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发说起

理发和洗澡，几乎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陪伴，不离不弃，如影随形。

婴儿时节的洗澡是必须的，否则没有那句“连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名言。

婴儿时节理发也是必须的，不但必须，而且有几分庄严和神圣。因为婴儿的头发另有一名：胎毛。剪下胎毛制一管毛笔，是当下许多父母为新生儿女备下的第一份人生礼物。

不过婴儿时期谁也记不住这么多故事，等到记事的年龄，我相信理发与洗澡肯定让你印象鲜明，而且无论岁月之手如何打磨，等闲都不会忘却。

我对理发和洗澡就有过特殊的记忆，而且记住一句古话：饱不剃头，饿不洗澡。

为什么饱不剃头？因为费时间哪。为什么饿不洗澡？因为怕低血糖呗。

由于理发慢且手续繁杂，尤其要洗头、吹风、刮脸，甚至还掏耳朵，吃饱了如果半途上厕所，顶着个阴阳头多尴尬！所以说“饱不剃头（理发）”，有人生的智慧和道理。

洗澡时讲究热水泡，如果饿着肚子泡澡，血液循环一加速，肯定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腹中无食，极易“晕塘”。

先说我经历的理发。小时候在内蒙古草原小县城，就一个理发店，所以理发是漫长的等待，等到理发了，理发师的指甲长且利，洗头时让人无比恐惧，所以每次理发对于一个小孩子都是一次准“酷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实在躲不开，只好一脸大无畏地、无可奈何地坐在高高的理发椅上，等待人生无可逃避的重要环节——理发。

后来从军入伍，军营中理发简单多了，战备时节一律推光头，团长带头剃，谁也躲不开。一声令下：“摘帽！”亮闪闪的朝气蓬勃青春的头颅齐刷刷闪现在操场上，如果你偏偏留着一头长发，那压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军营十年，我理发的压力大大减轻。后来战备略松，允许留头发，那时我已经是一个青年军官了，偏爱时尚的“尼克松式”即“一边倒”的发型，那个时候的“大分头”与“大背头”都市青年的发型进入不了军营，“小平头”与“一边倒”让人追捧。这种审美习俗的青春记忆是如此牢固，以至于直到一年前，坐在奢华的发廊中理发，我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一边倒的“尼克松式”。看到年轻的理发师们发型奇异、色彩缤纷，甚至洗头的姿势也由“坐低头式”改为“仰躺式”，你不由不感觉到人生无可逃避的重要环节“理发”早变成了一种享受，一种消费，而这生活细节的变化是与时代共同进步的象征。

到得今年，我改变了发型，因为疫情期间因病住院，曾有半年时间无法理发，头发长，心烦躁，出院的第一天坐在理发室，跟年轻的技师认真地说：“给我全部推成最短的发型，而且不再染。”青年技师一乐，说：“我给您推个‘青皮’。”“青皮”的发型，是不是和天津的习俗有关呢？因为“青皮”是个特殊的市井人物符号，结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板寸。满头白发，出现在了我的头顶，我从此由“尼克松式”变成了另一个现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式”，无论是发型还是白发，都和他近似，前后四十年居然和两个美国总统的发型对应，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和一些熟人见面，他们都很惊诧，说几乎认不出我了，我笑着说：“这叫改头不换面。”

理发说完了，再说洗澡。

我曾经经历过两次难忘的洗澡。一次在军营中参加野营拉练，住在云南高原一座小山村中，小山村刚刚发现了地下温泉，我们在长途行军之后准备到温泉泡个热水澡。温泉顺着一条水沟流向田野，我们纵身在水沟中扑腾，仿佛骑在一条温泉龙的背脊上滑动，又像坐一架长长的水滑梯。大家滑到坡下又呼啸着返身登坡，在温泉水沟中尽情洗浴和游戏。这种野浴的快乐，至今想来仍让人毛孔开张，兴味无穷。

