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陕北，乍暖还寒。两场春雨过后，杏花桃花满山遍野盛开，竞相媲美；一夜之间，路边的柳树冒出新芽；黄土高原上的各种花草逐渐泛绿，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其时，我的《逐梦》一书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此刻，在内心里、在脑海中，总有一些翻腾已久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铺纸蘸墨，疾笔而书，一气写下万言，算给此书补一后记。

一

陕北之北，神奇神木。出城东南二十公里处的黄土山崖处，就蛰伏着一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神木市栏杆堡镇中墕村。

每每站在村头瞭望，苍莽厚重的黄土高原像一片凝固的沧海，峰起崖落，沟壑纵横，人烟稀少，旷野沉静。村子不大，上下圪塄呈一字排列，约二里地。每家每户要么是石窑，要么是土窑接口子，清一色的黄土窑洞人家；全村不到三十户，仅一百二十余人，属于正儿八经的陕北小村落。村里除有一户武姓外，其余全姓郝。据老辈人讲，我们郝姓，是老辈人从山西大槐树那里移民迁移过来，择地居住下来的。

中墕村虽小，但五脏俱全。在还没有设栏杆堡镇之前，公社就设在我们村，叫中墕公社。公社的办公场所，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占用我家的窑洞。每天上午十来点吃饭的时候，看到公社干部们蹲在院子，一人端一大碗烩菜、一个白格生生如半块砖的大馒头，我就会眼睛直溜溜地盯着，口角流着哈喇子。时至今日，那个画面仍会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供销社则在隔壁，占着另一户人家的两孔窑。当时，给供销社供货的是两头骡子，每月从县城往返两三回驮货，无非是一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也有犁铧、种子等。送货的中年男人叫李兴瑞，乡亲们都习惯叫他“赶骡子的”。老李憨厚实在，为人和善，脖子上常挂着一个二十多厘米长、煞是好看又无比威风的旱烟锅子，用花碎布或平绒布缝制的旱烟袋拴在烟杆子上，摇摇晃晃，十分夸张、精致和惹眼。他只要来到村里，就看到他随手而带的这副威风凛凛的“行头”，我们几个顽皮孩子总绕在他周围，看着他得意洋洋抽烟的样子，常常爱慕得不行，老想用手去抚摸。他倒也坦然，哈哈一笑，干脆取下来让我们把玩一会。现在回想：老李赶着两头骡子送货，四十华里的山路，人困马乏的，抽上几锅子旱烟，既解乏还不耽搁走路，不也悠哉乐哉，苦中寻乐！

学校坐落在村子的上面，三排明墩石窑，一排大约有十多孔。其中最上面的那排，尽院子修了一个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这操场是用黄土垫平整的，上面再覆盖一层白灰和红胶泥混合的泥土，然后将其碾压瓷实，看上去既美观又硬气。学生上早操、体育课以及课外活动，或者学校搞啥集会的，都会在这个操场举行。

教室外面，每一排都摆放两三张乒乓球台桌，用砖垒起四个支点做台腿，台面则是用水泥抹光了替代；至于球网，一字排开的六七块砖头横立起来就相当好。学校仅有的几副海绵球拍，平时是不会让学生使用的，只在举办赛事时才会当“宝贝”拿出来。同学们平常打球娱乐，都是让家长“捣鼓”或自己找一块木板“照猫画虎”制作的。球拍没有橡胶，缺乏弹性，加之水泥台面，打球的声音反倒清脆响亮，很是好听，可就是怎么使劲，也打不出高质量的好球来。同学们戏称为“干板拍”。即使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大伙打球的热情丝毫不减，哪怕课间休息十分钟也不放过，都会一窝蜂地奔向球台，生怕动作不麻利抢不到上场的机会。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竞争，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赛制缩短为七分制。谁先赢得七个球就继续“坐庄”，输者退场，换另一名同学登台再战。我多数时候是“连庄坐”，有时课间十分钟竟成了我与众多同学交战的舞台。日复一日，我的乒乓球技艺就是拿着自制的“干板拍”在学校水泥台上练出来的。初二那年夏天，我还很荣幸地成为学校唯一入选队员，代表公社乒乓球队，参加了全县中学生运动会。

