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进军散文领域，并创作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颇为文坛所注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坛现象。高宝军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位官员散文家，他始终注视着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散文反映了处于转型过程中底层人们的生活变迁与思想情绪，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了鲜明的现实感与深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高宝军；《半亩闲田》；无边行走；藏地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作者介绍：张文诺：（1976—）男，山东省阳谷县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开始进军散文领域，并创作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颇为文坛所注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坛现象，如王充闾、梁衡、刘长春、刘家科、王本道、张成起、丹曾、王云奎、王云山、李育善、王立维、高宝军等。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文字功底相当好，又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独特的生活体验，为散文创作增添了一些新的质素，成为散文创作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高宝军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位官员散文家，他是陕西吴起人，他先是在陕北担任基层公务员，2013年从延安来到西藏阿里地区的普兰县任县委书记。2016年，任阿里地区噶尔县县委书记。他在工作之余撰写散文、随笔、诗歌约50余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日报》《读者》《十月》《散文海外版》《中国作家》《散文选刊》等30多家报刊，在短短几年间，他就出版了《乡村漫步》《大美陕北》《四季陕北》《藏西笔记》《半亩闲田》等五部散文集。高宝军的散文笔触细腻，文风清新优雅，语言典雅活泼，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高宝军的散文既有他下乡调查、入户走访的记录，也有他对故乡陕北深情眷恋的书写，作品充溢着他的生活体验、工作经历、人生感悟。“入藏八载，足遍乎两县之农村牧区。噶尔五秋，更添情趣。年入户千余家之多，岁行车五万里之距；传上情于家喻户晓，解下情乎一动一举。闲来细忖，顿省一理：近山者知鸟，邻水者识鱼。”[1]1高宝军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政府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富有才情的作家。他并不把他工作中遇到的人或事仅仅当作一般的工作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个喜怒哀乐的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与乡里乡亲看待。无论是反映西藏农牧民群众现实生活与精神状态，还是书写他的陕北乡愁的作品，他的散文具有很强的在地性与现实性，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中国散文的创作传统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从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到龚自珍等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无不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即使是以抒写性灵见长的小品文与美文，其流露出的心绪也是时代波澜在个人心中留下的投影。“严格说来，所有的文学类型都离不开现实性和艺术性，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读者喜爱，也不会获得长久生命力。”[2]高宝军始终注视着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散文反映了处于转型过程中底层人们的生活变迁与思想情绪，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了鲜明的现实感与深刻的人文关怀。更为重要的是，高宝军“把所写之地看作自己的情感根据地，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与己无关的地理他者，他们早已与之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彼此互相发现和照亮。”[3]高宝军的笔触贯穿着对西藏农牧民群众难以割舍的情感，创作出了一篇篇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优美篇什。

一、浓郁的诗意

高宝军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了八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到普兰县与噶尔县的角角落落，多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使他对西藏的山川地理与西藏群众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他以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语言呈现了西藏风情的优美画面，并让读者领悟到雪域高原的圣洁与诗意。

对于内地的一位普通读者来说，诗意与远方是永远的诱惑，而西藏对于内地读者来说，是一个既有诗意又是远方的存在。作为一个在西藏阿里生活了多年的县级干部，高宝军走过了阿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落，他对阿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非常熟悉、充满了热爱，对阿里的一片云彩、一块石头、一片星空、一阵微风都细心感知过，都情有独钟。高宝军以精细的观察、独到的体验、动人的笔触描绘了他对西藏阿里山川草木的细微感觉，呈现了一个色彩斑斓、如诗如画的阿里山水世界。阿里的云彩缓缓舒展、悠悠飘逸，阿里的荆棘坚韧顽强，阿里的野玫瑰娇媚高贵，阿里的青稞田令人惊艳。高宝军的散文呈现出了藏地风情的独特神韵与曼妙风姿，生动鲜活、意蕴丰富。尤其是《阿里看云》中对阿里云彩的描写非常精彩。

