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立春一个月了，乌拉盖这个地处北纬46度的地方，还是白雪皑皑，冰封千里。气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是常态，春天的影子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来。

1969年3月14日清晨，一道命令，由三十多名现役军人、四十多名退役老兵，还有7名原农场职工和9名中专毕业生组成的6师53团第一批兵团人，从乌拉盖（师部）出发，直奔团部所在地——贺斯格乌拉牧场。

当年，乌拉盖与贺斯格乌拉两个牧场之间，没有明显的道路可走，只有牲畜行走的羊肠便道。大雪覆盖后，这些便道也失去了踪影，我们只能沿着朝北方向摸索着行进。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装着行李和一些用品，每辆车上还挤着三十多个人。三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行走在汽车前面，两位向导骑着马带领拖拉机开道。

地面上白雪皑皑，半尺多厚的积雪铺盖了辽阔的原野。拖拉机和汽车排成一队缓慢行进，每辆车上都插着红旗，一面旗上用白油漆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北风吹过，旗帜猎猎作响。

我和原农牧场的老职工周师傅驾驶拖拉机跟着向导，走在车队最前面，孙副团长坐在拖拉机驾驶室内指挥着行进的队伍。不巧，一辆卡车陷进了雪坑中，司机加大油门前冲后退，折腾了好一阵子都不奏效。车上的人跳下来，各自选好推车的位置，一声呼喊，卡车冲出了雪坑。地上的雪越来越厚，汽车上的人只好下车，踏着积雪步行前进。

我们这样走走停停地行驶了四个多小时，才离开出发地四十多公里。下午三点左右，队伍在一块宽阔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眼前是三顶看上去很新的蒙古包，不远处有用羊粪砖垒起的两座羊圈。看样子，这是牧户的一个夏营盘。主人不在家，听向导说，蒙古包是去年秋天牧场给锡林浩特的下乡知青搭建的，六名知青在这儿已居住了半年多，前些日子他们都回家过春节，至今还未归来。几天前牧场另做了安排：知青们准备搬走，此地变成了53团的团部驻地。

孙副团长跳下车，挥着手大声宣布：“同志们，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团部，这几天我们就在这里宿营。眼下只有三顶蒙古包。”

还是几位农牧场的职工有经验，带我们从不远的苇塘里打来了几捆芦苇，铺在了羊圈内，搬下行李收拾停当。还好,一个羊圈竟然能住三十多人。从早晨出发到下午一直没有进餐，每个人都饿得饥肠辘辘。幸好蒙古包的两个铁桶里存放着牧场分给知青的过冬肉食，足足有三四百斤，牧场领导让我们先食用。

晚餐安排得不错，手把肉外加小米粥。这饭具有蒙餐风味，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现役军人和老兵们，也没有表现出吃不惯的迹象，个个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工夫就粥光肉净，结束了“战斗”。天色还不晚，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又搭起了一顶简易的军用帐篷，用来当作厨房使用，也兼做临时库房。

夜幕降临，值班首长安排好值勤站岗，草原上响起了第一声就寝熄灯号。我只脱掉了大衣和棉鞋，狗皮帽子仍然戴在头上，身上的衣服照常穿着。躺在冰冷的被窝里，我仰望着刺眼的流星从天际划过，远处传来了野狼的嗥叫，附近畜群点的牧羊犬也不时地“汪汪”几声，大概这是对野狼的回应。

夜深了，我丝毫没有睡意，心中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定要坚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知道我在这里保卫和建设边疆，我要在这广阔的天地里经受住考验！

初春三月，北疆草原的天气变得特别快，刹那间，晴朗的夜空变得有些朦胧，天上飘来了雪花，气温比白天下降了许多。我口中呼出的热气，在皮帽的耳帘上结了冰霜；棉被和大衣上很快铺洒了一层白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工夫，雪花与草原上的白雪融为了一体。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林海雪原》小分队雪地宿营的情景。这一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入了梦乡……

“嘀嗒嗒”的起床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慌乱地爬了起来。这时，发现头发和皮帽粘在了一起，脸上凝结的冰凌茬子和鼻梁上四百多度的近视镜冻在了一起，分不清是冰块还是镜片。好不容易摘下眼镜，只见眼前雪花飞舞、一片迷茫。大家都在挥抖着大衣和被褥上厚厚的积雪。

早晨列队点名是军营的惯例。值班连长大声呼喊着每个人的名字，点到谁只能回答“到！”原农牧场的老职工张老大（真名张震廷），第一次遇到点名这新鲜事，提高嗓门回了一声：“活着呢！”引起大家哄堂大笑，结果参谋长命令张老大出列，绷着脸狠狠训斥道：“谁问你是死是活，死了还能说话吗？”又一阵笑声淹没了参谋长的训话。就在这天晚上，我在笔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蓝天作帐粪为床，兵团战士志如钢。

