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记得在多么遥远的少年时代，朗读着《战国策》里荆轲的故事，吟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这悲怆的曲调，心中竟燃烧出一团熊熊的火焰，还立即向浑身蔓延开来。灼热的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无法再安静地坐在方凳上，双手抚摸着滚烫的胸脯，竟霍地站起来，绕着桌子缓缓地移动脚步，还默默地昂起头颅，愤怒地睁着双眼，就像自己竟成了这不畏强暴和视死如归的壮士。

      当秦国的千军万马正大肆挞伐，践踏着东方多少肥沃的土地，杀戮着无数手无寸铁的民众时，荆轲这壮士竟义无反顾地前往暴君的宫殿，想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去制服凶残与暴虐。他虽然悲惨地失败和死去了，然而这种壮烈和决绝的精神，永远会像卷起阵阵的狂飙，越过漫长的历史，越过浑茫的旷野和嘈杂的城市，叩打着多少人们的胸膛，询问他们能否也像荆轲那样，为了挽救大家的生命，为了惩罚暴君残酷的罪行，毫无恐惧地去献身和成仁。这穿越着空间和时间的声音，永远呼唤着人们作出响亮的回答。

      对于这急迫和严肃的提问，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儿血性的男人和女人，似乎都应该责成自己作出像样的回答。自然是不可能人人都佩剑带刀，去拼搏和厮杀的，不过这种慷慨献身的精神境界，肯定又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只有当人们的心里蕴藏着这样凛然的正气，才能够在面对着暴虐的欺凌、贪婪的掠夺和淫逸的泛滥时，勇敢地去加以谴责和制止。而如果不是这样地去坚持正义，却浑浑噩噩地活着，醉生梦死地活着，那就会成为十足的苟且偷生。回顾我自己几十年来平庸的生涯，虽然也曾经满腔热血地投笔从戎，想与黑暗抗争，想去追求光明，可是在多少回面临着独断专横和强迫命令此种沉重气氛底下的荒谬和不义时，却缄默地低头，胆怯地嗫嚅，违心地附和，这是多么痛苦而又微茫的苟活啊！

      我常常想起荆轲死去六百多年之后出世的陶潜。他是多么地想有所作为，渴望着“刑天舞干戚”这样英勇顽强的精神，然而他置身的仕途实在太肮脏和黑暗了，无法再忍耐着混迹下去，却又不敢像荆轲那样去抗争和搏斗，只好伤心地选择了一条逃匿与隐遁的路，似乎是在度过一种悠闲和飘逸的生活，唱出了“采菊东篱下”和“飞鸟相与还”这些千古传扬的佳句，然而没有勇气作出一番事业的痛楚，肯定会常常咬啮自己的心灵。他如此动情地讴歌着荆轲，不正是痛悼自己无法献身于人世的极大悲哀吗？他在《咏荆轲》中所吟唱的“此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恰巧是一种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他整个的人生历程自然是早已注定好了，不可能像荆轲那样英勇无畏地面向人世，可是荆轲那种决绝、壮烈和高旷的精神，却在他毕生的路途中留下清晰和深邃的痕迹，他毕竟抛弃和超越了卑俗，向着高尚的境界攀援。

      我最敬佩的巾帼英雄秋瑾，也曾经歌唱着荆轲的“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宝刀歌》），充满了多么豪迈的胆魄和磅礴的气概，我想也许正是荆轲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激励着她去投身革命和从容就义。人们常常用妩媚、温柔、娇嫩和弱小这些字眼，去形容世间的多少女子，可是每当想起了蔑视酷刑和斩首的秋瑾，我常常会惭愧得无地自容。为什么自己总是这样胆怯和恐惧呢？我想如果陶潜能够有机会碰见她的话，在内心中肯定也会激动得比我更难于自持。因为他是最敢于真诚地审判自己灵魂的诗人。真是可以这样断然地说，如果一个人阅读或听说了荆轲的故事，却依旧无动于衷，还纵容自己沉溺在无聊、卑琐和屈辱的日子里面，却并不痛下决心去改弦易辙的话，那就确实是一种庸俗和可怕的苟活。

