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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囊吟(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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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囊吟(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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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15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兰县的这块土地。这里地形很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南面却没有什么遮拦,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大土囊。

  说是城,其实也只是把一些土堆起几米高来围个大圈圈,再开出个门洞而已。辽代,松花江下游两岸的生女真人的五个部族分别筑城据地,此间为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开始有葛、卢、胡三姓居民以捕猎为生,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是荒山漫野,遍地荆榛,人烟稀少。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的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那天傍晚,江天薄雾轻笼,半钩新月初上,我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念及八百多年前的旧事,心想,真是世事无常,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吟成七绝一首:“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公元1126年,金人进军围困汴京,徽宗赵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嗣后金人灭宋,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败类,将开封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劫掠一空。翌年四月,金人掳走二帝和皇室、宗戚男女及伎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并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被金人狩猎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三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要求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尔后,他们又被迁徙到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宁城)和通塞州。1128年秋,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皇后“均帕头、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帝祖庙外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到乾元殿下。他们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在胜国天子金太宗的膝前。说来也是很难堪的。

  后来,又经过一番辗转,便被发配到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此间曾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前后察看一番,井倒真有,只是不大可能住进去。我以为,“井”也者,形容其局促、塞陷也。很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窨子”里。即使现在,寒冬关在风刀霜剑的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也得冻僵;何况八百多年前气温还要更低一些。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因为井有盖而无门,“破扉”无从说起。他还有一首七绝,也是感怀抒愤之作:“杳杳神州路八千,宗佑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圣人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实话。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不包括白旗高举、肉袒出降的帝王在内,单是类似赵佶父子这样沦为俘虏的,也指不胜屈。不过,像前秦符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等,被俘后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真正长期地惨遭活罪,“终朝以眼泪洗面”者,只有李后主和赵家父子了。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本来没有理由却要制造理由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也是硬找借口攻占汴京,灭了北宋。而且,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一样,都是“好一个翰林学士”,却没有做皇帝的才能,不免令人哀叹:“南朝天子都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狠毒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时,他绝不会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塞外囚牢之中。

  说来历史也真会作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富贵的巅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让他们饱受着心灵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本人也承认,实在是咎由自取的。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在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完全由他自己一手造成。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沆瀣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华侈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标准是:“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佚的无道昏君,在穷边朔漠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一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害贤乱政的恶行,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如果所传是真,尽管水准不高,倒还反映出作者历经劫难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曹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干人的真实心态。

  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也压根儿不想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

  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站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山峰上。他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又从中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从他当皇帝的第二年起,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终于成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

  九年的穷愁羁困中,赵佶也不曾辍笔。据说仅创作诗词就超过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一则因为金朝统治者控制极严;二是作者惧祸,自行销毁。在他谢世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比赵佶的命运要好一些。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来到金代前期都城——阿城的上京,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于今已片瓦无存,只余下一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兴亡。《大金国志》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宫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十分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传统,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以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

  汴京城南五里有个青城,是当年金军接受徽、钦二帝投降之处,北宋王朝的后妃皇族都被劫掠至此。一百零七年后,元人灭金,也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拘禁在这里,并全部杀光。诗人元好问目击其事,曾写过一首七律,末后两句是:“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可谓苍凉凄苦,寄慨遥深。元好问还有一首描写蒙古军掠夺行为的七绝:“随宫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它使人忆起当日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来,前朝骄奢致败的教训应该成为后世的殷鉴,起码也是一种当头棒喝,但实践表明,类似海陵王那种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的,亦复不少。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给他的潘妃筑永寿殿,凿金以为莲花贴地,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莲花”。不久即为梁武帝所灭。可是,新朝并未接受前朝的教训,豪华的齐殿变作享乐的梁台,依旧歌管连宵,舞彻天明。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此感喟无限,写了一首有名的《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后,犹自风摇九子铃”。

  看过金代的兴亡故迹,我也有无限的感喟。遂步《土囊吟》一诗原韵,续写七绝二首:“良岳阿房久作尘,上京宫阙属何人?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无言草自春。”“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诗中阐发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深义。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1976-2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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