脚踏北国千里雪，何时扛枪上战场？

一颗红心守边疆，万里边防我站岗。

屯垦戍边献青春，视死如归心向党。

不知不觉，我们在这冰天雪地中度过了半个多月。四月初，气温有所回升，草原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了，星星点点地露出了一片片荒草丛。

集中在团部的近百号人，陆续分配到了基层连队。我被分配到五连，连队在团部的西南方向，距离团部有六公里左右。从地图上看，那里属于贺斯格乌拉牧场的布尔都分场。

清明节刚过，一辆卡车装了十几根桦木椽子和两捆苇席，载着我们三十多个人来到了连队驻地。说是连队，除了一片羊粪，别无其他，显然是走“敖特儿”的畜群在这儿短期停留过。我们七手八脚地搭起了四座简易马架席棚，锅灶露天架在了野外，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非常欣慰的是我们住宿条件有了改善，起码夜间可以栖身在席棚内，再也不是“蓝天做帐”了。后来，老连长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叫向阳川。

坐落在向阳川的5连被确定为农业连，任务是开荒种地打粮食。连队除了五位现役军人，还有四位原场职工和七名中专生（后增加宝昌卫校两名女生），加上转业老兵总共才有36人。

那个时候的兵团，连以上领导都是现役军人，我们连的贾福旺连长和向多举指导员都是从野战部队69军调来的，1949年前参军，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听说他俩在野战部队就在同一个连队做搭档。

大地融化后，立即要开荒种地，所以，最先组建了机务班。班里有我们学农牧业机械专业的五名中专生和四名原农牧场职工。班长王宝峰是从部队复员的老兵，虽然不懂行、文化水平也不高，但为人和善、品行正直。他比较信任我，有事常与我商量，军营中打背包、叠被褥是他最早给我做的示范；而教他开拖拉机、帮他认识“语录”上的几个生字、“天天读”念几段“最高指示”也成了我的义务。

暖暖的太阳晒了几天，草原变了样：大雪封盖的原野，从大片的银白变为满目苍黄，春风和煦，刺骨的寒意渐渐退去。连长布置了任务：五月上旬务必挖建几座“地巴坑”，供天津来的第一批知青居住。

所谓“地巴坑”，就是在地上挖出一米深、三四米宽、七八米长不等的坑，前面和左右两侧用草坯垒起，顶部搭上椽檩，椽檩上铺上苇草，再用泥土抹盖平整，在前墙上留一处可进出的门和不大的窗口，坑内的地面上铺些干草。这种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地窝子就可以住人了。

挖建“地巴坑”的工程刚开始就遇到了头痛的事。挖坑是工程的主要环节，虽然阳坡地的积雪已全部融化，看上去地表异常松软，可是铁锹挖下去不足一尺就再也挖不动了，镐头落下“铛、铛”作响——原来下面是冻土层。太阳晒上一整天，也只能挖下十几厘米。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用牛粪火在坑里烘烤几小时后再挖，挖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我的方法受到了连长的表扬。

经过我们半个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四座“地巴坑”建成了。每座二十多平米，能住十几个人。老连长高兴地说：“同志们立功啦！现在不愁知青们来了没有地方住了！”

自从来到连队，伙食明显下降。高粱米、小米粥和玉米饼拌咸菜成了不变的食谱。由于春天气候干燥，吃不上蔬菜，加上超强的体力劳动，大家的嘴角起满了燎泡，咽喉肿痛、眼睛干涩成了流行病。我多年没犯的痔疮不期而至，痛得迈不了步、走不了路。饥饿、劳累、寒冷和内心的茫然同时向我们袭来。此时此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不知是饥饿驱使，还是贪玩好奇，我们竟然做了一件冒傻气的事，差点儿丢了性命。一天，我们机务班挖掘柴油罐地基，现场挖出来几根白色的植物根茎。高金宝是原农牧场的职工，认定这种根茎是他们老家那种叫“胖胖”的可吃食材。他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劝我们尝尝。我们几个人品尝后觉得可口，于是便放心地大口吃了起来。

不到一个时辰，我觉得头晕恶心、肚子疼，其余几个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我和高金宝吃得最多，因此症状较重，出现脱水昏迷迹象。连队李医生诊断是食物中毒，急忙送团部救治，经洗胃、催吐、补液好半天抢救才脱离危险。其他几位中毒较轻，在连队对症治疗后都无大碍。

事后才知道，我们吃的这种根茎，当地人管它叫“狼毒草”，毒性非常猛烈，草原上的牛羊误吃而亡是常有的事。

好不容易盼来了天气变暖，草原上阳光明媚，寒意锐减，呈现出一派春意浓浓的景象。机务班整修机具，准备春耕。指导员带着几个老兵在后山上转悠，寻找最佳打石场，合计采石盖房。我和老连长两个人骑着一匹马，四处寻查地形、规划地块——马上就要开犁垦荒了。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走进草原深处，我慢慢扒开荒草丛，在湿润的土地上，还真的发现了几株绿草芽。尽管绿色难寻，但毕竟春天已到多时。

就这样，我经历了到兵团后的第一个春天。之后，我在那里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七个年头。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