      荆轲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因为他曾经接触和交往过的几位朋友，也都是那样的决绝、壮烈和高旷。郑重地将他推荐给燕太子丹的隐士田光，只是因为听到太子丹告诫自己，切勿诉诸旁人的那一句嘱咐，竟在催促荆轲赶快晋见太子丹的时刻，决绝地拔出宝剑自刎了。太子丹提醒他不要泄露这个消息，当然是表示对他莫大的信任，他却惧怕这种疑虑的念头，即或像丝线那么细微，也可能会影响轰轰烈烈的义举，于是用死亡之后的永远沉默，表示出自己忠贞的承诺。我常常缅怀和思索着此种书生的意气，觉得这似乎执著得近于迂腐，却又那样温暖、鼓舞和感动着人们的心灵。正是这种刚烈和浩瀚的气势，激励着荆轲走上抗击强暴的征途。田光的死似乎显得有些轻率，其实却是囊括了千钧的重量，因为在生命中如果缺乏和丧失了诚实的允诺，变得油滑和狡诈起来，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存在。而田光以决绝的自刎表达承诺的重量，整个的生命就闪烁出一股逼人的寒光。

     英勇而机智的荆轲，正筹划着一个有条不紊的行动方案，为了吸引秦王嬴政乐于上钩，就需要砍下他仇人樊于期的头颅，作为晋见时奉献的一项礼品。想当初樊于期在行将被嬴政屠戮之际，匆忙逃亡到燕国投奔了太子丹，估计他不会忍心下令去砍杀的，于是执著的荆轲悄悄去谒见樊于期，告诉他一个既可以报仇雪耻，又能够保卫燕国的计划。也是决绝、壮烈和高旷的樊于期，立即撕开胸前的衣襟，紧握着拳头，倾诉出切齿腐心和痛彻骨髓的仇恨。在宣泄了这通心灵的悲愤之后，他也像田光那样决绝地自刎了。每当回顾着这三位义士的时候，我的心弦总会异常激烈地振荡着，多么希望自己也逐渐生活得像这样勇敢和昂扬起来。

      樊于期的猝然死去，自然也激励着荆轲的意志和行动，他和太子丹所完成的最后一个计划，是连剧毒的匕首都已经淬成。这是针对嬴政在自己上朝的宫殿里，为了要杜绝行刺的危险，连警卫的兵甲都得远远地站在殿外，晋见的各色人等更是绝对禁止佩带任何刀枪。荆轲他们怎么能想得如此巧妙，将这把匕首藏在伪称要呈献国土的地图中间？对时刻都贪婪地想要攫取大片土地的暴君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好的引诱。这把匕首只要刺出一缕鲜红的血丝来，就会致人以死命。被用作尝试的牺牲者，已经在刹那间倒下死去，尚未出发就造成了几个无辜者的骤然死亡，复仇雪耻和保卫社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我常常想着也许历史就是如此悲惨地翻开它每一页的。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宣告完成了，荆轲只等候着一位挚友的来临。在荆轲从来都显得很沉稳的心中，不知道是否在猛烈地翻腾和跳荡？我常常躲在黑夜的小屋里，多么想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塞，跟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询问他当时那种何等紧张的心情。此刻的荆轲自然是不会有心思谈天说地的，正焦急地等待着远方的挚友，忙碌地替他准备着行装，觉得只有他与自己同行，才应付得了秦国宫殿里警戒森严的场面。我总是猜想着荆轲正在做一个兴奋和壮烈的梦：两个人紧紧地挟住了嬴政，一把匕首在他头顶挥舞，勒令他赶快答应退还那大片侵占的疆土。

