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音符跳跃在白色楼板间，我在做任何事情。

　　乐器的选择似乎毫无余地，一曲接一曲，不遗余力地重复着受伤的金属色。窗外，天空晴若指甲，远方浓重的一抹城市轮廓扮黯天边的甲半月，人神的手指在舞蹈，一天转瞬即逝。傍晚，夕阳迟滞，夜幕便无法晕染，镶金边的乱糟糟的流云像被橡皮擦过。母亲的唠叨残留在耳际，此时却只听见音符，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心跳。音符虚构出一颗陌生的心脏，习惯了太阳出没的跳动的节奏一般，不留神，昼夜已半。我坐在黑夜里发呆，耳畔一种声音，两种凌乱。

　　楼上有双纤弱的手。年轻的指儿把另一头五线谱拴紧在陌生人的一对耳朵上，她急促地控制着音域，为那对耳朵表演魔术，一段舒缓的调子方兴未艾，神奇般被六指儿撕裂了。他透过音乐的烟幕看到这双手的探戈，熟悉如通过恬静的画面听到大自然的奏鸣。他也有双类似的“小鸡手”。瘦黄，下垂时青筋暴起，像秋天的枯枝缺乏水分——一双无法显示其男子汉特征的手，一双被女人盈盈一握便受到轻视的手，攥起来一个骨朵。许多年前，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关于小手的小说，我读完后内心无限怅惘。小说里，接生技术一流的男主人公陈小手便得益于天生手小，成了响当当的妇产医生，可也最终在一次接生后为此丢了性命。一个沾染乱世粉尘的男人有双小手是件多么不幸的事，那仿佛是天生的宿命、天赋的悲剧和男人的禁区。我常常想，若陈小手不从事接生行当，还能做什么，也许跟我一样，操起笔，以写作和画画为生，可如今单凭此，连家都养活不了，料想也断然是不会从事的，其实命运和天赋早已安排了一切，在命运面前作假设，现实的抗争便抽走了力气，我只能说服自己，唯一的意义在于，上帝正是要以小手来强调男人的感性与善良，强调男人的迷途与危境。

　　曲子出自某个女孩。轻柔，撩水。有一天很认真地去听，小调充溢在房间内，有一种被抑制的冲动。曲子不知名，便有不知名的好，如蜻蜓在水面上小睡，涟漪点点。除此，还额外听到曲子间隔处的“弦外音”，听到一个男人的歇斯底里和女孩象征性的自由所引导的胜利法。曲子再扬起来，好像一条鞭子的抽打，瞬间变作桀骜不驯的《月光奏鸣曲》，对己身命运的不满的抗争倾泻而出。我几乎要笑出来，也感觉这笑有些自嘲。往常从没留心过，内心的发泄也可借尸还魂。我注意到在平日里一次次懒洋洋地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楼上可能已借音乐经过数次风风火火的内心革命了。我认真地听完，从头至尾。七八年前本可听完的曲子，拖到现在，只为了找个时间平衡。当头顶涌动的乐章无情如时间的奔跑，我从来没有挽留过，在零碎的大多数时候，时间是风，音乐是风中的凌乱，不做邀约，不请自来。日子过得太快，快到从来没有耐心等待一曲终了，快得让人坐在乐谱上做公转自转。

　　有个六十来岁的秃发男人每天傍晚骑着老式28自行车路过我们单位，有一天下班恰巧碰上顺路，尾随其后，行至一半，那男人突然引吭高歌，而且是标准的美声唱法，吓了我一跳。美妙的歌声如同香水一样可以感染环境，浑厚的男中音自然招徕不少路人的注目，男人兀自唱着，迎风而上，秃顶两侧仅存的一层薄薄的枯发像火苗一样热烈舞蹈。当歌声在沉闷的生活面前起兴时，恰如悲伤的挣扎，我忽然有种冲动，很想对着这个城市大喊一声，从胸腔里挤出那口气，我的确很久没有痛快地大喊大叫过了，但在人前只咳嗽了两声，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来，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已丧失了对冲动践行的勇气。

　　上个月跟朋友聊起一件琐事，我说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不知道是心里话说得太多，还是冠冕堂皇的话说得太艰难，发音不像写字，可以修修改改，缝缝补补，果断的语气和说话的尊严直接关联着一个人的精神维度。中学时候，我有一个心仪的女同学，相貌像极了当时的某位红星，让我着迷和心疼的是她的说话腔调。无论是平常聊天还是上课回答问题，声音总是虚拐的，好似天生一副受了惊吓的嗓子，结果三百六十五筋，没有一根是直的。这让我觉得她是因怯弱气虚而如此，像南北朝士大夫孱弱的体力。多年后她人在上海，从业模特，身材、相貌出落得更加高贵，腰肢也摆得更加婀娜，可以想象出席公共场合的某种娇态，只是不知在众媒体的话筒下，声音的筋脉拉直没有，想必早已克服了吧。