中墕学校为一所七年制初级中学，小学一至五年级，初中初一至初二两个年级（那时还没设立初三）。师生约有上千人吧。家距学校三五里路的学生，早出晚归，跑校读书，十来八里的则住校上学。我入学那会，公社已成为现在的栏杆堡公社了，但学校仍继续办着。因而，极大地方便了我们村里的孩子。由于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上高中不论成绩好坏，只由学校推荐。毕业后，我未被举荐，自然而然我的读书生涯戛然而止，上学梦就此破灭。后来回想，我之所以没被学校推荐读高中，可能与“站错队”有关吧。“站队”事儿时过境迁，年代久远，不说也罢。

失学后，我常常站在我家的圪塄畔上，直直地望着对面的学校。看到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追逐嬉戏的情景，听到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年我虚龄才十三岁，正是上学读书的好时光，可我却永远要与可爱的校园、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说拜拜了。我有多么的羡慕和不甘呀!为此,我默默将苦涩的泪水一次次地咽进了肚子里！

二

学没得上，路总得走着，生活还得继续呀！

陕北黄土高原用她那博大的胸怀接纳着她的每个子民，包括我这个失学的小孩子。八十年代初，乡亲们依然在生产队领导下种地劳作，吃着“大锅饭”。年小体弱的我，干农活显然不行，生产队长就让我跟着一个老大爷和一个小姑娘放牲口。每天中午时分，待牛们犁完地回来，我们就吆喝着将几十头牲口赶到水草肥沃的沟里吃草，等到太阳落山时分再赶回来，只要牲口不乱跑、不吃庄稼就行。放牲口的活儿苦轻，但一天才挣六个工分，还没婆姨女子挣得多；而大人们只要会犁地，每天则可挣到十个工分（当时值两三毛钱）。年底，生产队决算时，是按工分多少来计报酬的。“算盘一响，全家紧张”。家里劳动力多，自然挣的工分多，可能就是“余粮户”，多少还能分点钱，少则百儿八十、多的三五百不等；反之，不但分不到钱，还要扣钱上缴到生产队。

放了一年牲口，倒也悠然自得，只是家里一直是“缺粮户”。那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可心里着急呀，于是我死缠烂打生产队长要犁地，要挣十个工分。第二年春上，生产队长答应了我的请求。他给我指了一头又老又慢的黄犍牛，对我说：“你是新手，不能给你快牛，这叫新手配慢牛。”就这样，每天天放鱼肚白，我就肩扛犁铧，手拿鞭子，赶着那头老黄牛犁地去了。一次，生产队长让我去阴则坡犁地，那是村里几百垧地中坡度最陡的一块。从天刚蒙蒙亮到日照当午，我总算把一垧地犁完。一春无雨，土地干枯，那天我更是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从来没有体尝过的苦水，把我给直折腾哭了，这可把一旁点豆子的婆姨逗笑了。她说，你咋不像个男子汉呢！

就这样，我与黄土地打了三年交道。犁地、锄地、起粪、垒粪、撒籽、挽糜子、割谷子、背背子、打场扬场……真正把“佛爷爷的头揣遍了”。我也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种地好把式。生产队长和村里的老人们都夸我，是一块种地的“好材地”“好庄户人”！

我的家乡黄土厚重，土地肥沃，耕种五谷杂粮没的说；山好、地好、人好，乡亲们朴实勤劳。在陕北，干旱少雨常见。庄稼长得好坏，收成如何，全得仰望上天的“脸色”。老天爷眷顾，天年好了，风调雨顺，一年劳作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仓满粮足；可多数时候，庄户歉收，有时甚至颗粒无收。乡亲们在黄土地上满刨闹一年，仍然填不饱肚子也算常态。 

我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故乡的小米稀饭养育我长大。我自然对生我养我的这块热土充满了无限的眷恋和感情，也深深地爱着这块滚烫深情的土地！然而，作为一个热血男儿，难道就要窝在小山村与土疙瘩打一辈子交道、唾一辈子牛屁股不成？曾经的远大理想和满心抱负呢？劳累了一天的我，躺在生硬但又温暖的土炕上辗转反侧，常常彻夜难眠！

