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2000年至2003年，刘志成在权威的《中华散文》杂志一口气推出十多篇散文，并先后在《西部文学》、《草原》、《散文选刊》、《鄂尔多斯文学》、《江南》、《视野》等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散文创作获《草原》文学奖，被选入人民文学、作家、中国青年、东方、广州等出版社的《中华散文百期百篇》、《当代散文精品2002》、《中国西部散文60篇》、《陕北风情经典》精选版本。他描写西部艰难生存的《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裸袒的渴意》、《待葬的姑娘》、《红狐》、《一条歌的河流》等散文，张扬着西部不屈的血性和精神风骨，是西部当代散文不可多得的收获，也是独标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的西部绝唱。它在天高地远的陕蒙大荒边地，亮出一道崭新的风景线，也完全奠定了刘志成在世纪之初西部青年散文家队列中第一方阵的地位与名声。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陕蒙交界一带那个北部大煤海采风时，曾在神木县城见到刘志成他们一帮当时尚在高中求学的文学青年。比之一些金言铿锵、谈锋犀利的人，我印象中的他言语朴讷，甚尔露出几分腼腆，很多时候只是在静静听别人阐说。我压根没有看出，在他过于憨厚的外貌下，竟会潜藏一种对文学艺术精卫填海般的信念和激情！原来他是属于那种锲而不舍滴水穿石之人。也是，他本来就是陕北大山里走出来的男孩，是那些只会一犁一犁勤垦耕播的陕北农人的后代……

    家境贫穷，童年就处在沉重繁忙的劳累中：放学后割草，铡草，农忙季节在田里帮大人劳作。稍大，就“盲流”一样外出“西口”，踏上了远古父辈们餐风饮露长途漂泊的道路。在鄂尔多斯高原，为养家糊口，他曾在寒风呼号的街巷蹬三轮；在建筑工地挖泥制坯；在低矮的厂房烧过锅炉；在小报社打工当编辑；在昏暗污浊的小矿井挖煤……一次隆冬上煤，被冷硬的寒风冻破了脸，煤屑嵌进肉里，至今脸上还缀留着点点黑斑。他在极为具体的劳苦、饥饿和生存困扰面前，与这块贫困土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深刻体验着人类的生存苦难，吸纳智慧力量。他一篇一篇寄来了他精心编织的他的那些感觉那些思考那些稍嫌稚嫩的“散文”。我在《延安文学》上曾先后发出过他的《燃烧的高原》等十几篇散文。记得1999年岁初，他寄来了新作《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这是一篇堪称他散文创作的“静夜功课”，当时除在《延安文学》刊载外，我还将它选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一书。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以诗意盎然的笔触，富有象征意味的宏大气势，描绘了创造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一篇充满平民气，充溢着对土地对普通人深厚感情，表现人类原始最纯朴的生存欲望生存意识的大作。抑或说它是对陕北人身上所体现的强悍民族精神的塑造。陕北北部干旱大地上的河流属于季节河，那些平日里河床裸袒、近似细流的河，在一场闷雷闪电暴雨后，立刻泥流滚滚，变得像一匹狂戾不羁的野马一样。“这时候，那河才有了真正的生命，它会在刹那间急剧膨胀，汇集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如奔腾的千军万马，骄横无度地挥杀着，翻卷着，放肆地连根拔起无数的灌木、大树，冲来上游河谷埋藏或裸露的炭块，轰隆轰隆地席卷着咆啸而下，让你紧张颤栗得透不过气来”。