这是一次田野上免费的温泉浴。还有一次是付费的洗澡。我从军营出差到省城昆明，先到一家公共浴室洗澡，付费后每人领一片巧克力糖块大小的肥皂，我拿着这片肥皂十分为难，因为它的分量太轻，要么洗头，要么洗身，想二者兼顾是万万不能的。

当时肥皂是紧缺物资，按人定量分配，每人每月半块。公共浴室的这种苛刻，是管理者的无奈之举，领取小小一片肥皂洗澡，让我那次昆明之旅变得黯淡无光，我选择了洗头之后匆匆在喷头下淋浴，也为自己的人生洗浴记下了永远难忘的一幕。

从几十年前的田野温泉浴到困顿的“肥皂片难题”，想到今天超市中丰富的洗浴用品，再联想到建筑在城市里的各种水城、洗浴中心，这些星罗棋布的让人洗浴的场所，你必须承认洗澡和理发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连洗脚也尚且如此，居然有无数个洗脚城，这就是明证），一种消费模式，一种当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的现代化境遇。

我居住的小区在某一天突然热水泵出了故障，24小时供应的热水断供了，也不过才两天的时间，却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便，甚至小有怨言，为什么？盖因已经习惯了。我便琢磨：习惯其实是让人惯的，如果让你回到当年一片肥皂洗澡的岁月，怎么办？想到这里，心，便一下子释然了。

洗澡，的确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电影往事

我的老东家《中国作家》开辟了一个栏目，让作家们侃电影，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说到电影，话题多多。因为我从小最爱看的就是电影，草原故乡小城的电影院，几乎是我童年的快乐天堂。还有母亲唯一订阅的杂志是《大众电影》，由于这本刊物丰富了我们家庭业余生活，被翻得起了毛边，所以我对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了如指掌。尤其是二十二个明星，当年他们的大照片贴在每个城市的电影院里，那远比现在的明星派头大、风头足，形象也更令人羡艳不止。

除去《大众电影》，我和电影另一个渊源是曾经当过五年的电影放映员。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位作家是我的同行，一个是白桦，一个是李钧龙，他们两位既是我军营的前辈，又是我视为写作上的老师，另一位是军艺的副院长朱向前，一个军旅重要的批评家。当年在云南军营一个炮团的俱乐部里，我以放映员的身份兼着播音员、图书管理员、美术字宣传员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角色是电影放映员。由于我这个身份，当年军营中，从团长到下面的新兵一律称呼不到二十岁的我两个字：老高。这个“老高”一方面是因为我姓高，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最走俏的电影《南征北战》里，主要人物高营长和乡亲们一见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老高，又进步了！”《南征北战》是一部好影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刚刚一周岁，最近看到有关资料说，1952年拍摄的《南征北战》里，兵是真兵，火器是真火器，群众演员是真正有过支前经验的群众演员，所以它的真实感和生活化至今未能被超越。就是这部电影我放了无数遍，给我的战友们看，给军营周围的乡亲们看，于是我赢得了一个军旅十年得意的名字——老高。离开军营转业回到《文艺报》，我由“老高”变成“小高”，这个“小高”一叫又是几十年，这是电影赠给我的一个名号。

当放映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放映技术。师里的电影队长是个纳西族的老兵，他的讲话口音很重，但是我们勉强都能听懂，他教我们倒片、接片，教我们修发电机，因为发电机是每一个放映队最重要的财产，200瓦的单缸发电机，你要和它不断地亲密接触，发电机听话才能确保电源，同时能让电影正常放映。