三

想要跳出“农门”，实现自己的理想，唯有当兵参军一条路。尤其是我在小小年纪里，就亲身领教了当一个农民的艰辛和不易后，毅然决然去当兵的信念就更加坚定了。当然，那个时候，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高，很吃香，谁家有个当兵的，一家人因此无比荣光，特别是“革命军属”的红牌牌在窑门上一挂，更加凸显了这个家庭的光荣地位。可参军名额每年就那么几个，年轻人都“扑烂脑袋”想当兵，竞争相当激烈。

1983年秋末冬初，正是一年收获的季节，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如期展开。我没再迟疑，毫不犹豫地又报了名，参加体检、政审，从村上到公社再到县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此前，我已连续两年报名并体检合格，只是因为年龄小，把名额让给了同一个大队、年龄较大、家境更不好的两个后生。用时任人武部长折林怀的话讲“郝卡厚是三进山城啊！”

参军愿望实现了，但能不能留在部队、能不能干出点名堂，还需要付出百倍努力。与我一块参军的我们公社就有10人，加上其他公社，共140多人分在了同一个英雄部队，即邱少云生前所在师。其中，仅师直高炮营的4个连队包括营部，大约有40多人。实话讲，我们那批陕北兵，“土豹子”居多，既没见过世面，也没多少文化，多数同志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也就是县城入伍的几个。书读得少，文化底子薄，想要在部队捣鼓出点“响动”又谈何容易？

我们当兵那会，通讯非常落后，与家人联系，除非当紧事去邮电局“拍电报”或“叫电话”，之外就是用家书联系沟通。个把月一封家信，无非就是汇报干什么、训练苦不苦、一日三餐吃些什么饭，如流水账一般。关键是好多人不会写信，甚至连别字的关也过不了。一页稿纸的家信，出现十多个错别字是常事。为这，我没少受哥哥的数落。我的钢笔字写得还算好看，连队干部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安排我担任了文书兼军械员。“文书”，顾名思义就是做一些文字性的工作，诸如在连队黑板上写个通知，营里来电话或发通知作好记录；或者到营部把通知取回来给连长、指导员；连首长开会讲话，帮忙拟个提纲，有时把连首长的讲话逐一抄写整理。军械员主要是管理“军械库”。连队的所有枪支弹药在库房存放，由我保管着钥匙，并做好出入库登记；战士们的行礼物品在另一个叫“储藏室”的房间存放，也由我负责管理。此外，隔三岔五出黑板报、墙报，也由我组稿、编排和书写。也就是从当上连队文书起，我开始更多地接触文字，并深知“没文化真可怕”的道理。于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在了读书学习上。当时，我和卫生员刘明昌（神木籍同年战友）两人住一间宿舍。晚上十点熄灯号响后，全连战士都必须准时上床睡觉。我算连部的人，可以推迟熄灯。正是有这个先足条件，那两年，我几乎每晚坚持看书学习到深夜。

一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后，战士们都盼着礼拜天早点儿到来。一到周日，只要没有特殊的战备训练任务，三三两两请假外出，逛街、溜达、玩儿或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放松放松紧绷的弦，调剂一下单调枯燥的军营生活；而我很少请假外出，仍选择在宿舍学习和练习写作。好多次，战友和乡党的诚邀被拒后，他们不仅当我面说我不尽如人意，是个“死脑筋”“犟和尚”，而且在背后挖苦嘲讽我，说什么“也不撒泡尿照照，是那块料吗？”“给你老先人修经了！”等等，不一而足，不绝于耳。乡党也好，其他战友也罢，对于他们的议论和“笑话”，不管话有多难听，我都付之一笑，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说实话，一度时间，我徘徊过、犹豫过，也打过“退堂鼓”。因为我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墨水。但想归想，做归做。地还得靠自己种，路还得靠自己走，哪有什么“救世主”。渐渐地，我明白了：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所谓“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1984年12月15日，在历经上百篇退稿或发出的稿子石沉大海之后，我的“处女作”终于刊登在兰州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军队报》上。虽然标题加标点符号仅有71个字，但她毕竟变成了铅字，署名“郝卡厚”这三个字，竟然看上去分外醒目。捧着油墨飘香的报纸，盯着这个小“豆腐块”的双眼久久不愿飘移，如端详和凝视自己呱呱坠地的孩子！那一刻，我感慨万千，喜极而泣，不能自已。兴奋之余，我不忘举着报纸满走廊蹦蹦跳跳地吼了一通“我上报了，我的文章发表了！”说心里话，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打气鼓劲，更好地激励自己发奋图强、再接再厉。从此，我更加笔耕不辍，文章不时在报刊上“露脸”。