    窟野河下游两岸世世代代生存的人们，正是面对这条凶悍河流，顽强地生活、创造，为了生存而与大自然抗争着，与狂野的洪流猛浪抗争着，从洪荒远古披荆斩棘一直搏斗到今天。这群“赤裸胴体”的汉子，在贫困中早已学会了背负苦难的“殉道”本领，他们守望着这条河，惊骇地窥视着也索取着激流狂澜卷来的煤块、河柴、牲畜……作者记录的全是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和蹇涩命运。生命中有辉煌壮丽，亦有惶惑、惊恐、辛酸、落寞、浩劫和哀痛，那个为捞“煤山”（特大煤块）而被狂涛吞噬掉生命的二牛即是其一。作者通过对这些普通人物命运的冷静讲述，无不在诠释着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与独到感受：“哭了笑了都在庄稼人的脸上，死了活了都在窟野河上”……荒凉河谷沉沉飘来的苍凉信天游，道尽了这片黄土地宽厚仁慈、冷竣狞砺，也冲刷着历史落下的厚厚尘埃，犹如贝克曼说的那样，“化尽了人类的沮丧与艰难。”

    应该指出，上一世纪末叶，散文创作中的那种纷乱低迷状态是毋容置疑的。要么在古纸堆里寻找心灵的慰藉，要么闲言碎语、孤影自怜，喟叹慵懒闲适，发泄纯私人化的狭小情感。消费主义、拜金浪潮中催化分娩的轻浮浅薄的“小女人散文”；萎靡骄奢的“新贵族散文”；铜锈斑驳的“商品包装散文”；无聊粗俗的“快餐散文”，遮掩了人文精神的朗朗光芒，使人类的庄严崇高精神正在消隐，受到责难。刘志成却奔马踏燕，孤傲地进行着长旅，他在自己的文字里不单真诚关注人的位置、人的处境，而且将笔毫伸入民族文化之本之源，对地域文化所具有的深层寓意世界开始探寻，凝沉地感悟陕蒙之交这块古老悠久土地上浸润的英雄气息──这就是陕北高原，他的真性情与灵泉涌动的生命厚土！所以，苦难意识、生存意识、文化意识、生命意识和体验，是他的散文创作与众不同的极灿烂的亮点。他的《一条歌的河流》昭示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传承。读者被他引领进一片艺术天地中，那黄土山沟破旧窑洞里朴素悠扬的民歌撩人心弦，若天籁之美，使人热血贲涨。

关于体验，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关于战争文学》中有这样一段话：“作家应该忠实于自己的体验，正直而诚实，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该比实际的事物更真实，这样，人们才可以从中得到宝贵的启迪。”我的理解，它是指作家真实感觉到的、同时深刻思考过滤后的一种东西。古人所谓的“漠月多诗兴，塞雪入画图”，其实也正是这样体验而得之的东西。中国西部陕蒙黄河流域的原生态民歌是我们民族根源文化的一部分，是北亚草原游牧浪漫文化和中原含蓄敦厚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交融碰撞的结果。它所特有的那种高亢低回、苍凉悠远、沁人心脾、情深至骨的原汁，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不难想象，自古来多民族杂居的陕北边关，迁徙、移民、屯垦、戍边、塞卒、征夫、贬官，囚犯流放之地，虏掠归附的异族……挟风裹霜，醉卧沙场，当时这些遥远荒凉边关的族类，是怎样眺望故乡，思念亲人！无奈颓唐中便邀三五好友，弄弦浇愁。这一份洒脱豪爽怆然寂寥，谁能比得了呢！刘志成正是得力于对陕北这块土地人文历史背景的感悟，对这里远古以来残酷战争造成的太多的伤悲酸辛理解，才耸起了那座座光秃山梁上令人心仪的浑厚辽远，耸起了陕北人卓厉风发的精神文化骨架。他的那一条河流上的古老歌谣是多么耐读耐嚼呀！中国古代的美学诗学概念中讲究趣味，有人甚至曾把诗意、情趣、哲理说成艺术散文的三要素。稽康称道“高情远趣”，向秀呼吁“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汤显祖认为“趣是人性的自然要求，是人的生命表现”。刘志成在他的许多散文篇什里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才、学、识、趣笔墨渲染，慧黠俚语荡流性灵，诙谐戏谑中张扬出陕北这块土地上浓郁多彩的人情味，及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欣喜欢乐。它如沟壑山川生长的沉甸甸的高粱穗子一样，饱含着自然的芳香；如陕北朴素的土窑洞一样，本身已演义成一种质朴纯正的历史经典。读之岂能不会有一种缱绻于怀的陶醉呢！