      急躁难耐的太子丹，既缺乏智慧猜透荆轲周密的计划，又并未谦虚和诚恳地向他请教与磋商，却莫名其妙地怀疑他动摇和懊悔了，催促他赶紧动身，说是如果他再犹豫不决的话，就将派遣乳臭未干的鲁莽汉子秦舞阳先行上路。这一番毫无头脑和气急败坏的话语，对于豪情满怀和寻觅知音的荆轲来说，实在是一种极端粗暴和无法忍受的侮辱，引起了他愤怒的呵斥。我有多少回读着《战国策》里的这段记载时，禁不住要扼腕长叹起来，深感荆轲后来的失败，正是在这儿栽下了灾祸的种子。这娇生惯养和颐指气使的太子，实在太缺乏远见了，太没有涵养了，太不信任跟自己共襄义举的伙伴了。正是他胡乱的猜疑和慌张的催促，刺伤和激怒了荆轲充满尊严的内心，这样就完全扰乱和毁坏了那个周密地计划。唐代散文家李翱所撰写的《题燕太子丹传后》，指责他把荆轲当成是自己所利用的牺牲品，确乎是洞察了这公子王孙自私的内心。不过李翱说荆轲未曾看出这一点来，却并不符合明显的事实。如果他看不出来的话，怎么会如此愤慨地呵斥往昔多么尊敬的太子丹？不过他尽管看出来了，却又绝对不会放弃抵抗暴秦的正义行动。

      从容沉稳和豁达大度的荆轲，是并不轻易发怒的。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刺客列传》，在抄录《战国策》里有关的全部记载时，还刻意地补充和渲染过荆轲的这种性格，描摹他在跟不相干的人们论剑或博棋消遣时，每逢那些家伙发怒叫嚣起来，就默默地走开去，再也不打照面了。一个怀着远大志向的人，怎么能斤斤计较于那些琐屑的争执？从市井中多少庸人的眼里，也许会认为他胆怯和无能，却哪里懂得他这颗整日整夜都在燃烧的心，只能为着伟大的理想和目标，才会义无返顾地释放和爆发出来。

      荆轲对于太子丹燃烧出这种愤懑的怒火，是因为深感他侮辱了自己尊贵的人格，亵渎了曾经引为知音的情谊，所以再也不愿意居住在这座美丽的花园和繁华的台榭里面，连片刻都不能忍耐了，原来想等待着那位挚友的来临，虽然是涉及这个整个壮举成败与否的重大关键，却也无法再等待下去，于是就怒气冲冲地仓促出发了。每当阅读到这儿时，我总是深深地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自己周围。

      在易水之滨送别的场面，永远会让多少世纪之后的人们心潮澎湃。阴霾的长空中，风声不住地呜咽着，好像整个天地都为荆轲的远行低徊和垂泪。高渐离凄厉和悲切的击筑声，引起了荆轲哀伤的歌咏。平常在一起聚会的志士们，都静静地淌着眼泪，有的还动情地啜泣着，他们也会估计到荆轲的失败和英勇牺牲吗？我在默默地背诵《战国策》时，总是鄙夷着太子丹狭隘和浅陋的心胸。如果不是他扰乱了荆轲这完满的计划，那么两个充满谋略和勇气的壮士，也许能够大功告成，让多少后人惆怅叹惜的悲惨结局，或者就不会发生？我早已发觉荆轲预感到了前途的凶多吉少，否则怎么会高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悲怆的歌呢？然而他既然已经不屑再这样敷衍地生活下去，当然就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踏上征途，曾经允诺过的誓言就必须去进行，哪怕抛弃生命也要完成这庄严的承诺。我猜测着荆轲在放声豪歌时，心里一定会思念自刎的田光和樊于期，悲悼和崇敬着他们高贵的英灵，才从忧伤的情绪中飞升着自己的绝唱，唱得激昂慷慨和淋漓尽致，像飓风似的敲击着众人的胸膛，叩打得他们都睁大着滚圆的眼珠，头发在茎茎地竖立，还悄悄地耸起了雪白的冠冕。