那些斜斜的挂在班公柳的云，嫩嫩的浸在圣湖水里的云，颤颤的顶在格桑花尖的云，懒懒的飘在冰川峡谷的云，柔柔的荡在青稞田的云，静静映在牦牛眼中的云，低低的擦着连坡草甸的云，香香的裹着青草甜味的云，远远的藏在雪山背后的云，轻轻地拂动卓玛发际的云，密密的如同鱼鳞的云，透透的亮似无暇水晶的云，飒飒的宛若高山飞瀑的云。

在这段细致入微的描写中，阿里云彩的位置、形状、质地、色彩、气味被刻画出来。阿里的云彩形状优美多样，姿态万千，高远纯洁，气味香甜。“低低的擦着连坡草甸的云，香香的裹着青草甜味的云”这一句尤为生动传神，表面上写云，实写阿里的海拔之高，云彩擦过草甸，云里当然带着草的香甜，同时也写出了草原的美丽与香甜。这一段描写文字珠圆玉润、意境如诗如画，传达出作者对阿里云彩的无限深情。

高宝军善于捕捉人对世界的刹那间的、独特感觉，他调动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多种感觉去感知周围世界，写出了周围世界的丰富与美好，创造出一个高远、晶莹的圣洁世界。“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写作方向,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和盲目升华。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的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丧失了基本的联系。”[4]高宝军通过细致的感觉恢复他与生活、大地、故土的联系，只有调动多种感觉去感知世界，才能发现世界细腻、微妙之处。高宝军写出了他对周围世界的独特的细腻感觉，提起黑夜，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寒冷与孤独，而高宝军笔下的黑夜却另有一番意蕴。

“行走在被黑笼罩的世界里，我感觉到一种空无的放大。我屏住呼吸不敢出气，生怕破坏了这夜的宁静。我听到黑悄悄告诉我，她可以给我自由和轻松。她说的对，在这样一统六合的黑里，谁还在乎衣服穿得整齐不整齐，谁还害怕走路姿势好看不好看。在这样的黑里，我的表情怎么样别人看不见，我脑子里想什么别人不知情，我也就用不着任何的包装盒拘谨。黑给我这份自由，让我浑身都感觉到轻松。”[1]43

加木是阿里地区的一个普通小镇，高宝军多次到过这里，他写出了加木的黑夜的深沉与纯粹。高宝军长期在藏地工作，经常起早贪黑，早已习惯了黑夜中的生活与工作。这篇文章想象丰富、意象奇崛，既有形而下的描摹，也有形而上的思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作者的笔下，黑是无边无际的，让你感觉不到他的广度、厚度、方向，深沉、神秘、幽暗、厚重，在这样的黑夜中，作者却感到一种充实、自由、轻松、惬意、舒适与温馨。作者托物寄情，通过对加木的独特感受表现了作者以苦为乐、不怕艰苦的精神，显示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为国奉献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长期在边地生活与工作的人的真实感受，给读者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高宝军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在他任职普兰与噶尔县委书记时，政绩显著，普兰县与噶尔县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高宝军经常下乡调研、入户走访，了解民情风俗、了解群众疾苦。“下乡调研之于吾，若鸟投丛林，鱼入江河。”[1]2下乡调研，走访入户已经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与阿里的藏族群众打成一片，因而，他非常熟悉阿里地区群众的民情风俗，他的散文反映了阿里地区独特的风情，具有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价值。其中，《过林卡》《乡下随笔》《噶尔记忆》等是其中优秀之作。阿里牧民们住在牛毛帐篷里，点着牛粪炉子，他们吃的是白糌粑，喝的是酥油茶，用牛羊肉、青稞酒招待尊贵的客人。哈达是他们的必备品，精神食粮，是他们的民族文化符号，是他们民族记忆的载体。阿里农牧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他们拿出洁白的哈达献给尊贵的客人表达自己美好的祝福，用最精美的酒菜招待他们的朋友，并唱着动听的祝酒歌。他们在吃饱喝足之后，跳起热烈的锅庄舞，跳舞时，男女老少之间消除了距离感，他们可以尽情地嬉笑、热闹，尽情释放自己的激情与野性，锅庄舞加深了了解与友谊。藏族农牧民群众勤劳、乐观、热情、自足，他们把苦难与灾难看成生活的一部分，痛苦时哭，快乐时笑，哭过笑过之后继续生活。他们真诚友善，左邻右舍互帮互助，他们的帐篷的门从不上锁。每当邻居有了喜事，他们都会不请自到，带着工具、食品与礼金来到邻居家里帮忙。如果他们有事，他们的孩子可以放在邻居家代管，他们没干完的活可以让邻居帮忙做完，他们做了好吃的、有了喜事，都会分享给邻居。他们之间的那种互帮互助、互相信任的邻里关系，表现了藏族群众美好、纯洁的心灵世界。