学到这些技巧之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半职业生涯。记得我不止一次在遥远的边疆，用一部陈旧的放映机向荒野、向山村、向好奇而又热情的观众们展现过电影的魅力。我会偶尔回想起夜间放映时的种种情景，想起不请自来的暴风雨是怎样刮起我张在树间的银幕；想起热情的观众是怎样万头攒动地注目于我的幻灯片，想起放映前乡村父老的款待，放映后驱车自山路返回军营时的那轮高大明亮的月亮。其实生活正像一部影片，脑海恰像一块银幕，由岁月这位放映员操作着，一幕幕在眼前展现不止，起初是片段，接着是连续的场景，其清晰和鲜明的程度，一如坐在电影院最佳的座位上所感受的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撒尼山寨放电影，片名是一部朝鲜故事片《战友》。我们走的路因为过于崎岖，汽车无法通行，这样自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放映机和发电机都需要牛车来运输，而最娇贵的扩音机又不耐颠簸，于是乡亲们索性派来四条壮汉，用肩膀挑着这宝贝走。事后我才知道，放电影的撒尼山寨是头一次接待解放军放映队，而许多老人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这情景实在使我感动，把一天艰苦的山路跋涉全部抛置在脑后。因为我隐约感到一种运送现代文明的职责在催促自己。

那次放映还有一件趣闻，银幕上枪声大作，弹雨横飞时，竟有几个撒尼族的小朋友跑到银幕下摸索什么。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秘密是想捡子弹壳！原来小娃娃们天真地以为银幕上的战斗是真的，既然如此，必然能捡到一粒一粒黄黄的金灿灿的子弹壳！看到他们快乐而又失望的神态，我心中那种隐约的责任感竟更加明晰起来。

云南边疆地区的气候很反常，有时开映时天气晴朗，过一会儿也许就浓云密布，甚至飞沙走石，狂风大作。我在另一个村庄放映时，就碰到了一场扫兴的大雨，记得是在放映《地道战》，战斗酣畅之际，天公也来助威。支挂在树间的银幕一角被风扯掉了，飞舞不止。这时冲上前一位小伙子扯住拴牢，才没把《地道战》的战场摆到云端里。接着下起雨来，急切里我想结束这场放映，可是放映机旁坐着的老支书却一把抓住话筒，用我所不懂的撒尼语言劝慰观众，于是我看到骚动的人群安静了，在风雨中静静地坐着，他们把衣服脱下来遮住头顶，用无声的行动支持着我把电影放下去。而老支书为我撑住放映伞，像一株老树般坚定。《地道战》放完了，风停雨住，可是我胸中的风雨却喧嚣了许久，没有在山野放过电影的人，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的感受的。

有一次放一部不是很精彩的影片，好像是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作为政治任务，我们到村庄里放映。乡亲们看到最后，时值严寒腊月，冷气浸骨。我们又要执行规定，连映两场。头一场时间早，看的人还多一些，能看个热闹。第二场开始的时候10点已过，周围的观众纷纷散去，只剩下七八个小伙子和几个小孩子。哪怕是一个观众也要放映！我们忍住严寒的捉弄和瞌睡虫的撩拨，硬着头皮放下去。放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名观众，这次大概是我的放映史上最为沮丧的一幕。

一个电影组两部电影机，所以放电影时有一个特殊的技术要求，就是两个放映员之间衔接一定要精准，不要让观众感觉到你在换片子。所以现在每逢看电影时，我的眼睛总会下意识地盯住银幕的右上角，右上角大约七八分钟过后，那里总会出现一个白白的圆点，这圆点就是换机的信号。我会挑剔着放映员们两机之间衔接的默契程度，以此为自己当年的放映技术感到自豪。然而更多的是对淳朴乡亲们的回忆吧，那当年响过马达的山乡，现在肯定已经电气化了。

记得我离开了放映组，到一个炮兵连队里当排长。我最后一次和电影打交道非常让人难忘，是我以解放军排长的身份到贵州接1978年的新兵。接兵任务完成得极为顺利，两个月的漫长出差，正值年关，偷闲到连部所在的小镇与战友们相聚，没想到吃顿晚饭才知道，附近马上放映《刘三姐》，这可是个特大的喜讯！

《刘三姐》放映点是在地质队，离小镇还有十多里路。我们干掉最后一杯浊酒，刚要出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便把雨夹雪的馈赠扔了出来，于是我们找雨具、找雨衣，几个人脚步踉跄地步入茫茫夜色中。

