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四个老物件，一块手表，一对饺匙子，一个针线板，一块抹布。这四个老物件已经跟随我们40多年，像四个老兵，有的不但没有退役，还仍然奋战在第一线，可以说是我们家的功臣。妻子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能抛弃它们，留着就留住了一种美德，看着就不会忘记过去，用着浑身上下就有一种使不完的劲。”

一块手表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小河东村务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不到三个月，村里成立了初中班，缺一名教师，我很荣幸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

大帮哄那个年代村里很穷，学校教室不够用，就把过去村里的铁匠炉改成了教室，这个教室在学校的前边，两间单独的土坯房，面积不到40平方米。

我教的初中一年级，用的就是这个教室，因教室不在校园里，上下课学校敲钟有时就听不到，经常不能按时上下课，如果自己有块手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买一块手表需要很多钱，那个年头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我把这个情况和母亲说了，母亲很同情，东凑西借给我张罗了一百元钱，买了一块上海产的双菱牌手表。我特别高兴，也很喜欢表盘上在12点数字下边的两个菱形图案，它们有两个角叠压在一起，像一对情侣牵着手。

1978年我与塔哈乡周三村姑娘李玉环相爱，本想给情人买个贵重的礼物，可手头没有钱。我就把戴在自己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她，希望她时时刻刻都能想着我，像表盘上的两个菱形一样永不分离。

1979年我们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婚时因家庭生活贫困，也没过什么彩礼。结婚后妻子就把那块手表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了下来又戴在我的手腕上，她和我说：“你教学上下课需要看时间啊。”

这块手表陪伴我30多年，自从有了手机，它才下岗。下岗后爱人把它放到柜子里养老了。有时我就拿出来，给它上足劲，又戴在手腕上，它滴、滴、滴地又走了起来，声音清脆，走时准确，不减当年。

一对饺匙子

妻子出嫁那天，岳母和女儿说：“在咱们家这些姊妹里你是最累的，13岁就下地干活，要出嫁了也没有钱给你买嫁妆，家里现有的东西你需要拿啥你就拿吧！”妻子对家里的物品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可拿。她走进外屋，从碗架柜里拿出两个饺匙子。便和母亲说：“别的我都不要，这两个饺匙子给我当嫁妆吧。”

这对饺匙子是岳父亲手做的，有一年生产队杀牛，岳父要了一根肋骨，回家用磨石磨，用刀刮，精心地制作了四个饺匙子。那个年代生活困难，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饺子，用饺匙子的时候也很少。

岳母听女儿说要拿饺匙子，觉得不太体面，便说：“就拿两个饺匙子啊？这不让家人笑话吗？”妻子却说：“有什么笑话的，饺匙子是最适用的。”

这对饺匙子平时在我们家的碗架柜里放着，只有包饺子时才拿出来，它成了我们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

一个针线板

有一次爱人回娘家，看到自己当姑娘时用过的针线板，特别亲切。便和母亲说；“送给我吧。”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这个针线板是用羊骨头做的，浅黄色，比大拇指粗点，不到一扎长。由于多年使用骨头磨得有点发亮。

妻子拿回家缠上线，上边还插上了几根针。每当我和孩子的衣服破了，妻子就拿出针线板，把破损的地方补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少有人穿缝补的衣服，针线板早就被人们废弃了。

其实我们家的针线板也应该进博物馆了，可妻子不但没扔，还始终在用着。妻子说：“这小小的针线板可是咱们家勤俭持家的见证啊！”到现在我的衣服坏了，袜子破了，妻子就到柜子里拿出来针线板给我缝补。

我和妻子说：“一双袜子值不了几个钱，穿坏了就换新的，没必要再补了。”妻子很严厉地批评我：“穿坏了就扔，那不是浪费吗？好日子都是靠一点一滴节俭出来的。”

妻子不仅仅是缝补几件衣服和几双袜子，她用针线把过去的穷日子和现在的富日子连接起来了。

一块抹布

1980年秋，龙安桥乡要召开“金秋音乐会”，开始征集原创文艺作品。我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写一首歌词《我从龙安桥家乡来》，我们学校的崔春娥老师给这首歌词谱了曲，小河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把这首歌编排成歌舞，参加了金秋音乐会比赛。

没想到这首歌词获得了金秋音乐会原创作品金奖。奖励我一件蓝色的晴纶背心，上边还印着“金秋音乐会文艺创作金奖”十一个白色大字。这是我第一次写歌词，也是第一次获奖。

我穿着这个背心很有成就感，一时也不离身。由于一天天穿着，背心经过无数次的清洗，上边的白字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能认得出来。

1990年这个背心从我身上下岗了，本应该扔到垃圾桶里。妻子和我说：“这个背心是我的荣誉，不能轻易扔了，应该让它发挥余热。”妻子把它改成了一块抹布，因为是晴纶的使用起来柔软、好洗、不沾油，妻子用得很顺手。

这块抹布到现在已经用了33年，虽然已经满身伤痕，但它那蓝蓝的身躯没有一点退色。

在正常的生活中，东西破旧了就应该换新的，这是很正常的事。可我们家这四个老物件已经很旧了，但始终在陪伴着我们，妻子说：“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老物件，留住了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美德啊！”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