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东煤炭集团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煤炭企业之一，年产煤两亿吨。其煤田横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省区，是一片黑色的地下海洋。可是它的地表却是另一片绿海。汽车飞驰，怎么也跑不出油松、山杏、白杨、柳树和沙柳织成的屏障。

工程师王义是学沙漠治理的，他也没想到林学院一毕业就来煤矿上班。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挖煤先要砸破地壳，或竖井、斜井、露天，总之是开肠剥肚，煤块、矸石、黄土、黑尘，一片狼藉。我的家乡就产煤，少时就记得村里人下井弯腰背煤，被称为“煤黑子”。几十年后倒是现代化了，但破坏力更大，把秀丽的小山村搅得天翻地覆。河也干了，泉也枯了，房也歪了，地也裂了。农民耕地时，牛腿踏进地缝里拔不出来。那时我已到京城工作，他们就来找我，到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告状。

煤农矛盾、开发与环境的矛盾不知闹腾了多少年。终于有一天我们觉悟了。30年前当神东矿开发时，地下还在规划，地上就考虑着怎么保持水土了，同步成立了环保绿化中心。王义就是踩着这个锣鼓点来上班的，现在已是老资格的主任了。

这三省区交界处本来就是风沙苦寒之地，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又是多年洪水切割的黄土高原沟壑区。风沙起时遮天蔽日，行不见路；洪水来时，滚滚而下，直灌井口。井之不存，焉能挖煤？原先煤炭开采的老规矩是一掘进，二开采，现在变成了一绿化、二掘进、三开采。原先准备用工程治理，筑坝护井，修渠引水，花了600多万元，还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后改用生物治理才花了170万元，就平安无事，还开始了良性循环。

当年王义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划栽树。先拣那些最耐旱、抗沙的“先锋树种”，樟子松、沙柳、沙棘开路。几年下来，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已携手连片，绿盖高原，蔚为壮观，初步压住了沙老虎、水猛兽。这30年来，共植树500万株，灌草58万亩，现在已是林涛滚滚，水草丰美了，远处竟有悠闲的羊群。外来者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曾是荒漠，更不知下面就是煤矿。

矿区采过煤后会地面下沉。你想，每年从地下挖走两亿吨煤，那是多大的一个空洞，难免地塌土崩，裂缝纵横。大地变成了一件碎布袍，这时需要有针线来缝补，而修补大地最好的针线就是林和草。老王领我到林子里去看他们的修补功夫。虽然绿风吹过，已经芳草绵绵，树影婆娑，但还是能依稀见到裂缝纵横的蛛丝马迹。有些裂缝宽能踏进一只脚，长则蜿蜒游走直到望断之处。但是所有的缝隙都有树根穿过两边，正努力将这已分家的泥土拉紧，令人想起手术后缝合的伤口。人常说地上有多大的树冠，土里就有多广的根系，这是多大的缝合力？要知道一棵耐旱树种的根可以伸出去几百米长，一丛沙柳的毛根能覆盖500平方米。就这样下面“飞针走线”，上面落叶填壑，接着水土弥缝，绿草盖野，还有了小动物，大地渐渐复苏。地球的活力只有靠动植物的生命才能恢复。我感叹这13个矿井，1000多平方公里，下面机声隆隆，乌金滚滚，上面却平静祥和，绿意盎然。

为了能够俯视全景，老王领我们登上一座海拔1188米的山头。就取这海拔的吉利谐音，他们在这里修了一条“1188生态大道”。走在这条大道上不只是看绿化，更是看文化，看人类文明史。大道全长7公里，两边杨柳夹道，野花铺路，脚下按时间顺序，每隔百十米就钉有一条金灿灿的铜踏板，上面刻着一行字。起步的第一块上刻：46亿年前地球形成。以后有：古生代泥盆纪出现成片森林；3亿年前森林陷埋，煤炭形成；1785年蒸汽机使用，煤炭工业兴起；1878年中国开始机器采煤；1996年中国《煤炭法》颁布；2015年神东建成第一个亿吨煤炭基地；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乐·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敲响生态危机的警钟；1972年公布《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2018年中国成立生态环境部……共150条铜踏板。