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先是远远听到刘三姐的歌声，大家加快了脚步，继而看到银幕上刘三姐模糊而苗条的身影，在雨中晃动着，诗意盎然。我们焦急地往前走，想尽快看到影片，可惜越走近放映场地，失望便越大。因为那小小的广场早已被山民们四下里围住。里面的人坦然地坐在自己携带的小凳子上，旁边大多数还伴卧着同样兴致勃勃的狗；外圈的人一层层围定，有序无序地站成各自恰到好处的角度。雨伞互相穿插交织，斗笠以湿漉漉的嘴唇彼此亲吻，这一切构成了艺术的屏障，遮住了我们对刘三姐仰慕的目光。

无可奈何，只有把自己裹在雨衣里，听歌。

听歌，任雨雪的颗粒扑落在眉睫上，任寒气从脚心一丝丝升起。高原的风偶尔掠过，广场上便响起阵阵骚动。为银幕倚身的老树的动摇，也为了刘三姐姣好形象的短暂迷离。风定，歌起，田野里一片寂然，好一种难觅的境界！

我们听刘三姐嘲弄酸秀才，为这壮族姑娘的机智风趣感叹不已；我们听刘三姐为心上人绣荷包，心里美滋滋的，仿佛那荷包能从银幕上扔下，扔到不知哪一个幸运儿的头上；我们听刘三姐在财主家的幽怨悲愤，感受到灵魂的愤怒与激荡；我们听刘三姐漓江唱晚，摇橹远游，为她那藤缠树与树缠藤的绝妙比喻心驰神往，又为她与阿牛哥终成眷属的结局欣慰不止。总之，刘三姐在那一夜达到了她歌仙生涯的巅峰状态，也使我们几位年轻的军人隐约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春的呼唤。

刘三姐能面对山野引吭高歌这件事本身，不就昭示着某种禁锢的消失、寒潮的解冻吗？她还带给我们艺术的启迪，歌者与听众那密不可分的共存关系，广而言之，也就是文学与人民、与时代患难与共的感应。

这一切，也许远不是一个神话中的小歌仙所能料及的。她所能做的只是纵声高唱，为悲欢离合，为生息劳作，也为着自己爱的追求、美的欢乐，以及一切人类所关注的感情与体验。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对于我来说，贵州那次突如其来、无可奈何的山野听歌，像天籁一样无法复制，储存在记忆的磁带上，成为“孤本”与“绝唱”，也是一次特殊的看电影。

说到看电影，我记得在20世纪的九十年代，北京的周末生活已经不仅仅是下象棋侃大山逛公园了，还有卡拉OK歌厅和夜市小吃，更重要的是众多的电影院开始了一项业务——通宵电影晚会。

我曾经看过一次北京大华电影院的四场很新鲜的电影，从夜里22点50分开场，片名是《鬼楼》《江湖八面风》《雇佣警察》和《电视杀手》，这四部电影现在人们已经很陌生了，但当时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票价不贵，但就当时的物价来说也不便宜，每张6元。我和妻子买到的是楼上五排的座位，说明购者踊跃。及至进场，左右一看，不禁道一声惭愧！周围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光景，手擎各色吃物，以情侣居多，头倚头形成上海外滩才能见到的一种特殊的境界。

再细打量，有几名中年汉子，从衣饰上看，像是赶火车的外地人。我揣想他们的周末必定与时间过度富裕有关。而年轻人度周末的意图，除了一夜聚首之外，内容必定大于形式：能连看四场电影而又津津有味，势必能证明彼此情感的升华和升温。

何况电影院里有冷气。

四场电影，中间休息两次，每次约十分钟，这种安排很科学。第一次时间刚过子夜，人们的兴奋点初初燃起，吃东西似乎成为十分钟休息的主要内容。第二次已临近凌晨4时，正是人们最倦怠的时刻。休息时我打起精神观察年轻的同伴们，发现后排走掉了一半，剩下的空位正听凭勉力支撑的几个年轻人伸展身躯小憩，这十分钟过后，他们能否醒来再看电影都很难说。

