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兰县的这块土地。这里地形很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南面却没有什么遮拦，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大土囊。

　　说是城，其实也只是把一些土堆起几米高来围个大圈圈，再开出个门洞而已。辽代，松花江下游两岸的生女真人的五个部族分别筑城据地，此间为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开始有葛、卢、胡三姓居民以捕猎为生，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是荒山漫野，遍地荆榛，人烟稀少。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的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那天傍晚，江天薄雾轻笼，半钩新月初上，我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念及八百多年前的旧事，心想，真是世事无常，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吟成七绝一首：“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公元1126年，金人进军围困汴京，徽宗赵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嗣后金人灭宋，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败类，将开封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劫掠一空。翌年四月，金人掳走二帝和皇室、宗戚男女及伎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并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被金人狩猎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三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要求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尔后，他们又被迁徙到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宁城）和通塞州。1128年秋，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皇后“均帕头、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帝祖庙外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到乾元殿下。他们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在胜国天子金太宗的膝前。说来也是很难堪的。

　　后来，又经过一番辗转，便被发配到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此间曾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前后察看一番，井倒真有，只是不大可能住进去。我以为，“井”也者，形容其局促、塞陷也。很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窨子”里。即使现在，寒冬关在风刀霜剑的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也得冻僵；何况八百多年前气温还要更低一些。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因为井有盖而无门，“破扉”无从说起。他还有一首七绝，也是感怀抒愤之作：“杳杳神州路八千，宗佑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圣人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实话。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不包括白旗高举、肉袒出降的帝王在内，单是类似赵佶父子这样沦为俘虏的，也指不胜屈。不过，像前秦符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等，被俘后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真正长期地惨遭活罪，“终朝以眼泪洗面”者，只有李后主和赵家父子了。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本来没有理由却要制造理由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也是硬找借口攻占汴京，灭了北宋。而且，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一样，都是“好一个翰林学士”，却没有做皇帝的才能，不免令人哀叹：“南朝天子都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狠毒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时，他绝不会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塞外囚牢之中。

　　说来历史也真会作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富贵的巅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让他们饱受着心灵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本人也承认，实在是咎由自取的。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在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完全由他自己一手造成。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沆瀣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华侈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标准是：“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佚的无道昏君，在穷边朔漠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一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害贤乱政的恶行，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如果所传是真，尽管水准不高，倒还反映出作者历经劫难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曹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干人的真实心态。

　　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也压根儿不想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

　　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站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山峰上。他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又从中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从他当皇帝的第二年起，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终于成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

　　九年的穷愁羁困中，赵佶也不曾辍笔。据说仅创作诗词就超过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一则因为金朝统治者控制极严；二是作者惧祸，自行销毁。在他谢世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比赵佶的命运要好一些。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来到金代前期都城——阿城的上京，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于今已片瓦无存，只余下一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兴亡。《大金国志》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宫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十分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传统，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以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

　　汴京城南五里有个青城，是当年金军接受徽、钦二帝投降之处，北宋王朝的后妃皇族都被劫掠至此。一百零七年后，元人灭金，也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拘禁在这里，并全部杀光。诗人元好问目击其事，曾写过一首七律，末后两句是：“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可谓苍凉凄苦，寄慨遥深。元好问还有一首描写蒙古军掠夺行为的七绝：“随宫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它使人忆起当日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来，前朝骄奢致败的教训应该成为后世的殷鉴，起码也是一种当头棒喝，但实践表明，类似海陵王那种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的，亦复不少。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给他的潘妃筑永寿殿，凿金以为莲花贴地，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莲花”。不久即为梁武帝所灭。可是，新朝并未接受前朝的教训，豪华的齐殿变作享乐的梁台，依旧歌管连宵，舞彻天明。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此感喟无限，写了一首有名的《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后，犹自风摇九子铃”。

　　看过金代的兴亡故迹，我也有无限的感喟。遂步《土囊吟》一诗原韵，续写七绝二首：“良岳阿房久作尘，上京宫阙属何人？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无言草自春。”“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诗中阐发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深义。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1976-2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