而路两旁的太阳能(9.470,-0.01,-0.11%)路灯杆的灯箱上，按“山水田林湖草沙”分类，彩绘着相关的诗词，把你带入一个人文之旅。如：“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水满平川月满船，船轻撑入藕花边”“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湖光秋月两相知”等。还有很多与生态有关的节气、习俗等内容的诗词绘画。一时绿风荡漾，神清气朗，仿佛回到唐宋，在陪王维、苏轼悠游于山林。

你能觉得这是一座矿山吗？在这样一条大道上走着，不用讲解员你也明白，煤炭是地球给人类的珍贵馈赠，是多少亿年前由树木变成的，现在我们应该再报之以森林。

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人文森林学”的研究，树木不但给人提供了物质利用，还承载着人类文明，它是一部有生命的史书，记载着人类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神东矿这样的世界大矿，必定有一棵树见证了它的成长。于是，下午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让老王绕路领我去看看他们最早栽的一片林子。

在一条矿区公路边，我们选中了一棵最有代表性的油松。它已有碗口粗，两丈高，劲枝穿绕，松针浓密，像一个英气勃发的小伙子。正好树身的后面还保留了一小块未治理前的原生地貌，一片裸露的沙坡，让人无法忘记过去。

我建议将这棵树命名为“勿忘树”，它是这座世界级大矿活的纪念碑。树前可扩一个小广场，供游人停车凭吊。

老墙

在婺源农村小住几天，徽式民居总是窄窄的巷子，高高的墙，房与房的距离又近，一出门，迎面就是一堵墙；一走路，人就夹行在两墙中间。每天出出进进，这墙就是一页读不完的书。

当地传统的砌墙方法是薄砖立砌、橫撘、中空、填土，再外涂白灰。这样既节省材料又可保温，而且土在墙中，寓田于墙。新墙在刚落成之时洁白如纸，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白墙黛瓦的徽式格调。当初一个泥瓦匠完成一座新房或一堵新墙时，断没有想到他却为大自然提供了一张作画的温床。

岁月之笔是这样作画的。先用细雨在墙上一遍一遍地刷洗，再用湿雾一层一层地洇染，白墙上就显出纵横交错的线条和大大小小的斑点。论层次，这里有美术课上讲的黑、白、灰的过渡；论形状则云海波涛、春风杨柳、山石嶙峋，胜过一本《芥子园画谱》。我孩子是学画的，他说国画里所讲的线条、皴法、留白，西画里讲的光影、色调、透视，在这墙上都可以找到，就是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这里也有。人工艺术在自然面前是这样的渺小，他自从住到这里就再也没敢画过一笔画。正是“眼前有景画不得，神来之笔在上头。”

但大自然并不满足于平面的艺术。风雨如刀，岁月如流，白墙就被这里铲去一块皮，那里被刻出一道沟，有时还被随意抽去一块砖，甚至推倒半堵墙。然后再借来四面八方的种籽，乘着风和雨，漫天摇落在墙头。那些绿色的生命便悄无声息地栖身到砖缝里、墙皮间、红土中，甚至就借着一丝湿气粘附在光洁的墙面上。它们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倚墙而走，无处不在，无缝不生。村里古祠堂有一面大院墙，上面爬满了积年生的薜荔果，果可生吃亦可做成凉粉。这是一面既能看又能吃的墙。植物学家考察物种的多样性，有一个方法叫“打方”，在地上划定一个正方形，细数其中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我就试着任选了一面墙，借手机上的识花软件，一个一个地认识这些从未谋面的花草。单听这些名字，就让你心里暖暖的。那紫云英，本是水田里的绿肥作物，这时也飞上墙头，从叶间探出紫色的小花回望它走来的田野；有名“窃衣”的，是隐身高手，开着白色的小花，籽带绒毛，总能偷偷粘在衣服上跟你回家，落户墙角；有名“猪殃殃”的，人可食、可药，活血止痛，但猪一吃就要遭殃；有接骨草，可接骨，凡猪狗鸡鸭腿折骨断，捣烂敷之即好；有一种野草莓，酸酸甜甜，名“蓬蘽”，唐人贾岛的诗里居然写到它“别后解餐蓬蘽子，向来未识牡丹花”。还有更怪的名字“阿拉伯婆婆纳”，是从阿拉伯传来的物种。但民间不这么说，说是一个叫阿拉的老伯，躺在草地上想老婆，见小草玲珑可爱就取名“婆婆纳”，文化这个东西无时无地不在兼容变异。