清晨五点半钟结束了冗长的电影晚会。出得门来头昏昏的，四部影片的情节搅成一团，被黎明的清风一吹，略感几分清醒。回到家里，妻子调侃问：“感觉如何？”我答：“活到四十岁才看了这么一场周末电影，值得。”

这是真话，不是气话。因为在这一夜观摩中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内蒙古草原上看电影的情景，在军营里冒雨观看样板戏的情景，甚至在露天里连看三遍《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情景。这种回忆自然引发感慨，而当时我人到中年，不由得不羡慕起周末影院里那些年轻的常客，羡慕他们的快活和青春，以及他们的随便和旁若无人，甚至倒头便睡……

记得第二天我一整日补觉，直睡到下午吃晚饭。仔细琢磨通宵电影的滋味，竟像偶然奢侈一次的穷汉，回味无穷起来。

时间飞速地流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度它被电视冲击得落花流水，一度由于大片和优雅舒适的电影院的产生，它又变得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北京现在有了环球影视城，集购物、住宿、游览、观赏于一体。当然了，现在能替代电影的可视物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一部好的影片，如果能让你坐在电影院里舒适地、静静地欣赏，它给予你的声光电色的灵魂冲击还是其他阅读物无可替代的，所以我依然喜欢电影。

感悟读友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为一本少儿刊物做广告，尽管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读友》。我的题目中的“读友”，简而言之就是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作为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文化人，读书是一种本能，也是一份必须的生存策略，不可能想象一个不爱读书、厌恶阅读的人会成为一个作家，因此读友是一个作家群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生命中拥有几个读友，应该是一种精神聚餐中的快意人生的事。

我有几个有趣的读友，其中一个曾经是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部长，他擅写杂文，酷爱读书，逛琉璃厂是他的强项，所以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经常把自己读到的好书推荐给我，比如几十年前我在琉璃厂买下一套《清稗类钞》，一共十三本，中华书局的版本。这套书让我受益匪浅，从中看到了清代的文化艺术，看到了世俗人情，也看到了各种传奇，虽然是一套杂书，但是营养成分很丰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这位读友。另外一个读友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在一次共同采风活动中，他跟我聊起民国时期赵汝珍写的《古董琐记》，说非常有趣，有各种鲜为人知的收藏知识，于是回北京之后我马上兴冲冲地买下了，从此成为枕边书，在阅读中也得到了诸多的体会和读书的欣喜。当我感谢这位读友时，他冲我会心一笑，说道：“那我们就去吃一顿涮羊肉吧！”

生活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比如球友，让你在挥洒汗水中达到生命的愉悦；比如“驴友”，在人生的旅途中享受无边的风景；至于战友、工友和农友，就更不用说了。唯有读友与众不同，他会让你在寂寞中感受一丝温馨，在孤独中享受一缕抚慰。在北京的疫情期间，我的一个老朋友、老读友发起了网时读书会，一个纯粹的以读会友的民间组织，这位曾经在西双版纳插过队的北京老知青身兼会长，把杰出的组织才能运用到了这个读书的团体中。这个网时读书会简而言之，就是网络时代读书人的雅集形式，我的这位读友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诗人，举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作活动。我记得在2019年12月16日的一次活动中，我挥笔为他们写下了一首小诗：“时光如水溅逝波，徒令先贤叹奈何。幸有京城读书会，暂凭笔墨网生活。”过了一段时间，疫情来了，网时读书会的朋友们出了一本新书，这应该是两年前的五月底，我禁不住又为他们写了一首小诗：“以读攻毒庚子年，封门封城防新冠。美与光明共书香，不违春色染人间。”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美与光明”。我的这位读友不仅团结了一批作家，而且和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密切合作，举行了多次系列征文，最近正在进行的一次征文活动主题是“最美长安街”，这是为迎接二十大进行的一次文学活动。我为这次活动写下了抛砖引玉的第一篇散文，他非常开心，见面的时候从网上买了一套繁体字的《苏东坡新传》送给我，是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作者叫李一冰。拿着我非常喜爱的《苏东坡新传》，我由衷地感谢这位激情洋溢、热爱读书的好友，“以读攻毒”是一种特别好的面对疫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姿态，我的这位读友赢得了我极大的尊重。

