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举目回溯，记忆最先停靠的往往是1990年，秋天。

    早些时候，16岁的我参加了两场决定我未来命运的考试：初中毕业会考和紧接着的升学考试。如果升学考试成功了，我就可以成为家族里第一个跨过农门的人，尽管算不上什么光宗耀祖的大业，但对我含辛茹苦的祖祖辈辈、对我自己，都将是一件不小的人生大事。

    等待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我似乎从来就没想到过自己会落榜，从考完试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溪头沟里唯一的闲人。每天睡到很晚才起床，呆在家里，听爷爷摆龙门阵，听爷爷一遍又一遍地说起那句稔熟的话：“哎——，这人一辈子，除了读书，都是百日之功啊。”爷爷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爷爷这话对我，既是鼓励也是安慰。但我依然无法抑制住自己心底越来越深的忐忑和不安。更多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趿着那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像一只没头没脑的苍蝇，四处乱窜。秋天的溪头沟总是多雨，道路也更泥泞，拖鞋扇起的泥浆挂满裤腿和后背，密密麻麻的泥土斑点，仿佛天空大大小小的星星。

    伯父的突然去世是那个秋天里发生的又一件大事。作为爷爷的长子，从部队退伍回来后，伯父娶了个离了婚的女人做我的伯母。伯母的性情怪异，自从生下二弟以后就天天和伯父吵闹，怂恿着伯父和父亲分了家。此后即便是爷爷一年一次的生日，也坚决不让伯父来看爷爷。我拿到录取通知的第二天晚上，为别人家做了一整天篾活的伯父借着和乡亲们一起来道贺，顺便来我家看了爷爷。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为数极少的一次。乡亲们离开后，伯父、父亲和爷爷，他们父子三人守着火炉坐到很晚。我实在熬不住先去睡下了，半夜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哭泣声惊醒，伯父一边哭着，一边含含混混地说着什么。然后就听到爷爷在说：“算了嘛，一辈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好过吧。”接着就是伯父更凶猛的哭声。

    第二天是难得的晴天。堂妹哭喊着跑来喊“爷爷，我爸叫不答应了”的时候，太阳已无声地跨过堂屋的木头门槛，堂屋里辉映着满屋的金黄。我一下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搀扶着颤巍巍的爷爷赶到伯父家时，伯父的浑身早已经冰凉了。看着伯父安静的看不清是痛苦还是幸福的脸，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手足无措。就在昨天，伯父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还抚摩过我的头，那张紧抿的嘴还对我说过两个“好”字：“好家伙，好样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却没想，也会是最后的一次。

    只看了伯父一眼，我就飞也似的跑开了，跑出了老远，胸腔里还在止不住轰隆隆狂跳。只觉得有一股强烈的暗流在我16岁的身体里飞奔，左冲右突，时而热烈，时而天寒地冻。

    伯父的坟茔就在进城的路旁。离家外出求学那天，站在寒冷的秋风里，望着伯父的坟头猎猎飘飞的纸钱，坟堆上的泥土泛着清新的气息，四周是萎黄干枯的杂草，我久久迈不开自己的步子。终于起身的时候，我看到并排的两只脚印，深深地印在伯父的坟前。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那双脚印就将被更多的脚印覆盖起来，或者在岁月扬起的尘土里，渐渐消隐。而在通往远方的路上，我每走一步，踩着的不知是多少人的脚印，我的脚印也将重叠上不知多少后来者的脚印。是的，重叠。一双又一双的脚印，就像一天天不住流逝的日子，无声无形，无影无痕，无可挽回。

【贰】

    从溪头沟到县城，顺青衣江而下，西去40公里便是雨城雅安。走进一块写着“雅安地区中等卫生专业技术学校”的大门，我四年的雨城生活便开始了。九月的雨城，雨依然下得没完没了，而寒风似乎再也经不起等待，早早的刮了起来。

    第一个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夜色笼罩下的雨城滴滴答答的雨声，眼前晃荡着伯父安静的看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的脸，和我留在伯父坟前的脚印，一遍又一遍。整整一夜。后来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我梦见自己毕业了，回到溪头沟，伯父满脸微笑着揉搓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想抚摩我的头，却犹豫着，始终没有抬起手来……天亮的时候我醒了，枕边满是依稀可辨的泪痕，望着宿舍斑驳的天花板，我想到了伯父仓促的一生，曾经的爱恨纠葛随着伯父的离世必将灰飞湮灭，而我还将在这里度过四年的时光，还要走更漫长的人生路。似乎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雨城，我第一次看到了足球，除了读书，我还成了班里的足球队员，知道了意甲和欧洲冠军杯。周末或者没事情的时候，就和刘春生、苟全军、刘礼成等人一起，长传冲调，跑到自己再也跑不动，然后呼呼大睡。每月，也是我们四个人，总要选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偷偷跑去一家僻静的馆子，忘情地喝酒，喝到舌根麻痹，言语不清，思维混乱，然后跑到空旷的足球场上肆无忌惮地吼叫，脑海中什么也不想，事实上也什么都想不起来，包括年迈的爷爷和已逝的伯父，包括一天天流失的时光。