你随意漫步吧，土墙、石墙、砖墙、篱笆墙，满墙上草解人情，花惹人爱。只要你有耐心，任选一墙，就可以面壁一两个小时，像是在美术馆里看画展。不，比画展更好看。这是一面面实实在在的生态墙、文化墙。你想，无数个鲜活的生命自愿齐集到这面老墙上，跻身砖石，扎根红土，探身招手，与人共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更可贵的是这些鲜活的花草并不欺侮无言的老墙，在完成最后的布局后还没有忘记露出一方红砖、突显一块青石或留下一段粉墙。它提醒你，这不是一般的纸上图画。

一天，我偶然与儿子说起这几日读墙的感觉，他说：“你不知道咱们这房子的西边有一座老墙，每当夕阳晚照时，那种历史的沧桑感让你心里发颤。我修这房子时还专门为了它开了一扇西窗，为了能最佳取景，还不厌其烦地改窗框、配窗帘。但突然有一天西边冒出了一座新房，壁立眼前，挡了个严严实实，我心里一阵发凉。”正是“面前有景看不得，只因新墙挡旧墙”。文化这种东西很顽强又很脆弱，有时候只存在于一瞬间。

第二天，我就去寻访这堵老墙。原来她曾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民居，已三面坍塌，唯留下一个楼的直角兀立在窄巷之上。直角往南的一面墙还比较完整，坦露着砖块横竖相砌的纹路和白色的灰缝，甚至你都能感觉到还有一位砖瓦匠正在工作。而靠北的那段已经塌得只剩下一条棱线，清晰地露出墙的筋骨结构。只见碎砖破瓦如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犬牙交错的砖块间露出当年填充的红土。像大战后一个受伤的壮士正拄着枪托挺立在战壕旁。唯有那个高高的楼角还十分完整，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一个标准的直角图形，几根废弃的电线如一缕柔发掠过她的额头，头顶上白云来去，一只孤雁在天际盘旋，风在轻轻地打着口哨。这时晚霞烧红了天边，风雨楼台，残阳如血。我一时惊呆了，如果要给眼前的这幅画起个名字，就叫《岁月》。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大串相似的情景，八达岭长城上破损的戍楼、澳门街头孤悬的大山巴牌坊、罗马城里残存的斗兽场。我甚至还想到了著名的比萨斜塔。我知道严田这个村子是有来头的，历史上一村就出了27个进士。而今还处处显示着她曾经是个“大户人家”，你看脚下的石板路与河边的洗衣石，一低头就是一块废弃的古碑。村口一棵宋代的老樟树七八个人才能合抱。岳飞曾在这一带驻军，与悲壮的《满江红》不同，他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轻松愉快的小诗《花桥》：“上下街连五里遥，青帘酒肆接花桥。十年征战风光别，满地芊芊草色娇。”当年的芊芊草色，现在依旧点染在寻常百姓家的墙头上。

在走回家的路上，我有意绕来绕去多走了几条巷子。为的是再多读几段老墙。有一座土墙矮房，早已被主人遗弃，劣筑的红土墙面上夹杂着石块草根，蛛丝马迹，山河如画。而一坡青瓦斜坡而下，瓦上长满嫩绿的厚厚的苔藓。苔藓这东西很有意思，她是专门为一切老旧的东西配制新衣的。不管是老砖、旧瓦、朽木、断墙都一律公平地给穿上鲜亮的绿装，让它们不失尊严。现在这绿苔青瓦的屋檐压得很低，直遮住了老土墙的额头，像一个民国女子梳着深深的刘海，刘海下露出一双大眼睛，墙脚正绽放着一束灿烂的花。

我想自从人类走出山洞发明了垒墙盖房，这墙就与人长相厮守，从此墙上就烙下了人的体温、音容和身影。可惜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总是拆了建，建了拆。说到观感手感，更是弃了泥土，别了砖瓦，不见了柴墙篱笆，只剩了些玻璃墙幕、冰冷的水泥钢架！难得这深巷子里还为我们保存了些有温度的老墙，保存了前人的眼泪和笑脸。我眺望深深的街巷，谁解这老墙里的密码？谁又能读得懂这幅风雨斑斑，却又四季变换的青绿山水画？