参军第四年，我被选调到营部当书记。这个岗位曾多次调整，一会儿是干部编制，一会儿又是志愿兵担任，其工作性质与我在连队当文书大同小异，只不过服务的对象由连首长变成营首长、正连职升格为正营职。当然，我还统领着四个连队的文书，常常给他们“发号施令”呢。之后，我顺理成章地改转为“志愿兵”，肩上扛上了“红牌牌”（红肩章），每月十元的津贴费也随之增加为87.5元的工资。

转为“志愿兵”对我这个陕北放牛娃来讲，意义不同寻常。因为，成了“公家人”、端上“铁饭碗”是我们陕北兵们“睡着都能笑醒”的大好事啊！

四

1989年4月1日，在我军旅生涯中又迎来了一个重大变化。我被调到师政治部保卫科工作。办公楼里，每天出出进进的大到师长、政委，小的也是连职干部。在我看来，那个十多层高的白色办公楼真是高入云端，非常气派！

我到机关后的工作，主要是接接电话，发发通知，做好上传下达，并打扫好办公室的卫生。偶尔，科长也给布置个小材料啥的。后来，我了解到，自己之所以被选到师机关，是因为有一点儿文字基础，主要是“上面”看上了我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因为那个时候，办公条件比较落后，整个机关连一台电脑都没有，只有一台“四通”牌铅字打印机在军务科的打字室，哪个部门打印材料还需要领导签字批准。这样，科室的上报材料包括给领导准备的讲话稿等，只要不是很重要的文件，一般都用手抄写，我当之无愧地充当了这个抄材料的角色。还别说，抄写的东西很多，往往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忙时，抄得我手发麻眼发花，甚至拿起笔就害怕。

后来，我在给他人抄材料中，开始学习写材料，一来二去，倒也收获不小。从此，我名义上是志愿兵，但干的却是干部的活。我还时常随师首长下部队蹲点，搞调研，抓典型，总结经验等，无不涉及和参与其中。兰州军区“军地家‘三位一体’共教共育”现场会在师里召开，就是我主笔撰写的经验材料，之后该经验做法被军区推广。

1993年，我被调整到秘书科，专门负责编印一份本师内部发行的《信息与研究》刊物。这个刊物是师里的陈耀武政委一手创办并主抓的（后来陈政委被提升到乌鲁木齐陆军学院任政委，副军职，少将军衔，现已离休）。

走马上任后，我认真领会首长的指示，理解首长的意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不同层次领导和同事的意见建议，并很快确定了办刊的方针、原则和思路。每月两期，每期发文10多篇2万余字，既有重要的政工信息，又有各级领导的指示要求，还编发领导和基层政工干部撰写的调研文章，也推广一些单位和个人的经验、做法以及体会等。那个时候，这份带着我智慧和汗水的油印刊物，成为全师上下人人皆知、政工干部爱不释手的“抢手货”。连续两年，《信息与研究》还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刊物”，我也被大家尊称为“郝主编”。

其实，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乃常事，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自古以来，圣贤、百姓莫不如此。1993年初，师里把我作为志愿兵转干对象上报集团军，我心里那个喜悦就别提了。全师志愿兵上千人之多，提干指标仅有四五个，真正的“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内心十分高兴。谁知，报上去没几天即被“打道回府”，原因是初中文化条件不具备。这无疑对我是致命一击！那几天，我茶饭不思，像霜打了的茄子，灰头土脸。可不到转业的时间，兵还得当、班仍得上啊。缓了一段时间，我重振旗鼓，又一股脑门地钻到工作里面，以玩命的工作排解心中的烦恼和孤独。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95年初，机遇再一次降临。一天上午，我刚去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张清源大校来了，他让科里的其他同志到别的地方办公，说要与我谈话。我受宠若惊，不敢怠慢，马上沏茶递上。其间，他不仅仔细询问我的家庭情况，而且从当兵做官、为人处世到材料写作，与我促膝长谈，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末了，张主任当即向我保证，要给我转干，让我安心工作，多出成绩。张主任与我同样，抽烟很凶。那天上午，我把平时舍不得抽的一盒加长“红塔山”香烟拿了出来，两人你来我往，抽了个一根不剩。没多久，志愿兵转干指标下达到师里。师党委常委会上，张主任汇报了包括我在内的6名预提对象情况。陈耀武政委在会上明确指示，这次必须给我提干，假如只能提一名同志，这个指标就是我的。这些具体细节，我当然不知道，是后来命令宣布后，干部科长亲口说给我的。记得魏福玉科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行啊，陈政委在常委会上下了死命令，要给你提干！”

