身,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就像是颈椎病的慢慢养成,近视的慢慢养成,该来什么来什么。我个人解决办法是公正的人道主义方式,我相信人性不会让自己走偏,至少不会走到野兽的队列中去。上帝是讲人道主义的,甚至于敌人也要爱,佛陀也是讲人道主义的,一念向善,恶鬼也可得到拯救,也可成佛。人道主义,是通向全世界不同种族和体制的钥匙,是心灵完善的法宝,我会努力在卑微的生命历程中接近它。

  近年来,我一直在竭力克服自己越来越规律的弱点,我那总是要隔一段时间的一次大醉。在酒桌上我是快乐的,或者起码来说我给人感觉是快乐的。我频繁举杯喝酒,甚至让一次的大醉分做几次,不断地变换饮酒地点,从饭店到烧烤店再到露天小摊,酒从白酒到啤酒,直到酩酊大醉,忘掉一切。几乎是这样的时刻,我又在街头游荡叹息,或者给朋友们拨电话,倾吐内心,装做没醉的样子。然后,我就回家蒙头大睡,第二天身体难受得要命。我让精神折磨自己的身体,可能那种快乐就源于自我折磨。这样看来,在生活中我还不是个强者,倒是敏感而脆弱的,且更加忧心,像杞人忧天一样忧心。写作的人身边总有黑暗伴随。

  难道写作就是这样吗,它让我不断地置身和远离?我常常以写作的缘故,为自己放假,我离开30分钟就从南走到北的小城,逃离到了外面广大的世界。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我能体验到孤独、快乐和自由,但游荡中其实对写作是无益的,在游荡中我几乎并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更多的分行的文字,则是在蜗居中膨胀出来的。其实也就是在边缘写作,我拼命地挤向中心,而在中心,我却在拼命地逃离写作。这好像是一怪圈,但也不完全是。在边城,我担心它的偏狭成了广大,我担心它的压抑成了自欺欺人的自在,我担心麻木变成了快乐的习惯。可能的如此如此,让我生活得并不快乐,其实这是自找的麻烦,给生命出的难题。就像我尽管恨死了写作,我还不得不用它倾诉一样。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酒,是我大醉的酒。

  我觉得自己的肉体与灵魂都在场了,都在诗歌里了,虽然暂时它们显得那么单薄,不那么真善美,但它们是有情有意的我,而不是故作的我,不是伪道学的我,我写出的文字呈现出的是真实的一个人和真实的处境。古代的诗歌,几乎都是发于内心的,写的也都是自己,只不过因个人的境界、学识、经历不同,而才产生区别。这一点和现代人不同,现代人胃口太大了,又建立在另一个西语式的坐标上。西是为了东,东有了西,才更加明确自己东的位置,它们像两个钳口,碰撞后分离,各自是自己才会发生作用。

  我没有从写作中得到什么。我曾经幻想一所大书房,自己在四面书橱的挤压中屏气敛神写作,这是物质上的奢侈需要,写作的反向力量,但写作修正着它,为何不可以呢?况且这个愿望,不久就要实现了。当然,我担心的是我能否还会在那样的书房里写下去,但想来,又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有可能,在哪里写作都是一样。

  活着,要不断地通过诗歌强调自己,其实是件很难受的事情。我现在更多的是平静,到40岁这个年纪,对我而言,诗歌其实不算什么,诗歌只是我无限地接近没有诗意生活的助推器,是我无限接近世俗生活的力量。尽管实际上,它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把我一层层地从生活中踢了出来。

  写作是私密性的劳作,最后又是在他者面前裸体的奔跑。写作本身会给你造成的麻烦,造成你与世界、与身体的冲突,造成你种种的虚伪、你种种的执著、你种种的欲望。我那种小地域的自卑,所谓边缘化,其实也是写作带来的焦虑。写作中是充满暗物质的,只要你能体验到,让它在黑暗中呈现,才能真正地让自己的近视、自己弯惯了的颈椎坚强起来,才能让所有你身体和灵魂上缺席的事物,一一来临。从这一点上看,写作是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的魔术,它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而它来源于世俗的现世生活,而表象就是本质,只要人类的梦想不破灭,它就永远神奇着。



选自《岁月》2011第5期 主编:郑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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