对于一个旅游者来说，对西藏的了解往往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已，只有那些在西藏生活了几年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西藏独特的风情。高宝军把西藏地区特有的事物如阿里彩云、阿里明月、狮泉河、戈壁狂风、林卡草甸、加木黑夜、班公柳、野玫瑰、阿里荆棘、青稞田、藏牦牛、藏野驴、旱獭、锅庄舞、白糌粑、酥油茶、哈达等摄入笔端，呈现出一片高天厚土的独特风情，打开了一幅幅极富地域特色的山水风情画卷。高宝军掌握了打开藏地风情的密码，写出了一篇篇优美的“藏地笔记”，真实地传达了藏地风情的独特神韵，是藏地风情的诗意呈现，为内地读者带来极为新鲜的艺术世界与艺术享受。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对藏地风情诗意的描写中隐含的对人类生存、世界文明发展的种种体验、感悟与思考，让读者体味到作者浓厚的人文关怀。

二、强烈的现实性

高宝军是一位优秀的援藏干部，又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他在基层工作多年，他了解基层的状况，理解老百姓的疾苦，深知藏区群众的需求与愿望，他制订了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与措施，推动了普兰县与噶尔县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宝军坚守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散文深度介入了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在地性与现实性。“文学也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文学与现实密切关系的传统，这个强大的传统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有关，与作家介入现实的情感要求有关，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中国经验’不是一个流行的时尚概念，而是正在构成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不断拓展的巨大的文学空间，不仅喻示了文学无限的可能性，更彰显了它蓬勃强劲的生命力。”[5]高宝军的散文真实地反映了西藏农牧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与需求愿望，反映了西藏农牧民群众的生活与思想变迁。

高宝军通过自己的工作经历展现了藏区群众的生活现实，反映了藏区农牧民群众生活的贫困与艰辛。阿里地区地处藏西高原，那里海拔高、气候寒，空气含氧量低、土壤冻土层厚，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再加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农牧民群众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扶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迫切。农牧民群众普遍缺乏资金与技术，就业难，没有稳定的收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高宝军的散文真实揭示了农村扶贫攻坚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作者也通过自己的工作成绩展现了藏区群众生活的变迁，反映了他们的致富过程。农牧民群众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增加了；建起了蔬菜大棚，农牧民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在条件优越的地段建起了居民安置小区，农牧民群众实现了安居乐业；通过绿化工程，戈壁荒滩得到了绿化。积极带领农牧民群众抗灾救灾，保障了群众的财产与生命安全。广大农牧区的房子变新了，村子变美了，生活变好了，环境变净了，懒人变勤了，穷人变富了。学校建起来了，牛羊膘肥体壮，农牧民群众露出了甜美的微笑，绽放出一张张幸福的笑脸。高宝军的散文反映了藏区群众的新生活，塑造了藏区农牧民群众的新形象。“很多的作家，都在进行一种抽象的写作，这种写作几乎不和当下的具体生活发生联系。他们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小说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种远离地面、远离生活现场的抽象写作，正在成为新的潜规则，很多作家都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6]高宝军笔下的藏区农牧民形象是具体、生动的，是具有独特个性与健全人性的真实形象，高宝军的散文反映了他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赞扬了他们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热情。