     《战国策》和《史记·刺客列传》里描摹的这个场面，曾经感动过世世代代的多少华夏子孙。我就听到不少朋友们都诉说着，这雄壮而又凄凉的歌声，总在心弦上振荡，鼓舞和召唤着自己奋发有为起来，去从事正义和  严肃的工作，却不该在苟且偷生中浪掷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活不是比死亡更来得令人恐惧吗？

      当荆轲和秦舞阳步入咸阳宫的阶陛时，一行威严的武将和肃穆的文官，似乎都在怀疑地盯住了他们，而端坐在殿上的秦王，只是轻轻晃动着莫测高深的脸膛，好像已经窥见了他们包藏的祸心。曾经在市井中杀人逞凶却从未见过世面的秦舞阳，吓得浑身颤抖，走路摇摇晃晃的，脸色刚变得灰白，接着又泛出血红的颜色，那些臣子们都疑惑和紧张地瞧着他昏眩的神态。

      胸有成竹的荆轲把这一切都瞧在眼里，不慌不忙地走向秦王的案前，恭恭敬敬地作揖说：“这来自北方蛮夷的傻小子，哪里见过上国的天子？一会儿恐怕还会吓得屁滚尿流，请我王宽大为怀，好让他赶紧完成使命！”于是在跟秦王的对答中，乘势从秦舞阳手里递上卷着匕首的地图，在嬴政贪婪与狂喜的目光底下，轻轻地滚动和展开了它。有多少回读到了这儿，我几乎都要击节朗读起来，钦佩着荆轲临危不惧的胆魄和化险为夷的本领，凝练成这样的气质和涵养，真可以说是超凡绝俗了，永远受到后世的赞叹和敬仰，自然是并非偶然的事情。

      且说荆轲左手揪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执着那把可怕的匕首，从秦王的头顶凶猛地向下戳去。想致他于死地，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为什么会耽误了呢？这个千古之谜竟从未有人猜透过。其实在《战国策》和《史记·刺客列传》里，是叙述得清清楚楚的。当太子丹向荆轲布置这个庄重的任务时，明白地交代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最好是挟持和胁迫他，勒令他答应退还各国诸侯的土地；如果他胆敢反抗，就只好刺杀了事，这样也可以造成秦国的混乱，然后再以合纵之势攻讨它。

      荆轲当然是想心领神会地贯彻这个计划，所以异常焦急地等待着远方的挚友，因为他一眼就看清了秦舞阳粗蛮背后的颟顸和窝囊，只好独自去抓住和威胁秦王，这样就显得缺乏十足的把握，因为自己的青春年华毕竟已经暗暗地消逝。竭力渲染着这段往事的司马迁，曾形容自己努力和认真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样才能够在《刺客列传》里添加另外的记载：据说荆轲曾将自己的政见向卫元君游说过，却未被采纳。卫元君即位于公元前253年，十二年后被秦国所迁徙，游说的事情应当发生于其间，如果说荆轲在当时刚满弱冠之年，那么在他行刺秦王的公元前227年，至少已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汉子了，精力正在缓缓在消退，而嬴政则刚度过三十挂零的岁月，正值血气方刚和行动敏捷的年龄，想在角斗中降服他确实是很困难的。荆轲面临着挟持或刺杀的抉择，有些类似哈姆雷特“生存还是灭亡”的困惑。因为他首先是必须考虑原来计划中挟持的方案，只有等到无法降服时才好去刺杀，这把剧毒的匕首是让嬴政吓唬得心惊胆战，答应退还侵占的土地，抑或立即戳进他的头颅，等待着秦国的大乱呢？也许正是这瞬间的犹豫，耽误了整个行动的时机，才以悲惨的失败告终。