　　我一直很头疼说话，经常颠三倒四，文杂并用，我妈说我不会说话，至少不懂说话的“艺术性”。有时，我也感到说出去的话生分得令自己脸红。跟朋友通话完毕，摸摸喉结，那里热涨得厉害，像说了谎话般灼气逼人。我承认说了谎，以某种身份。人是不自觉就会说谎的生物，就像动物的伪装一样，或是防御，或是进攻。我很想嘴巴与内心达成一致，不能轻视声音的放风，尤其在还没接到大脑清醒的命令的时候。但往往时间不待，大多数与你对话的人不屑于原谅延宕的沉默，而沉默恰恰是清醒的前提，清醒的表现也常常在于慎重的寡言，寡言是一种文本美德。

　　那个陌生人检视有形的文字，却轻视失重的声音，在言之凿凿的时候，又痛恨那个因为顾忌种种的表达而遮蔽内心声音的人，他在一次次发音练习后，又陷入一遍遍沉默。他在内心写过很多严谨的文字，那些通过内心暴动构建的文字世界常常伴随着口角生风的凌乱，被吹得天残地缺，他对嘴巴产生了怀疑，对那双小手敬重有加。

　　几周前的夜晚，窗前的世界刚刚被冰雹砸过，玻璃窗一片轰响，父母早早躲进被窝，用收音机里女主播的和风细雨代替了上帝冰冷的口吻，我坐在床沿兴奋地听雹子声，听这夜晚唯一而又凌乱的语言。我爸说，他小时候经常遇到这种天气，而在我有限的记忆中，这只是第二次。显然，上帝沉默了太久，他的发音也有些颤抖，雹子粒儿时大时小，但走直线至少说明底气很足，不卑不亢。于是，第二天我见识了什么叫做落地砸坑。

　　窗外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也不见，一排排的路灯释放着多余的热情，无情的冰雹还在砸着这个世界。

　　“扑通扑通……”我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二

　　秒针在上海手表的机壳里咔咔嗒嗒，父亲的耳朵眼儿里灌满了这种中庸的节奏，眼神迷离。窃听完过去式，他又装模作样地回到现实中。父亲凝神注视我，嘴里咕哝，兴许这过时的玩意还能用。银白色的表链子还是上世纪那种流行的松紧式，内表盘的额头上突兀起“上海”的行书。表上好弦后，被艰难地套在右手腕，他的手腕如今有如粗树干，手表盘瓢虫一样紧紧贴住树皮。他冲着竖镜摆弄出各种看时间的姿势，哝，像这样，还有那样。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图景，那个刚走出农村，刚刚参加工作的热血沸腾的穷小子，兴冲冲地买回了它。

　　旧物重逢，现在他容光焕发地考虑这件“古董”的地位。家里时尚的挂钟还在密匝匝地跑字，而他左手腕上还坠着一块昂贵的欧罗巴。父亲在陈旧的表盘上猛哈了口气，潦草一擦，把两支手伸到我面前，征求我的意见。

　　“戴哪块更好一些？”

　　……谁知道上海手表被抛弃在（也许是随手一放）那一个磨光铁盒里，里面可能还有些不时兴的小玩意儿，我听见晃动它们时杂乱的叮当作响，好像唤醒了一个年代生锈的秘密。我好奇地凑过去想看个究竟，父亲一巴掌重重地将盒盖扣紧，陈年旧物在一阵喧嚣后又回到黑暗中。

　　那对我不是秘密，家里的物件我早年就翻了个底朝天，可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那块上海手表，而我的秘密也从未暴露。比如书房左侧书架上第二排拥挤的一摞书中夹藏着一本貌不惊人的薄薄的日记，上面记录了我大量的隐私细节和心理气候。已经过去了近十年，父母竟然没有发觉。那个日记本混在一堆书里，像我的初恋对象的姓名隐含在一串儿平庸名字里，被我在某个聊天场合有意无意地提起，没人注意。

　　从那以后，父亲戴着上海手表陷入大片大片的回忆中，那些日子，他心血来潮地向我们讲述这块手表的来历。哦，上海手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家庭梦寐以求的三大件之一，抵上他参加工作后一年的薪水，成家立业的炫耀的资本之一……他指指表盘上刻着的“上海”二字，就为这，他有如一位退伍将军，自豪那胸前挂佩的荣誉勋章，上面的“英雄”字样熠熠生辉。

　　后来，他从电视上得悉这种上海手表已是稀罕之物，颇有收藏价值的消息时，便毅然决定把表摘下准备放进保险箱里，可是在保险箱还未买来之前，上海手表又不知所踪了。

　　“你看见它被我放到哪去了吗？”

  “咔嗒咔嗒……”墙上的挂钟和他手腕上的欧罗巴正欢快地跑字呢。

选自《文学与人生》2011第7期 总编：李 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