高宝军的散文反映了援藏干部与基层干部工作的艰难，丰富了我们对援藏干部的认识。提起援藏干部，我们大多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过是走走过场，积累一些在艰苦地区工作的经历，为以后的仕途升迁积累一些必要的资本。高宝军先是援藏，后来调动到西藏阿里地区工作。高宝军的散文反映了藏区基层干部工作的艰辛与艰难。他们远离亲人与家乡，与孤独为伴，与黑夜为友。他们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他们东家门进西家门出，这个乡去那个村回，一有功夫就奔波于全县的山水村舍之间。他们经常灰头土脸地指挥农牧民种草锄地，常常挥汗如雨地指导工人砌墙铺砖，不时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干部救灾抗灾，定期挨家挨户地带领干部查岗值班。由于眼界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农牧民群众对自己的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他们经常遭受质疑与闲言的委屈。排除障碍的艰难，日常工作的琐碎，都让他们感到身心疲惫与后怕。在处理劳务欠款时，工程老板软硬兼施，就是不还钱；一些平时朴实厚道的劳务民工，以访施压，油盐不进，甚至胡搅蛮缠。他们挨过无缘无故的骂，吵过多少不明不白的架，说过多少没头没脑的好话，甚至遭遇过多少无根无据的攻击，其中的委屈与心酸更是难以与外人说。在蝗灾爆发时，蝗虫铺天盖地，蝗虫一过，大地顷刻间光秃秃一片，藏区农牧民群众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杀生。干部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要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藏族群众改变思想观念，消灭蝗虫。在拆迁大棚房时，面临二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一些上访户无理取闹，挑头闹事，写信进行人身攻击，令他们身心俱疲。更为困难的是，在脱贫攻坚行动中，由于工作极其繁重，自己对工作催得紧，对干部逼得紧，见人就批，一急就训，让好多干部出了力还受了很多委屈。高宝军散文的“突出之处，是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真实状况的判断与思考，虽是个例，但具代表价值。既有令人惊悚的社会焦灼点，也有趋势的预见性。”[7]高宝军的散文集犹如他的生活与工作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与工作中的困难、纠结、困惑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藏经济社会转型的艰难过程，里面既有琐屑的百姓日常生活，也有直达社会问题的揭示，透出一种生存本相。“然而，许多乡村散文缺乏对中国乡村理性的认识，惧怕乡村的积极改变，囫囵拒斥城市，呈现出遗老遗少式囫囵凭吊记忆中的乡村。事实上，乡村不是一个固定的符号，其经历时代/世代的变迁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也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真正的乡村书写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号准乡村的时代脉搏书写出乡村的时代特质，同时融入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8]

高宝军散文的现实性还表现在他的一些散文还反映了一些边缘人物的边缘人生，揭示其人生的荒诞性。“作家要重返生活的现场，要重新认识思想的实践意义，首要的就是要让心灵扎根，让灵魂接通那些感官的血脉，让那些边缘的人群和生活，让乡野和书斋，一同纳入到今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不仅是思想对生活的重新介入，也是写作重获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9]《二牛的电话》中的邱二牛本来是单位的一个普通员工，他爱慕虚荣、死爱面子。他为了在别人面前显示他自己的能力，他经常在别人面前假装与社会地位高的人打电话。他愈要显示自己的不凡，却总是暴露自己的底细，最后落得异常尴尬的下场。这篇散文刻画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可怜可气的小人物，具有很强的概括力。《想起老羊倌》中的老羊倌是个苦命人，他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小时候靠村里人拉扯大。他老实善良，却面貌丑陋，没有主见，他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在个人婚姻大事上，他自己不敢做主，家里人的自私耽误了他两次机会，导致他一辈子孤苦伶仃，只能与自己的喂养的大黄狗为伴。他是一个善良又可怜的小人物，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可气。《地老鼠刘二》中的刘二是一个农民，他不踏踏实实过日子，一心想着发横财。他靠盗取墓葬品为生，但最终被胶土砸死，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高宝军的散文通过这些边缘人物的琐屑生活透出一种残酷的生存本相，同时也可见出人性幽微与人情世故的微妙。