那天，我临离开村子时特地把年轻的村主任领到那个《岁月》老墙下，我说你好好地保护她，说不定哪一天某个导演看中了这个外景，你们村就会一夜走红啦。

——选自2021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吃瓜

不知为什么，现在有一个网络流行语，把看热闹名为“吃瓜”，那些看热闹的人就叫“吃瓜群众”。此瓜远非彼瓜，今瓜已非昔瓜，这个瓜已完完全全地变异了。这倒让我想起当年吃真瓜的味道。

八岁以前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只有吃西瓜。那时农民以粮为命，土地以粮为本，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西瓜不但是调剂生活的奢侈品，亦是一个乡村孩子记忆中的特殊风景。

我们那里种瓜不说“种”。叫“押瓜”或“压瓜”。小时只记住这个发音，不知何字。汉字真有魅力，想来这二字都可。押者，未知也，押宝。因为一个瓜在剖开之前是不知好坏的，有点赌的味道。就如现在玉石市场上的赌石。压，也有道理。一是要压瓜秧，二是瓜地里要压沙。这是为了改变局部小气候，利用砂地午晚温差大的特点，瓜日长夜歇，易积累糖分。现在著名品牌宁夏硒砂瓜也是这个道理。西瓜是不可能家家都种的，一般是一个村或附近几村有一个种瓜能手，每年种几亩地供周边食用。而孩子们很会利用大人的爱心，在瓜地里放开肚皮吃瓜，直吃到肚子和瓜一样圆。还有更好的奖励是跟着大人去看瓜。到瓜熟季节，地里就搭一个瓜棚，白天卖瓜，晚上看瓜。要是哪一天晚饭后，有大人突然摸着你的脑袋说：“要不要晚上跟我去看瓜？”那就乐得如现在说要带你去南极旅游。急忙抱起一个小枕头，抢先跑出门外，生怕被母亲抓了回来。瓜棚也是书面语，我们叫“瓜庵子”或者“瓜鞍子”。这也是口口相传，大约两个字都说得通。“庵”，是离人群较远的简陋小屋，如尼姑庵；又名“鞍”，因为瓜棚只作临时之用，四根木头，两个人字架，形如马鞍。不管“庵”还是“鞍”，都很传神。

如你去看瓜，乐趣在瓜外。后半夜躺在瓜棚里，凉风习习，天边银月如钩，田野里虫鸣唧唧。如再有幸看到远处夜行的动物，多半是狐狸，那两盏灯一样的眼睛直瞪着瓜棚，只这一点就足够你回去对小伙伴们吹上半年。有一次我还赶上看十几个大人晚上挑灯夜战在地里掏獾子。不是闰土讲给鲁迅说的那种用叉子去叉，而是找见它的窝用水灌。被水灌出来的獾子肥肥胖胖的像一头小猪。大人们高兴地把它捆在一根棍子上抬着，说回去炼獾子油，这是冬天治手脚皴裂的秘制润肤膏。不过乡下还有比这更简单、更高级的润肤品，那便是遍地都有的麻雀屎，涂在手上滑润细腻，绝好的养颜之物。雀屎涂手，这好像不可接受，但是当今上流社会喝的猫屎咖啡不是比这个还过分吗？自然与人真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我的第二次吃瓜高潮是刚参加工作后不久。大学毕业，在当时“到边疆去”的口号鼓舞下，热血沸腾，就来到内蒙古巴盟，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此地别无所长，唯产一种叫“华莱士”的蜜瓜，据说是当年由一个传教士带进来的。金黄色，滚圆，比足球略小一圈，熟透后瓜瓤白中带绿色如翡翠。它不像西瓜那样多汁多水，肉质成果冻状，细腻浓香，闭上眼睛咬一口，还以为是在吃蜂蜜。吃过之后上下唇粘在一起，甜得化不开，要取清水漱口。多年以后，我在埃及遇到一种浓咖啡，喝时也要先准备一杯清水，以漱洗唇齿。瓜的糖分能多到这种境地，实在是匪夷所思。当地气候恶劣，浩浩平平沙无垠，风起时尘暴蔽日，当面不见人影，白天烈日烤人，晚上又夜凉如水。我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这个沙窝子里，举目无亲，聊以可慰者或给亲友去信时报喜不报忧者，唯有这华莱士瓜。现在早不用这个名字了，而叫河套蜜瓜。当地还产一种三白瓜，大如篮球，白皮白瓤白籽。刚一切开，还以为是生瓜蛋子，但吃时水多汁甜胜过红瓤瓜，却又多了一股如雪梨似的清香，另一种弦外之音。还有一种冬瓜，不是东西的“东”，是冬天的“冬”，如农村土炕上的长条枕头那么大，并不是当菜吃的冬瓜。到晚秋时才收获，但并不着急吃，晢放到房内墙根处或水缸后面不去理它。到了冬腊月时，它早已悄悄化作一包蜜水，用手轻轻拍一下，能看到瓜皮下汁水的流动。这时不能用刀了，要用一个空心草秆吸食。外面飞雪团团，屋内炉火熊熊，盘腿坐在滚烫的热炕上，吃完白水煮羊肉，浑身冒汗，甩掉老羊皮袄，小心捧过一个冬瓜，吸一口凉透肺腑，甜到心底，刹时如身生轻功，耳聪目明。又两年，这里有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了一种泰国瓜。从形状上看，它彻底颠覆了瓜的概念，不是圆球形，而是一个长棒子，大约有两握之粗，二三尺之长，表皮油光黑亮，里面是暗红色的瓤。到地里摘瓜，不是抱瓜，而是在肩膀上扛一条瓜。吃时要切成一段一段平放桌上，如一块块圆形蛋糕。