知遇贵人，乃人生幸事；知恩图报，更是一个人优秀品质之体现，也是我多年来谨记的一条做人做事原则。转干那年腊月，听说陈耀武政委家属和小孩来部队过年，就想去给首长拜个年。可究竟如何表达心情，却难住了我。琢磨了几天，决定上街一趟，看能有什么发现。几个商场转下来，仍然两手空空。陈政委有一个女儿，当时也就十二三岁的年龄。灵机一动，我就买了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娃娃，然后又买了十多元钱的巧克力，共计35元，算是“满载而归”。大年初一上午，我一身整洁的军装，端端正正地到了首长的家。说实话，踏进首长家门的那一刻，我的心跳明显加速，反复斟酌的一些感谢感激的话，居然颠三倒四地乱说了一通。末了，我将首长端来的6杯茅台酒一口气干了，便“逃离”似的匆匆而去。至于张清源主任，我也表达了感恩之情：拿了两条红塔山香烟，蹭了一顿丰盛的年饭加当地名酒“皇台酒”。

由志愿兵到干部，无疑是我人生履历中又一次根子上的转变。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提了干后，是继续在部队干好呢，还是回去在家乡发展好？那时，随着神府煤田的开发，铁路的开通，家乡经济也显现出强势发展的态势；还有一点，就是我没忘记自己的理想：做一名“无冕之王”！那些年，我利用业余时间采写的新闻稿件和创作的文学作品有上百篇被各类报刊采用，并屡有获奖，我做的是“记者梦”呀! 话说回来，部队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我，首长又特别器重自己，我没有不好好工作、报答军营教育培养之恩的理由呀！想到这些，我安下心来，决心不论干什么工作都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多出成绩！

五

1995年12月31日，伴随着新年的钟声，一纸调令，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到集团军政治部干部处工作。

秦川腹地的临潼，世界闻名。古时皇脉冲天，现今将军辈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秦始皇陵、华清池，李隆基、杨贵妃……所有这些，都令人无限遐想和神往。

集团军机关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畔，人杰地灵，风景秀丽。军以上机关在我军序列中，属于高级指挥机关。军长、政委为正军职，算作省级干部，仅将军就有十多名。真可谓建制齐整，队伍庞大，人才济济。作为一名基层上来的“新兵”，要想立住身、站稳脚，干出个样儿，绝非易事。那是刚调入不久，张岁太（后来任酒泉军分区和定西军分区政委，大校军衔）处长就交给我一项艰巨的任务，给时任政治部主任骆正平（后任集团军政委，少将军衔）起草一个在集团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当时，他只简要地给我说了说情况，讲了一个大概的思路，且限时两天交稿。说心里话，这个“下马威”让我猝不及防。转而一想，处长分明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考核”我嘛。“大考”当前，容不得多想。一来，我认真翻阅了骆主任原来的一些讲话稿，了解他讲话的立意、思路以及语言风格；二来，我抓紧查阅集团军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资料，梳理讲话提纲，确立和推敲讲话标题，包括每个问题的大标题、副题等；然后，反复思考，精心打好腹稿。