    第二年春天，新学期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里发起了一次全校性的募捐，对象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我没有见过那位女生，即便是见过，也因为不认识，没在脑海中留存下一丁点印记。学校张贴的倡议书说出了她的名字和募捐的原因，她有个很普通的名字：李娟，不久前，即将完成学业的她无缘无故地头痛，什么药也不起作用，后来被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很快就明确了病因：蝶鞍肿瘤，需要手术切除。我们那时正在学习《解剖学》，知道蝶鞍是大脑深处一个区域。身边的同学都很踊跃地参与了募捐，我也交纳了30元，那是我第一笔稿费的数目。

不久后就传来了噩耗：那位高年级的女生手术过后，因为严重的并发症，医治无效，去世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女生，一个顶着与我一样姓氏的人，就这么匆匆地走完了自己短短的人生旅程。

    得知消息那天，天空飘着细细的雨，天气阴郁。我一个人从教室里出来，走过学校繁花初绽的林荫道，任微凉的雨滴裹着早凋的花瓣，自头顶不远的高处飘落下来，飘落在我蓬乱的发梢、身上和长长的林荫道上。偶尔有一两滴，沿着衣领滑了进去，让我深切地觉出了初春的寒意。

    伯父和高年级女生，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一个为我所熟悉和亲近，一个却陌生得甚至不知道她的长相，她的脸是丑陋还是漂亮，她的个子高或者矮，她的体形是胖还是瘦，我觉得这些都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她让我在伯父之后，又一次清楚地知道，死，是一件多么必然的事；有时候，它甚至不给你一丁点的时间去准备，就迫不及待地横立在你面前，让你手足无措，猝不及防，却又不得不俯首称臣。

【叁】

    但是，雨城的春天毕竟还是到来了。

    天气渐渐转暖的时候，我就和三五个同学一道，走出校门，去雨城周围的几座小山：周公山、张家山、金凤寺，看周公山茂密的树林，张家山公园里的荷花，金凤寺里袅袅不息的香火和如织的人流。时间通常是周末，一起去的通常也是我们四个人，或者其中的两三个，偶尔也约上几位相熟的女生。但也仅限于此。四年，我和她们之间，没有想象的故事发生，即便是后来一向沉默的我突然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在大面积的意外和惊讶中，她们纷纷要我请客。

    也曾单独邀请过一位女生去工人俱乐部看电影，但也就那么一次，以后再没有约过人家。我想如果我愿意，那四年的时光里，应该可以写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恋爱史的。我只是觉得，属于我的那份爱，该降临的时候自然会降临，我一直等待着，等了四年的时光，可它一直没有来，我想它一定是看到了雨城阴郁的天气，也看到了我一贯的沉默，它被吓跑了。

    学校里的课程一天天紧张起来。《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与寄生虫》，《病理学》，《药理学》……在弥漫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的屋子里看面目全非的人体，教授《解剖学》的老师指着人体上的某根细丝，告诉我们，那是肌肉或者血管或者神经，以及它们的走向；在显微镜下看肉眼无法辨别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然后通过眼睛和笔，将它们描绘出来，可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那些经过染色的微生物和寄生虫与真正寄生在我们体内的东西联系起来，描绘在纸张上的图像总是与显微镜里看到的相去甚远，总是挨老师的罚。

    夏天到来的时候，学校背后的周公河河水爆涨，深不见底，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阳光炽热的午后，还是我们四个人，我们一起下到河里浸泡汗涔涔的身体。我是个旱鸭子，每一次，他们总要比试谁游到对岸再返回的次数，而我则只好选一处水流平静的河段，一个人独自比划自己的笨拙的手脚。那天有些鬼使神差，看着他们玩得兴起，我竟就那么一个人朝向河中心游了过去，等我醒悟时为时已晚，只觉得刚才还轻松自如的四肢像绑上了铅块一样沉重，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然后便是无边无际的黑暗……躺在滚烫的鹅卵石上，重新睁开眼的时候，周围的几个家伙正满脸慌张地注视着我。