接触到这些热爱阅读的朋友，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叫“中二情结”。“中二情结”是一个网络语言，是指初中二年级的中学生十五岁的心态，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广泛阅读，兴趣浓厚，买书、藏书、荐书，热情似火。我个人认为，“中二情结”不是个贬义词，这正像一位著名老诗人谈到诗歌时候的一句话：十八岁时每个人都是诗人，但如果到了八十岁还在写诗，你才是真正的诗人。这句话也适用于拥有“中二情结”的诸多读友，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调侃某位读友就像一个中学生，调侃归调侃，内心是充满尊重的。大家都已经是退休的老同志，大多六七十岁，有的近八十岁，但是依然保留着中学生心态，或者说拥有“中二情结”，这是一种非常昂奋进取的人生状态。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自然是精神成长的助步器，思想成熟的推进器，所以生命中拥有一批热爱读书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而和这些朋友们聚会，大家除了品茶饮酒之外，还能谈一谈自己近期阅读到的好书，谈一谈这些书带给你的一些人生启迪以及知识结构的更新，我认为这就是在疫情中最好的一种姿态。

感悟读友，谢谢读友，为生命中拥有一个又一个杰出的读友自豪！

梨子的滋味

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有几种水果赫赫有名，比如说桃子，“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至今还在警醒着很多心胸狭隘的国人；还有梨子，孔融让梨，这是我们小时候听到最多的一个关于兄弟之间谦让的故事；和让梨的孔融生活在同时代的人是权谋大师曹操，他把“望梅止渴”的梅子挂在了中国文化史的水果排行榜上，同时又用“青梅煮酒”的典故论证英雄的真伪。

“梨子的滋味”其实出自一个中国人的伟大教师之口，他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朴素、朴实、形象、鲜明，这也使我产生了对梨子这种水果的特殊兴趣。

记忆中，童年吃到最多的梨是冻梨，冻梨在东北又叫秋子梨，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名字：香水梨。冻梨，经常是一大盆棕黑色的冻得硬邦邦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把它们浸在一盆冰水里，它们很快冻醒了又入睡的感觉，一身冰壳褪下，坚硬变成了柔软，这个时候捡起一枚黝黑的冻梨，洗一洗，咬破果皮，就是酸且甜的浓郁的果汁了。

这冻梨注满童年的味道，以后长大了走南闯北，吃的梨子就更多了。记得从军云南的时候，最先吃到的是宝珠梨，它产自呈贡，绿色的宝珠梨像一枚圆圆的珍珠，吃起来果味非常香脆，几乎没有一点渣，它的甜、它的脆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据说宝珠梨是大理国一个叫宝珠的高僧到昆明讲经的时候带来的雪梨的树苗，清脆的果皮和雪白的果肉得到“果中君子”“滇中梨王”的美号。

从军的时候，以电影放映员的身份给陆良一带的乡民们放映电影。陆良产一种拥有漂亮名字的梨叫蜜香梨，这种梨一半浅红色，一半嫩绿，个头不大，但是味道又甜又香，所以叫蜜香梨。我记得我们给乡亲们放完电影的时候，老支书会把一个草席编成的草袋子抬上我们的放映车，那里面装满的就是一颗又一颗圆滚滚的蜜香梨。陆良的蜜香梨带着军民的情谊让我们分享了青春岁月的甘甜，还有一个电影放映员作为解放军的宣传员所享受到的一种乡亲们的热情。

除了蜜香梨，我还在云南意外地吃到了雪花梨。雪花梨产自河北赵州，当时比我们晚两年入伍的有一批河北晋县的战友，处久了，他们从家乡探亲归来，会带来家乡的雪花梨。这种梨是我平生见到的个头最大的梨，每一个几乎都有一斤多重，上面有雪花的斑点，这种巨大的梨由几个战友分食的时候，那滋味是妙不可言的。据说，这种梨在北魏时曾经是贡品，味道脆甜细嫩是它最重要的特色。