别林斯基在《1845年的“流星”》中写道：“要想做一个诗人，不需要那些炫耀自己的琐屑的意愿，不需要那些无所事事的幻想的梦，陈腐的感情和华丽的忧郁，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共鸣。”宽容点说，这段话虽偏颇了些，但是他提出的现实生活问题和生命向度追求，还是值得肯定的。自然，“关注现实”不是趋附时尚，将“文以载道”拖入过去那种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官本位文化，也不是当今的另一个极端“文以悦人”的商本位文化。而是要求我们既拥抱“自我”，建构自己独特而宏大的艺术精神世界；也要拥抱伟大的历史进程，关注当代新旧撞击复杂多变的现状，关注那些依然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群体”，走进这些穷人、弱者、不幸者的行列。刘志成散文的“载道”（估且就借用“载道”）正是首先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文终极价值的肯定，它是一种普世意识，也是一种批判意识（批判的精神也是“载道”）。由此，他人亦庄重，文亦庄重。我并不苟同一些评论中对他含糊其辞的定义：“纯粹的精神化写作使刘志成常游离在现实之外。”我认为，他与那些自我标榜纯粹精神写作、实则浮躁、功利、纯私人化的“另类”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散文，包括《遥远的秃尾河》、《永远的阳光》及散文集《边地罹忧》，都报有一种悲天怜人的善良情怀。他忠诚于人道主义理想，以近似童真的目光打量着弱势群体，冷艳的笔触流淌着沁人的暖意，闪烁着忧郁凝沉的美韵。他在忍受着痛苦而创造着大美。他不会去写迎合中产阶级的“小时代文学。”他的散文一直在寻找新的美学突破。他是时刻关注灵魂倾听灵魂声音的现代人。他渴望彪炳自己的文化人格，在人类现实生存的旷地上，建筑自己的艺术世界，走向生命意义的不断超越。

    《待葬的姑娘》，即是他此类作品独运匠心的一篇，也是受到众多评论家推崇的一篇。我觉得这篇散文最可贵之处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反叛和挑战的勇气。

这是为一位“待葬”的女孩送别的凄惨挽歌！荒凉山庄破旧土窑洞里拴着这个用四千块钱买来的瘫痪瘦弱的哑巴女孩，她将给十六年前就死去的一个男人“弥婚”。还没有死去的她，被每日送餐养着。无疑，那股乖戾、愚蠢、贪婪、邪恶的强大势力已完全主宰了她柔弱的命运，在她苟且活着的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孤零零的生命只与小老鼠、苍蝇和龌龊浑浊伴陪……作者在描写送饭的二拴厌恶地一脚踩死了小老鼠后，以冷静沉着的笔调这样来书写那种悲哀：“二拴踏下去的那一声脆响，勾去了女孩的目光。此时，我看见女孩的眼睫毛上浮起了丝丝缕缕的忧伤，随即有两点清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嗬嗬声，艰难的将手抬起来，一点一点探向了死鼠……一刹那，我恍然悟出女孩在那半年多的岑寂里，是那些小老鼠在陪着她。我蹲了下来，在泪雨掩面中将死鼠从干草中拣了出来，塞在了女孩手里。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女孩在弥留日子里破碎的凄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痛和人性的那种丑恶一点一点地蚕食掉她脆弱的梦想。”