“由于长期以来散文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所以它渐渐失去对于当下社会尤其是重大转型过程中有关重要和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所以只能回到历史和风花雪月中自我陶醉。这一面带来了散文的冷静与客观，但也使其慢慢失去了读者和影响力。近年来散文开始转向，这不仅表现在有更多散文开始走进现实人生，并为时代把脉；也表现在不少散文在批判现实时获得了理性自觉，有了相当的包容心和人生智慧；更表现在获得了积极进取、从容自信的境界，并进入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审美思考与构想之中。”[10]高宝军的散文具有很强的介入现实生活的能力，有对社会民生的真实反映，也有对边缘人生的细心关怀。高宝军的散文创作真实地反映了藏区群众生活的贫困与艰辛，折射了他们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生活矛盾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援藏干部生活与工作的艰难，并触及到一些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美学意义。

三、在无边行走中安放自己的灵魂

高宝军从2013年开始援藏以来一直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八年来，他远离故土、亲人与乡邻，乡愁是他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绪。乡愁，是一个人远离故土之后对故土产生的眷恋，对故乡亲人的想念，是对故土承载的记忆的难以忘怀。他的散文中饱含了浓重的化不开的乡愁，表达了他对故乡陕北的依恋与思念。

故乡是作家的出生地与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作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拥有自己的精神故乡，一个作家总难以摆脱故乡对他的羁绊。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梦中的湘西，孙犁念念不忘的河北白洋淀，莫言心中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安放灵魂的商州，王安忆长期生活过的上海弄堂。“我特别看重一个作家身上的这种气质，它因为连于故土而显得面目清晰，而从终极意义上说，一切的写作都是朝向故乡的一次心灵旅行、精神扎根。”[11]高宝军的散文深情地描绘了陕北的老坟台、小村庄、老宅院、大槐树，描写了过年、社火的热闹习俗，讲述了童年趣事以及村里人的故事等，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幅优美醇厚的陕北风情画卷。高宝军永远眷恋着故乡陕北的山水草木，他借故乡山水书写表现了浓郁的故园之思。高宝军深情地描绘了他对故乡陕北山川草木的深厚情谊，呈现了一个宁静安详、如梦如幻的乡土世界。高宝军能听懂他的村庄发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熟悉村中的每一个乡邻，他凭着一声咳嗽、一个脚步声能辨别出是谁，一声叹息声能知道谁家发生了什么事。陕北的山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陕北的人，高宝军塑造了由亲人、亲友、乡邻等组成的乡亲人物系列。善良慈爱甚至对我有点溺爱的奶奶、勤劳而又好教训人的爷爷、勤劳能干的爸爸、善良贤惠的妈妈、严厉的姬大、勤劳的猴老汉、永远在等儿子回来招定娘、顽皮又有点狡猾的狗剩、富有传奇色彩的毛鬼神、神秘的老麻地台等。作者借用小说笔法描写人物，寥寥几笔就能见出这些人物的性格，鲜活生动，作家在这些乡亲人物身上寄寓了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友情。高宝军虽然已离开陕北多年，他对家乡的感情却越来越浓，陕北在他的笔下是一个诗意的存在，是他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