说完了雪花梨，我又想起了90年代中后期和一批作家走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是九月间的一天，我们在新疆库尔勒铁门关停留，东道主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梨园，树上结满了著名的库尔勒香梨，这种梨的个头应该是梨子队列中的迷你型，但它又是我见到的直接从树上摘下来便味道奇佳的一种特殊的梨。据说库尔勒香梨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去的树种，那么它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吧。一个叫谢彬的人在1917年写过《新疆游记》，他对库尔勒孔雀河畔铁门关的梨树描写为：“对岸梨树成林，梨实味甘，所谓库尔勒香梨是也。”我们这次无意中与库尔勒香梨的邂逅使我知道了美丽的新疆不仅仅有果子沟，不仅仅有哈密瓜，还有我无意中见到的库尔勒香梨，这的确是梨中的“美味骄子”。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1924年法国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是他们本国的法国香梨，而银奖就是这库尔勒香梨，号称“中华梨后”“果中王子”，它重要的特点是皮薄肉细、香气浓郁、味甜爽滑、入口即化，而且铁门关有很多百年的老梨树无私地、尽力地奉献了自己的名果库尔勒香梨。

从那之后，我对新疆的感情又近了几分。后来我才知道，库尔勒香梨的名气是很大的，它号称“中华名果”，甚至说“天下第一梨”，它还是中药梨膏的重要原料，和中药放在一起做成的梨膏清新润肺止咳，尤其在燥热的春季，含一口库尔勒香梨制成的梨膏会让你神清气爽。

说到北京的梨，最有名的自然是京白梨了。京白梨比较普通，但是味道依然令人赞叹不止，老北京人没有不好这口京白梨的，对它的爱好甚至超过了天津的大鸭梨，尽管北京有好几家饭馆的标牌上都写着“大鸭梨”三个字，这是一个有力的广告宣传，京白梨似乎没有这样的广告，但是北京的孩子们依然喜欢着、热爱着、贪食着京白梨。

下面我要说一次和公梨母梨的巧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水果还分公母。

那一年我出差到安徽淮南，淮南是安徽省的一处重镇，那里的八公山也有很多有名的历史典故，比如“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在去八公山的路上，我见到四处是蓊郁的梨园，乡民们正在三五成群地采下梨来，很平常地堆放在马路旁叫卖。

这些梨注明是贺家围梨，实际上就是砀山梨的一种，砀山梨极其美味多汁。我们停车，买梨代水，陪同我的朋友是当地人，当他买梨时，我才发现这里的梨居然如买螃蟹般区分公母，因为他一边念叨一边挑，说：“公梨不好吃，我多买些母梨。”他的话是说给卖梨老汉听的，那老汉便点头，一派心领神会的样子。

我忍不住好奇，便下车问梨的公母如何区分，卖梨的老汉一乐，说母梨个大、光滑、“肚脐”深，他说的肚脐，实际上是梨的顶部。公梨呢？自然个小、有麻点、“肚脐”浅，他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和陪同的朋友买回一堆“母梨”，吃一口，“母梨”的确汁多肥厚，是颇鲜灵的果子。

归来我和一些朋友说起这件事，却没有人感到奇怪，他们说梨跟人一样，也有性别的差异，母梨如女人，味道就是比公梨好！

再仔细一想，银杏树就分雌雄，植物开花也有雄蕊和雌蕊，竹子也有公竹和母竹，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原本出于同一造物的安排，梨分公母也就毫不奇怪了。

那一次走淮南，除了品尝名满天下的八公山豆腐，凭吊了淮南王刘安墓外，还多了一点关于砀山梨的雌雄的生活小常识。

梨是一种好水果，它由于有一个特殊的和“分离”的“离”相近的音，所以很多好朋友分手告别的时候，一般都不用梨来切分，苹果和桃子就没有这个忌讳。因而梨伴随着人类生活了漫长的岁月，留给我们味觉上的舒适快乐，还有一种文化上的特殊意蕴。

梨花此刻正在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梨花到了变成梨子的时候，肯定又是一番特殊的滋味吧。