      且说灵活和健壮的嬴政，从刹那的惊愕中挣脱出来，飞快地离开了坐椅，腾跳着退到了远处，撕断的衣袖还扯在荆轲手中。嬴政狠命地从剑鞘中拔着长剑，手掌却颤抖着，怎么也拔不出来，只得边拔剑边绕着柱子躲闪，在昏天黑地般的慌乱中，竟想不起呼唤宫殿底下守卫的武将。多少手无寸铁的大臣也惊慌地张望着，有几个勇敢的就赤手空拳地阻拦和包围着荆轲，摆出了搏斗的架势。有个侍医将手中提着的药囊使劲地向荆轲掷去。还有的轻轻叫喊着替嬴政鼓劲，“大王快从背后拔剑！”

      嬴政狠狠地打量着被几个臣子所缠住的荆轲，终于镇定地拔出剑来，冲上几步砍断了他蹲立着的左腿。荆轲流着鲜血跌倒在地上，赶紧将手中的匕首掷向嬴政，嬴政浑身晃动着，在当啷的声响中，匕首钉在柱子上。嬴政又凶狠地挥剑刺去，遍体鳞伤的荆轲在血泊中大声地笑骂，他于临死前还无畏地叫唤着，说起了正是首先要挟持秦王，让他答应退还大片领土的计划，才阻碍了行刺的实现，这确乎是一出永远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剧。映衬着光明磊落和大义凛然的荆轲，太子丹的父亲燕王喜实在太卑鄙和无耻了，这个连禽兽都不如的龌龊小人，在兵败逃遁的时刻，竟下令搜捕和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想去呈献给侵凌和屠戮自己祖国的敌人。这出丑恶得令人耻笑和唾弃的喜剧，正好也剖开了某些统治者的丑恶灵魂，为了苟且偷生竟可以这样无耻的钻营，甚至出卖自己全部的节操和情感。

     陶潜在自己那首诗里还惋惜荆轲的武艺，说是“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他肯定是根据《史记·刺客列传》中鲁句践私下的议论，“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才作出这个结论的罢。然而荆轲的行刺，并不是仗剑而行，却是暗藏着匕首，因此陶潜这多少带着一些佩服而又惋惜的议论，其实也是以讹传讹的话儿。而且在《刺客列传》中分明描写鲁句践是跟荆轲博棋的，盖聂才跟他议论过剑术。在这个巨大悲剧的帷幕降下之后，并非盖聂却是鲁句践评论荆轲的剑术。司马迁的这种写法很值得玩味，是否有点儿像当今所说黑色幽默的味道？正是曾说过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陶潜，对此也许是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吧？真远不如李翱的《题燕太子丹传后》，评论太子丹和荆轲不谙时移势易的道理，认为他们所策划的挟持此种打算，其实是违反了历史进程的荒谬行为。他们只是迂腐地记住了公元前681年曹沫挟持齐桓公，逼他归还鲁国土地的故事，却想不到离开他们四百五十年前诸侯并立的局面，那些所谓贤明的国君都得标榜自己说话的信誉，以争取人心的归附；而他们所面对的秦王嬴政，正穷凶极恶地驱赶着虎狼般残暴的军队，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所有在风雨飘摇中剩余的邻国，就算是挟持成功了，最多也只能换来一个停止侵凌的虚假承诺罢了。

      我是能够接受李翱此种见解的，却同时又觉得在这里也是最好地显示出，豪情满怀和注重信义的侠士荆轲，根本就无法理解专制魔王嬴政的狡诈与卑劣，才会考虑这样去与虎谋皮，而不是大快人心地把他杀死了事。

       无论是有过什么样的议论，这一幕喑呜叱咤的历史悲剧，都将会浩气长存，永远激励着百代以下的志士仁人们。当然是绝对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样被历史所咒骂和唾弃的专制魔王最终绝迹后，民主的秩序必将替代个人的独裁。刺客是专制魔王的惩罚者，却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一般来说也就不再需要刺客们去建立正义的功勋了。不过像荆轲那种决绝、壮烈和高旷的精神，将会永远鼓舞着大家去抛弃苟且偷安的日子，憎恶醉生梦死和声色犬马的堕落，永远憧憬着圣洁和高尚的人生目标，尽量为人类和世界的迈进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