故乡不仅仅是指自己的出生之地，而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象征。故乡虽然美好却难以回去，亲情、乡情虽然浓厚也难以挽留，高宝军的散文表现了故乡难以回归的感伤与惆怅。《再回关道咀》写出了故乡难以返回的惆怅与悲哀。作者回忆了他们家搬离故乡关道咀的情景，先是弟弟一家离开了关道咀，然后是他们自己搬到了外地，最后是爸爸妈妈搬出关道咀。爸妈离开时，刮起了凄厉的大风，妈妈流着眼泪与宅子告别，与前后村的邻居话别，与自己喂养的小鸡、小黄狗、小花猫告别。当作者几十年后返回故乡时，村庄变老了，一片破败与萧条景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故乡将会越来越荒芜，作者回来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故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儿时的故乡逐渐消失在记忆中，故乡对于我已经面目全非，故乡已经成了荒芜的家园，真可谓“客舍似家家似寄”。时间既凝固了我对故乡的思念，同时也在我与故乡之间架起了一道厚厚的障壁。故乡的儿时伙伴已经苍老，乡亲们也与我没有了过去的亲密，平添了诸多隔膜，我们即使见面也没有了话题，话自然无从说起。不回故乡诗人心灵难安，回了故乡诗人心灵再不安宁。“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12]诗人回到故乡，但诗人很快发现故乡已不是自己记忆中的故乡了，故乡也难以抚慰自己的焦虑与漂泊感，作者也已经不适应故乡的生活了。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故乡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这是现代人难以避免的一种无可依附的漂泊感，传达出客子的一种莫名的无奈与沉重。这种沉重感根源于作家对于乡村、农民命运的终极关怀，对美好事物终究要消失的感叹。“由于人类远行太久了，家园的记忆已经淡漠，回去的道路也已经衰朽，我们一切的生存努力，都不过是在时间里，在天堂和尘世之间挣扎而已。”[13]《半亩闲田》充满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留在家里，不可能一直留在故乡，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然离开自己的故乡，当他远离故土时，就难免产生思乡情绪。“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14]高宝军抒发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故乡的无奈与惆怅，也表达了自己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以及自己难回故土的失落。高宝军的这些散文表现出一种感人至深的心绪，同时还隐隐传达出了时代的回响。

韩小蕙在谈到当下散文创作面临的问题时说：“我更想强调的还不是散文的艺术性问题，而是它所不能或缺的情怀和境界。自古‘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到了今日，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散文只是变成了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奉举的‘先天下’家国情怀，也变成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各色精致利己主义？此乃当今散文创作的最大短板，如能力克之，方显出山高水长，海阔天空。”[15]高宝军的散文是对他工作经历、生活体验、人生感悟的真实记录，既有对社会民生的悉心关怀，也有对藏族社会转型的切身体验以及对乡愁的诗意书写，表现出一种为国担当、为民造福的家国情怀，散发着理想的光芒。从陕北走到遥远的藏西，远离故土，乡愁是如影随形、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精神情结。无论是对西藏风情的诗意呈现，还是对西藏工作的记录，高宝军的散文都表现了一种如影随形的乡愁。更为重要的是，高宝军通过乡土书写表达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他从个人的乡愁上升到哲学文化的高度，从而探索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安放心灵的方式。八年来，他走遍了阿里地区普兰县与噶尔县所有的乡镇和村庄，走遍了大大小小的七十多个牧区，走遍了三千多户牧民家庭，走遍了普兰县与噶尔县广大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行走在茫茫戈壁上，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与他握手、招手、问候，孩子们叫叔叔、叫伯伯，群众们喊书记、喊常委，把洁白的哈达先给他。“由陕西到阿里，由援藏到调藏，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后悔。这倒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境界有多高，而是阿里这片高天厚土太感召，让我懂得什么样的人生最美丽，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在这里，我没有觉得苦，也没有觉得累，更没有觉得远，尽管也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触景生情，但更多的是已把异乡当故地的深度融入！”[1]143高宝军在阿里工作了八年，藏族群众的深情厚谊早已让高宝军把阿里当成了第二故乡。高宝军把自己的乡愁化为在藏西工作的动力，把阿里作为自己的故乡，把藏地群众作为自己的亲人与乡邻。阿里山川草木的壮美、阿里农牧民群众的厚谊，无不让他感到家的温暖。高宝军把乡愁化作对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挚爱、化作为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辛勤工作、化作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无边行走，他在阿里的无边行走中安放了自己的灵魂，实现了对乡愁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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