哑巴豆

玉米花是一种美味的童年食品。记得儿时最喜欢追着走街串巷的爆米花的匠人，他们肩扛一个炮弹似的工具，支起来后点上火，将一把黄豆或者玉米豆放进去，他摇动着这个爆桶，时间差不多的时候，“砰”的一声，他扭开了开关，里面的黄豆熟了，又香又脆，玉米豆变成了玉米花，雪白喷香，这一切都像一个魔法师的匠心操作。

最近追一部电视剧《人世间》，作者是我的朋友知青作家梁晓声，《人世间》写出了东北一座城市里工人家庭在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命运的变换，由于非常接地气，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童年在内蒙古草原的小城生活。

为什么要说到《人世间》和玉米花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俗称“50后”，其实就是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和“除四害”，甚至拼音的学习和使用方法都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生活中引进的。我记得以前查字典需要一种四角号码字典，而当我们学了拼音之后，查所有的字典都是用拼音或者笔画，四角号码这种查询方法一下子就从生活中消失了，像四角号码字典一类的印刷品就成为了一种文物。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历非常特殊，比如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或者说饥馑年代，深深镌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记得我在云南从军的时候，周围的老乡们把那个时代叫“饿饭那年”，其实文雅的说法就是刚才提到的“饥馑年代”。饥馑年代是我们十岁左右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但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特殊的国情，每一个中国人的口粮是有限定的，因此饥饿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沉痛的时代和记忆，正因为这种记忆，所以引发了我今天这篇散文的题目《哑巴豆》。

哑巴豆是老东北爆玉米的一种独特的产品，它没有成为玉米花，没有在生命最后的绽放时刻释放出一种“砰”的声音，所以它依然和玉米粒时候的身份保持一致，但是内质已经不同，它清脆芳香，耐咀嚼，同时由于颗粒小还便于携带。

记得吃哑巴豆的时候是我小学三年级冬天的每一个早上，妈妈会用一个小杯子舀出一杯哑巴豆，我撑起衣服上的口袋，妈妈把哑巴豆倒进我的衣袋里，我便带着这份香甜但又数量稀少的早餐奔向学校，一路边走边吃，觉得哑巴豆的味道实在让我感到美不胜收。从家里走到学校不到十分钟的距离，走进课堂的时候，最后一粒哑巴豆正在我的舌尖上被我默默地咀嚼着，我把余香尽可能保留得时间长一些、久一些，然后咽下最后一粒哑巴豆的余韵，开始听课。这样简单的早餐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而言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胃里由于有了一把老玉米豆转化出的热量，让我勉强支撑过一个上午的学习，然后中午回到家里吃一顿普通的午饭。

哑巴豆就这样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显得遥远而又模糊。但是去年我因为一场重病住进医院，同时由于是疫情期间，不允许探视，只有妻子陪伴着我。妻子是一个网上购物的专家，为了应对医院简单乏味的病号饭，她网购了一些小食品，托人带进医院，比如巧克力糖、油炒面、小点心，自然也包含哑巴豆。在医院枯燥的日子里，除了看大量的电视连续剧，就是咀嚼这些零食，我在其间吃出了童年的感觉和味道，特别是老玉米豆，于是我向妻子询问：“这种炒老玉米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曾经是我珍贵的早餐，现在你是在哪里买到的呢？”妻子开心地告诉我道：“这个名称叫‘老东北爆玉米哑巴豆’。”没有开花的老玉米粒，就这样在21世纪的今天获得了一个形象又有趣的名字：哑巴豆。

“豆”是老玉米豆，非常形象。哑巴豆，没有以膨化玉米花亮相的不出声的老玉米豆，但是它有内涵，它芳香，它清脆，它爽口。当我咀嚼起这些久违的童年食品时，突然发现童年的味道是一个人成长重要的营养，而且等闲不可能被忘掉，这也是我看晓声兄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生命体会，而且边吃芳香的哑巴豆，边看深沉的接地气的《人世间》，是虎年春节一大乐事啊！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