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态文学经典很多都是散文，或者说主要是散文，这是由散文文体的特质决定的。散文比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与读者之心的距离更近，散文可以更充分地包容和表现自然的属性和美、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长于感悟抒情和解释式描述，能叙能议，启智启美。我一直认为散文是具有无限审美可能性的文学类型。

每一篇生态散文都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扩充容量，就像是给气球充气，以不爆破为前提达最大的容积。

如何扩充容量？以下结合本人从事生态散文写作的经验和探索，谈些管见。

一、在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

生态散文写作中引入的科学视角，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和科学思维。我视写作中引入的科学视角，是认识物事的望远镜、透视镜、显微镜和解剖刀；引入科学视角，是为了更精准地写出物事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广度（“四度”），更好地展现自然美、客观规律美和揭示哲理美，更利于感悟和解剖社会、人生。

科学视角也是作家忧患的推进器、神思的平台、思想的新发地，文化批判的起跑线和爱的加油站。

引入科学视角可使散文蕴含更多维、更丰厚的美学效应，并非只是出于美学的考虑，在当今这个科学时代，这也是作家尊重读者的修行，诚然，也可以是作家风格建构的一个举措。

生活、思想和科学视角，我视之为驱动生态散文金马车的金轮子。

生态文学创作涉及的层面有五个：一是生态学层面；二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层面；三是自然哲学层面；四是自然美学层面；五是社会政治学层面——引入科学视角亦是让生态散文能更好地扩充至文化层面的需要。生态散文写作不深入文化层面，是行之不远的。

体验、体悟科学知识其实也属作家体验生活的形式之一。未经过作家有效体验和体悟的科学知识，所蕴含的哲理、情感和诗，将难于被发现和挖掘，科学性与作品将成两张皮。

写作实践告诉我：科学元素一旦被思考得达到火候，融注入科学元素的作家情感也会发酵得较成熟，基于科学元素的情感与思想将互动而激荡，想象与联想会纷至沓来，这表明，科学性和文学性已深度融合。

假如不引入科学视角，生态散文对许多题材的写作将难于深入。如果不引入气象科学对雾霾的特点、本质深入地解读、剖析，我在《雾霾批判书》（《北京文学》2013年第7期）中对雾霾想展开批判、提出“雾霾恐惧场”“空气伦理”及“精神雾霾”等，是断断不可能的。

其实，科学也并非只有自然科学，还含社会科学。《庄子》，不就是伟大的社会科学散文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生态散文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倘若科学时代的文学还回避或不注重包含科学元素，至少在反映生活的深广度上是有所局限的。

二、深入“三态”追求“生态大散文”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仅以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审视写作问题，易陷入一些认识盲区，写作难于深化，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关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三态论”（肖云儒：《中国古代的绿色文明》），已然提供新的视角，极有启示意义。

自然生态在“三态”中最具独立性，人类社会未出现之前，自然生态就已存在——自然生态是原生态，既是人类的生命出处，也是人类社会之源；生态与心态相连，自然生态作为人的精神生态富于历史深景的生发地，是人类离不开的生命平台。

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受自然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精神生态更受社会生态的影响乃至制约，精神生态中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思维习惯等元素，又无不在影响和构成社会生态，至于社会生态中的经济、制度、管理、教育、道德习俗等同样将对精神生态构成影响乃至限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不但直接交流呼应，而且处于三层同构、全息、交感、互融的结构中，正反双向互动，显性、隐性的多层共生。”（肖云儒先生语）

一直以来，我们注目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多，关注社会生态少。

其实，社会生态自有其特殊性，有时甚至表现出很厉害的独立性。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人在社会生态中，这种精神上丧失自我主宰性、不理智而失却自我管控的表现，正是我认为生态写作，有必要将社会生态放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态”中独立而又联系地作深入考察的根由。

生态散文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态”矛盾，你想臻入大境界，是不太可能的。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如《鼠疫》《狼图腾》，都切入或复合表现了“三态”，应该说，切入“三态”的写作，生态小说已走到了前面。

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问题。

而大生态散文，则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是进入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

大生态散文，大在其思想内容和审美境界，大在其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切入的深度和广度。

就以写这场“球疫”来说，初期仅是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出的问题，是病毒报复人类，但瘟疫却属社会性疾患，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迅速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价值坐标新旧矛盾的全面激化，而促发了全球的社会生态走向失衡——对如此的“三态”问题，假如你的笔不深入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恐难于达到相应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写的只能是小生态散文。

三、增大生态散文的“思想量”

生态散文容量的扩充，离不开作家的独立思辨和批判能力，提出和普及“生态思想量”的激情和能力。生态散文如果不具理性批判，“思想量”虚无，内涵必仍是干瘪的。

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生态散文家都应该有想做生态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该是生态思想者——

倘若我们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摹写、仅仅是抒写自己是如何在山中水边观察和生活，乃至写如何如何深爱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我认为还是远不够的。

伦理即道德和行为的准则。“现代生态伦理”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人类与自然相处应有的、适合和适应促进生态和美的道德及行为准则。

现代生态伦理观，已是危机观、忧患观，也是生命观，是在“科技神”光普照下，人类应该有也须有的一种觉醒，是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是现代社会的革命行为，并且，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行为，业已成为事关地球村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伦理。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生态文学具备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对“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文学性阐释、文学性表现、文学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贡献。