其实，忆吃瓜最忆是吃法。现在城里人吃瓜或宴客餐后上的瓜都是切成碎块，以牙签取食，而真正的好瓜瓤沙汁多是经不起牙签一挑的。我们那时在地里吃瓜都是一刀两半，半个瓜端在手里，用勺子挖着吃。我在瓜季下乡时经常在包里揣一把勺子，不为吃饭，而为地头吃瓜。就像是端一个大海碗蹲在老槐树下吃午饭，有一种吃的气势。当地吃什么都是大碗。肉是连骨剁块，煮熟后堆在碗里。有一次我到乌梁素海（当地称湖为海）采访，招待所里吃鱼，竟也是满满地每人一大碗，如冒了尖的粮堆。我以后走遍全国，甚至出国去，这样大碗吃鱼是唯一的一次。北地民风醇厚，可见一斑。

后来还有一次痛快地吃瓜，那已经不是西瓜，而是哈密瓜了。1983年到新疆，在石河子采访时正赶上国庆节，团场招待所的大院里就剩下我们两个北京来的小记者。主人不好意思地说，放假了招待不周，吃好瓜不想家，就往我们的房间里倒了一大麻袋瓜。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天山秋色全不记，唯留瓜香唇齿间。

离开巴盟40年后我回过一次，又吃了一回华莱士，但已全无味道。问起冬瓜、三白瓜、泰国瓜，当地人直摇头，似从未听说过，我倒像是桃花源里出来的人，尽说些远古的话。后来也去过一次新疆，在国宾馆里吃切成小牙的哈密瓜，味同黄瓜。至于在北京更是吃不到当年的那个味道了，常百思不得其解。人说世界之变如沧桑，一块瓜里也沧桑啊！

后来找到了两个原因。一是今瓜已非昔瓜，食用瓜早成了商品瓜，要产量，追化肥，上农药。二是，地头瓜变成了城里瓜。对瓜来说离地一天，味减一半，暗失美感。原来人与瓜的初恋只能在瓜地里。物理学家玻尔与爱因斯坦争论测不准原理。他说，比如你去测海水的温度，实际上得到的已是海水加温度计的温度，海水的初始温度你是永远测不到的。所以海南人吃椰子，过午不食，只吃上午在树上新摘的。但椰一离树，原味便无，也只能是一个原味的近似值。世间之物瞬息万变，人生许多美好只能有一次，过后便只好保存在记忆里了。于是就想到城里人的可怜，千里之外你还想吃到好瓜？也只配作一个吃瓜群众了。南宋词人蒋捷有一首《虞美人·听雨》，回味人生不同年龄段时听雨的感觉，吃瓜何尝不是这样，遂仿其调填《吃瓜》一阕：

少年吃瓜瓜棚中，枕瓜听虫声；青年吃瓜边塞外，大漠孤烟，味浓伴豪情；而今吃瓜高楼上，淡而无味也；风沙瓜香都无影，侧耳遥闻闹市车马声。

注：蒋捷原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意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选自2021年6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