    读之，令人振聋发聩，令人窒息，也给人一种强大震撼力。读这样的文章，你不能不折服于作者对生命的深邃洞察，不能不被他直指心灵的毫无掩饰的语言所灼疼。作者对强大世俗势力下被凌辱的可怜生命，流露出深切同情；对那种麻木、平和、敦厚包装在背后的祸心和残忍，表达出鄙夷鞭笞，他用最真诚的诉说，抑或更准确的说是心灵愤怒的呐喊，把我们拉回到人性最原始的感动。

    虽然这种犹如思想者的痛苦的声音，很难唤醒在物欲里沉浮的芸芸众生。因为这种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陈旧的“弥婚”意识，许久来已在这块土地上死灰复燃，可怕地蔓延，似一张黑洞洞的大网，无时不在吞噬自由活泼的生命。

    值得指出，当代中国文学，早已对道德上的淳朴和善良这些美好的东西漠然视之。许久来张扬无度的“阶级”、“斗争”左倾思想，恶劣的道德扼杀环境早已破坏了人们对善的感受力，使人的心灵对怜悯、同情——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要素产生根本动摇。而目下拜金主义浪潮中，一些人又不能自拔的陷入追逐物质，轻视精神，肉体放纵，灵魂萎顿的泥淖。刘志成却是清醒的，他的这篇散文，对丑和恶、对人的阴暗心理、卑鄙欲望、粗俗举止作了触目惊心的展示和“问天”式的诘问。沉重的道德情感由内蕴而扩张，焕发出人性的凝重而坚韧的泽光。诚如他在《雪祭》一诗中写的：“是谁让如花的女孩成为葬品，拎着戾气的乡亲们，透着麻木的乡亲们，你们的纯朴与坦诚，在谁的心里库存?你们的泪水和厄运，又在谁的掌上翻涌？我的泣血的乡亲们啊！”

    联想到《待葬的姑娘》结尾，“我”一拳捅在二拴脸上的那一声巨大声响，我们不难从这狂烈不羁的情绪中，窥见作者希冀重铸国民灵魂、重建民族性格的宽广胸襟。

    深刻的体悟生命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刘志成散文所表现的广泛内容，也是他散文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刘志成是位大自然的崇拜者、热爱者，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就在陕北北部与内蒙交叉地带——地理位置上的鄂尔多斯高原。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因其居于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这两种经济形态接壤之处，它的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深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相依相附之中。鄂尔多斯大地培育了他对大自然的亲切感情，也赋予了他高原一样的广阔气概。曾经，我们把有限的、短暂的、表象的繁荣建立在对自然生态的无情毁坏上。当上一世纪中期利奥勃德、卡逊这些学者、思想家争取“荒野”立法，把关系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态当作一种意识，一种观念，一种伦理，一种思想，而在竭力传播时，我们正处在狂热无羁的战天斗地中，陷入“征服大自然”狭隘小天地而不能自拔。这种可怕的巨大惯性至今延续。只是到了现在人们才开始真正反思“人是自然万物的主宰”错误理念，呼唤“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待、相处，人对自然生态的珍惜和尊崇。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文学应该符合它的一种感性形式和形象”。刘志成编织的这类散文善于捕捉那些苍凉悲壮的西部意象语汇：荒原，草地，古域，塞关，漠月，朔雪，裸坦河床，萧瑟沙蒿，孤雁，苍鹰……或冷峻峭拔，或沉郁凝重，或粗犷豪放，或深美宏约，或飘洒俊逸，字里行间，都充满他对大自然由衷的礼赞和热情呵护。即使你不细读他那些散文的内容，也足可以从他笔下的这些尤物感受到作者崇尚自然的感情有多强烈。

    《裸坦的渴意》、《沙柳，葳蕤在生命的高地上》，《行进毛乌素》、《红狐》，就是这样折射出纯正经典气息的作品，也是他守望在西部岑寂苍茫大地上的生命之歌。当许多人重蹈旧辙去歌唱陕蒙鄂尔多斯高原亘古大煤海，赞美“盛世”家乡富庶美好的时候，刘志成缘于鄂尔多斯高原生态的严峻现实，却在思考着这里恶劣的生存危机。他的这些充满真诚的裸坦渴意，在那些华丽虚飘的“美文”面前，独怆然而涕下，发出时代标记式的沉重悠长慨叹。