我是个急性子，干工作不爱拖泥带水，手头上有事，吃饭无味，睡觉不香。那天晚饭后，我备足“干粮”（两盒香烟），把自己关在机关打印室，决心一夜不合眼也要完成任务。从晚上八点多开始，一直到早晨起床号响，一鼓作气完成了8000多字的讲话稿。上班后，我将反复校对的讲话稿呈送到处长面前。张处长先是一惊，一口气看完稿子后，微笑着对我说：“小郝，你考核过关了！”临出门时，张处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握一拍间，让我一下子感到了温暖；更多的是，我觉出了处长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多年来的“爬格子”，苦和乐还真不少。有一次的经历，至今想来犹如昨天，在此有必要拿出来“晒晒”。大约是1997年夏天吧，我跟随军长邹庚壬（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少将带的工作组，到当时的56师蹲点调研，考察师团班子。工作组一行十多人，用一周多时间，先后考察了4个团班子和1个师班子。其时，开会座谈、个别谈话、查阅资料、实地检查，每考核一个单位，都要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军长要对这个单位的党委班子建设和部队教育训练战备情况作讲评、提要求。作为军长的“代言人”，讲话稿的起草自然落到我的头上。5个讲话，5天晚上，我在招待所房间闭门谢客，夜夜通宵达旦，眼睛布满血丝，浑身疲惫不堪，用“油进捻子干”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那可真叫苦啊！一连几个晚上，我每晚抽一盒香烟都打不住。后来，我常对战友们讲，我的材料都是“香烟熏出来的”。

当然，邹军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临离开师里的头一天晚上，秘书说军长找我。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军长房间。打了“报告”进门，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拿着两条“大重九”香烟递到我手上，亲切地说：“小郝，这几天辛苦了，烟酒不分家，这两条烟你拿去抽吧！”邹军长略带浓重的湘音以及威严又和蔼可亲的形象，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那一刻，我竟然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转，那种心情真的难以言表：激动、满足、清爽、甘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省军区系统人武部工作整整6年后的2012年3月，组织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多年的漫漫从军路，从义务兵到志愿兵、到干部，从最基层的连队到师机关、集团军机关，再转到省军区部队；从一名刚入伍什么都不懂，甚至连站“夜哨”被吓哭过的小兵，到英姿威武的正团职上校军官。一路走来，足迹坚实、坚定，每一步脚印清晰可见。内心讲，军队对我有恩，我也不舍脱掉心爱的绿军装啊！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再说，真正从士兵到将军的又有几人？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在村里说的一句话：“我们卡厚长大当县长呀！”现在想，这句话多半是玩笑，但实质上，不也包含着父亲寄予我的无限期待和厚望吗？欣慰的是，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早已九泉之下的父亲：儿子没有让您失望，您的这个美好愿望实现了！

六

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读报剪报。理论、研究、言论、杂文以及触动灵魂的美文，分门别类剪贴了十多本，从中获益良多。当然，自己发表的文章是必须收集剪贴的，积攒多年，现在也有大大三四本。

在此，我首先作个申明：我不是“跟风”出书，也不图出名挂号，只是觉得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剪贴下的这几大本子，不便长期保存，于是才有了要合集出书的动议。出书既能便于收藏，也可作为给子孙的一点“精神遗产”，应该是将她留存下来最好的选择。我的这本书中收录的文稿，分为新闻之实、研究之深、散文之美三辑。其中，“新闻之实”部分收入发表的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以及杂文、言论上百篇。从“豆腐块”的消息到后来的长篇通讯，真可谓琳琅满目；之所以把部分杂文、言论列入，是觉得归入新闻类更贴切一些。“研究之深”部分，都是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调研、反复思考后，写出的具有前瞻性、指导性、操作性的研究文章。此部分还收入几篇经验做法，应与研讨文章有异曲同工之效吧。“散文之美”收录的文章，均为真情写作、触动灵魂的散文诗和散文篇章。

一年一年，时光荏苒；回望岁月，足迹依然。自己由一个放牛娃、一个军哨站岗的小兵蛋子，一步步成长为军队团级干部、地方处级领导，除了自身自强不息的奋斗，主要得益于自己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父母给了我生命，军营给了我成长，事业给了我价值，生活给了我努力，这就是我之所以将书名定为《逐梦》的主要缘由。人生的路很漫长，每一个足迹都清晰记录着我们生命的意义，选对适合自己的路径，选对自己奋斗的方向，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逐梦星海，不断前行；未来可期，收获必然！这也是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想表达的情感。

最后，我要感谢成林书记百忙之中倾情作序；感谢志成、大伟、振国、北城兄弟的宝贵意见；感谢张孝天、赵京伟及编辑老师的精心编排和付出；感谢张叶、马鑫、马甜甜三位的辛勤劳动；感谢为此书出版提供帮助、支持的领导和朋友们！疏漏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大家批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