在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中，我最喜爱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这伟大的、划时代的现代生态伦理观“大地共同体”思想，就是在《沙乡年鉴》这本散文中里率先提出的。

如何从自然中解读和提炼“精神”？怎样从自然中获取精神元动力，以建构新的尤其是中国现实版的生态伦理，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我不敢说自己对生态“思想量”有什么贡献，但千禧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中。我认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常态、‘不平则鸣’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杨文丰：《海殇后的沉思》）大自然的报复就是“父性化”的表现。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内涵已经发生了变迁，已由“旧敬畏”变成了“新敬畏”；敬畏存在“微观敬畏”和“宏观敬畏”；“敬畏是一枚严苛的硬币，正面乃敬重，反面是畏惧。”（杨文丰：《敬畏口罩外的微生灵》），等等。

那年我在瑞士瓦尔斯洞穴式温泉建筑内泡温泉，这座由建筑师祖默托设计并获建筑诺奖的“子宫式生态圣殿”——洞穴结构的圣殿式温泉建筑，让我喜悟得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是蕴含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的“子宫式生态模式”么？（杨文丰：《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

四、让生态散文走向象征

象征是喻义大于本义的艺术。生态散文走向象征，可以有效地弹性地扩充内容，是实现散文容量最大化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捷径。生态散文营构象征，离不开对象征物的认识和刻划。

寓意深刻的象征，避免了生态文学常犯的过于平实、滞涩的毛病，呈现一派云气氤氲的诗性气象，审美解读空间得以极大地扩充，作品的内涵可以走向最大化，无疑提升着“启智启美”的效应。曹雪芹的《红楼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何以具有不息的解读性？与其蕴含的象征性密不可分。

我视象征的本质为议论。象征分为整体式象征和局部式象征；一篇作品只集中表现一个大的象征物，即整体式象征，茅盾的散文《雷雨前》是整体式象征的经典作品，局部象征只是一篇作品中有一物象或几个物象是象征物，余光中散文《鬼雨》中的“雨”即是。

我希望借助科学视角让作品朝象征靠。我在《病盆景》《精神的树，神幻的树》《人蚁》《肥皂》《鸣沙山·月牙泉》《天麻劫》《这个尘世的变色龙》等篇什中，对营建象征做过一些探索。

写作经历告诉我，对象征物，你引入科学视角审美审视，更利于完成细密描写、细节展示，会更缜密、更深入而具象，更利于完善作品的象征性。

五、既风格独具又融汇更多文化元素

文学艺术，得风格者生。风格就是特色，风格就是质量，风格就是永恒的生命。无风格者或可名扬一时却无法传扬后世；唯风格辨识度鲜明者，才能长出传世的翅膀。对此，书法史同样可以给我们启示，欧阳询、颜鲁公、柳公权、苏轼、郑板桥、李叔同的书法，哪一位不是风格独具、辨识度极度鲜明的呢？

风格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所有构成因素环抱生成的大树。风格是作品蕴含的独特元素的强化。风格，蕴含着思想和艺术元素的极致性扩容。

生态散文内容扩充的最好载体是风格性文本。

风格与选材有关。如果法布尔不是写昆虫题材，就不可能有传世作品《昆虫记》。生态散文写作也并非一定选熟悉的题材，而是须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有真实自然物依凭的“接地气”的题材，通过思考可以扩展的题材，对写作的题材，最好有亲历、现场感。

风格与切入问题的视角有关。视角须聚焦。散文也好，生态散文也好，大的写作准则还是依从肖云儒先生的“形散神不散”理论。诚然，形神俱散的散文也有成功之作，比如古罗马皇帝奥马骝的《人生启示录》。梁实秋《雅舍小品》中的许多篇什也较散，然何以好读？因其文字浸润着中国文化之韵也。中国文化是浸透入《雅舍小品》骨髓的。

风格更得以真为基础。生态散文由于至少融入了生态科学——生态之真，因而已成为比其他任何散文的“真度”都更高的散文。

一篇优秀的生态散文，科学之真作为坚实、宽大的审美基础，奠定和提升着善和美的效应。谁能否定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大生态散文，不充盈隐显与共、同构互融的大真、大善、大美的内涵呢？

然而，生态散文容量扩充的底线是什么？是情感之真。

生态散文容量的扩充，还得以作家个性化的求真式研究为基础。生态散文容量的扩充还可以融汇更多“真的”文化元素：

——那些可以扩展或强化题旨的、让作品展示张力的、与表现思想和感觉、情感有关的寓言、神话、诗词、散文甚至是小说片断等等，都不妨引入或化入作品，这方面蒙田随笔最值得借鉴。

犹同“只求主义真”一样，生态散文容量的扩充，最重要是还是求得真理的扩充，生态散文中的真理，在当今这个尘世，已关乎着国计民生和“地球之命”！

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生态散文家，都真有可能将个性化的风格扩充为“大风格”。

但凡风格独树兼有大思想者，可以成为大家。一是思想，二是风格，得其一，只可以成为名家。大师只能由风格独异、思想引领大风气新潮流者担当。

——选自《生态文化》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