    堪称作者代表作的那篇《裸坦的渴意》，记录了作者一路从草地沿乌兰木伦河南下的见闻。其意韵庄重而隽永，文脉曲折而流畅，格调高远而深邃。许久没下一场透雨了，农田一块一块荒着。风沙裹挟的岁月，什么时候已使这里梁峁丘塬荒秃、河谷沟涧赤裸！随着文本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镜头，我们的眼前掠过一片荒凉景象：干旱闷热的七月；赤球似的太阳；枯死的树枝；开裂豁口的土地；布满椭圆形鹅卵石的河道；河床遗弃的扒过皮的羊尸；拉煤车扬起的煤屑尘埃；筑路挖掘机轰隆隆挖开挡道的苗圃；瘦骨嶙峋的羊子疯狂追着拉水车的粗重喘息声，衣衫沾满泥浆的找水农人……即使往昔碧波粼粼的海子，湖淖，也沦落的不堪入目：“湖水一片昏黑，红黄色的水虱子密密麻麻拥挤在湖岸浸入水中的石壁上。几股浓稠的工业排污水正泻入湖中，空气中弥漫着奇臭的味儿。嵌入泥浆的破酒瓶和白色塑料袋随处可见。蚊蝇在我的双目与天空之间嗡嗡飞舞，绵延了整个湖面。”

    深沉，宏远，敏锐，逼真。作者勾勒出的每一幅画屏，都在向人们展示着一种魅力。在浸满悲怆与压抑中揉进了作者沉重若箴言般的理性思考，泱泱流动着刻骨铭心的忧患和无奈。作者对盲目而非科学发展的“文明”有一种本能的拒绝。在他看来，这样的盲目轻率发展，毁灭着原始诗意生活，消解着人的精神意志。也许，作者把他的整个生命交给了那片干渴的荒野，荒野干旱的灾难便成了压在他心头的永远无法推卸的磐石。他也才会以如此悲放的眼神眺望，记忆中一再出现蓝天绿水，花的草野，油光水亮的树叶——一幅幅幻景，分明闪烁着拯救自然生命的炫亮色彩：作者渴望回归那种澄明的和谐的诗意的自然世界，回归精神的故乡。

同样，《走进毛乌素》也是一篇境界宏阔的大气散文。他目掠漫无边际混混沌沌的毛乌素沙漠，似古原长风徐徐荡开一个历史的话题。1500年前，这里林木葱郁野草茂盛，还是一片“临广泽而带清凉”的优美之地；700年前，大片森林虽消失，却依然水草丰美青翠绵延。正是战争，屯垦，大批内地饥民落荒逃命涌来，无限度的砍伐，拓耕，逐渐使这里荒芜，在风雨沧桑中变成了一片可怖的沙海。在对历史文化的追溯与颂扬中，作者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的范畴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行径进行了犀利的谴责，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悟自然，在“返璞归真”中发出天籁一样的自然之声。