    这是我那四年里做过的最危险的一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一刻，我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甚至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痛苦。我于是就想，如果每个人死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就那么平静地不再呼吸，不再说话，不再思考，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第一次解剖实验课后的某天晚上，月色高远。几个恶作剧的同学把一个胆小的男生约到解剖实验室外，然后将他绑在一棵大树上。等一拨人玩够了再想起来时，那位男生已瘫软在解剖实验室外的大树下，裤裆透湿，满脸的鼻涕和泪水。

    那位胆小的男生与我来自同一个县份，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看到他，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知道，他要不是把实验室里那些冰凉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想象成了某种可怖的怪物，要不就是想到了他们曾经的活蹦乱跳的模样，他不过是被自己的想象陷害了。

    这件事成了那四年里经久不衰的笑谈之一，很多次被重新提及。但我一直没法笑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本身一点也不好笑。在我内心里，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位胆小的男生，因此他成了我的第四位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那四年波澜不惊的时光。

【肆】

    1994年7月，我在雨城的第五个秋天还未到来，我便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准备离开——我毕业了。

    离校那天，天气出人意料的晴朗。分别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哭了。我唯一邀请过的那位女生先是和我说着话，说着说着也跟着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然后就彼此都没再言语。我想她所以那么动情的哭，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眼前的分别。四年了，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不可避免要来，现在它来了，我们除了面对，别无他法。

    到县城的路，因为有汽车的承载变得轻松和便捷。然后是十几公里崎岖的山路。溪头沟——县城——雨城，这条路，我没计算过那四年里往返的次数。当雨城在我身后越来越远，车窗外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山，小山上的绿树木正在炎夏的阳光里尽情地生长、拔节，些许不知名的花艳丽地开着，低处的青衣江水一如既往地咆哮着，朝向未知的远方日夜不息地流淌。我敢肯定，从此以后，我还会踏上这条路，它通向的世界对我有着永恒的吸引，但在那一刻，我只想回家。过去的四年里，记不清有多少次，想家的时候，我就不顾一切地回去了。但这次和以往已然不同——这次之后，我就将与一段时光告别，另一段崭新的时光就摆在眼前；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必须去度。

    分配结果在不久后一个秋风微凉的日子传来：同班一起毕业的八位同学加上其他学校同届毕业的几十号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县城一家有名的骨科医院。很多人以为这是我走关系的结果，我没说什么，要我说的话，也只会是一句话：对于县城，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走马观花的游客一般偶尔去一次，我不过是在冥冥之中受到命运之手的眷顾罢了。我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所以我干脆就选择了沉默不语。

【伍】

    转眼便是十年。正如我在《螺旋》一文里写过的那样：“十年过去了，我就以医生这个职业在这个小城活着，有过甜蜜，也有过忧伤；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因为我的职业，我正体验着人生的另一种成长。”那篇文章里，我写到了我作为医生遇见的死亡。有一点我没有说出——作为旁观者，当那些人就那么闭上眼睛停下呼吸，不再说话和思考，我内心里其实多么不安——我在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安中，走过了十年，并且还将继续走下去。

    在那篇文章中，有三个人的死我只字未提：刘春生、班长毛大志和爷爷。

    刘春生死于他热衷的运动场，据说当时他在参加一场篮球比赛，他突然扶住自己的胸口倒在地上便再也没能站起来；班长毛大志则是死于爱情，据说，他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相爱，遭到了家庭的坚决反对，某个夜色幽深的夜晚，离了婚的女人抄起菜刀，将熟睡中的毛大志剁成了若干块。两个人，一个死于白天，一个死于夜晚，一个运动，一个静止，最终又都归于永恒的宁静。当两个人的消息先后传来的时候，我木然地举着传递消息的手机，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和无法言语。

    爷爷的死也是在秋天，伯父去世的第六个年头。同样是在秋天，不知道爷爷和伯父的不约而同是否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从伯父去世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数次想象过这一天的到来，甚至它的季节和天气、早或者晚。一直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就索性放弃了徒劳的想象。

那是爷爷84岁生日到来前几天。得知爷爷病重的消息赶回去时，爷爷已经两三天滴水未进了。我坐在床边，握着爷爷骨瘦如柴的手，感受爷爷一点点降低的体温，在注定要来的那一刻，想到从此以后，我再也听不到爷爷说“一辈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好过吧。”再也握不住那双小时候无数次牵过我的手，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止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

    后来想起这一幕，我问自己，那个扑簌簌流泪的人是我吗？

    但是，那不是我又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