    刘志成曾长久的生活在底层，生活在大漠边缘的村庄。告别山村挤进城市逼仄和狭窄的街巷，钢筋水泥封闭的楼丛，人与人之间的冷淡与隔膜，在若隐若现中遮蔽和销毁着人类与自然息息相依的关系。他感到这种生存的困惑，便常不能自禁地产生一种远离自然的失落，沉郁。他那篇《沙柳，葳蕤在生命的高地上》表述的便是这样一种情态。要不，怎么在远离故乡多年后第一眼瞥见沙柳，会一下子沉醉，血液里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亢奋呢?毛乌素边地的普通沙柳,这些天地之根被他写得生机蓬勃，威武昂扬，赋上了一种男人一样壮美的形态。“极目远望，大片大片鹅黄的、闪光的、像鸡蛋清嫩弱的绿，滚动在丘间，一直连绵向遥远。这些摇曳的灌木枝条浓密厚积，虽不如南国的绿那么致秀，那么滋润，但生命内在力蓬勃着呢！”在作者心目中，这些平凡朴素又顽强坚韧的沙柳，是他生命的摇篮，在他生长的道路上给他无限的陶冶与恩惠，如同灵魂的色泽：沙柳搭盖土屋，煮饭暖炕。农家用的簸箕、笸箩、筐子、木连枷、扫帚及储存玉米的粮仓，厨室的篾篮、笊篱都是由它编就。它还能编织成果盘、纸篓、柜饰边、屏风等精巧美观的柳制工艺品。更不用提那一枝早春鸣响在乡村孩子们耳边的柳笛儿了……

    正是沙柳的这种生态价值，无私馈赠，常抚摩他流浪逡巡中的疲惫躯体，给予他蕤蕤然然的人格质量，使他心灵深处的那片绿荫永远散发着浓郁的大自然芬芳。

乡间民众的生活总是有着更多的人性。这里，作家将自然、人生、艺术三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将过去、现在重叠纷呈，交织在一起，如一曲悠远的歌谣，曲尽而意不断。晚清文学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兴而出，无矫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可以说，作者笔下的沙柳已超越了形而下的本体，成为一种回归自然文化的精神象征，成为一种人类品格的崇高寄托。

    许多评论家在论及刘志成的散文创作时，都提到了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怀念红狐》。世纪之初《中华散文》杂志发出它时，《散文选刊》等全国十多家报刊争相转载，足可见它所受重视的程度。青年诗人北城就说过：“《怀念红狐》更像一篇21世纪神秘的寓言式散文。”《怀念红狐》确是一篇具有寓言特色的好散文，它构思奇妙，剪裁精致，笔法新颖，不落窠臼。“寓言”式散文，那是寄托或隐含人类共有的精深思想博大情感的东西，它的寓意价值，旨在引领人们跨越封闭“地域”走向与整个人类命运契合的生命高度，向人们展示出一种旷远持久的魅力。那么，作者是如何力图用“寓言”散文这种形式传达出他平等地善待世界万物，亲和每一个生命的审美情趣和自然文化见解呢？

    那个夏日的夜晚，那只红狐叼走了家中那只肥大的花母鸡。原本打算是要卖了它给娃娃攒学费的。于是人、狐便结下了怨恨的芥蒂。没想到在山梁上锄地时，偶尔发现在沙圪坨硬地上的红狐巢穴。狐皮是贵族、金钱的象征，要是卖了，足够好几年的学费哩！于是，父亲与我最后挖到了四只毛绒绒的狐崽。

    围绕着父子刨挖红狐洞穴起，作者用文采灿然之笔，把一只本来普通的红狐写得神情兼具，栩栩如生：“红狐见我们用小锄往外扒土，长嗥着蹲在十多步外，双眼流下泪来，乞求地望着我们。”当用布衫襟子捧着挖出的小狐崽回家时，“红狐一路尾随着我们，凄凉地干嚎着。”而那个月光朗朗的半夜，红狐找上门来长嗥着立在门扇前，用爪不停地挖门的形象，更是被描绘得楚楚可人：“我跳下地，拉开门，狐退到了院中，哀鸣着俯下前腿。我发现红狐已比那日见时瘦了许多，双目黯然无神，表情呆滞地望着我们，眼角隐隐有泪痕……很多年后，红狐哀痛的嚎叫声还清晰地回响在我耳边，轻轻地触到了我的记忆，让我伤怀不已。”

    作者拟人化表现手段，象征艺术形式的渲染，产生了动人心弦的抒情力量。它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里老麻雀为呵护小麻雀奋不顾身与庞然大物猎狗搏斗，有同工异曲之妙，他完全把动物人格化了，也沟通了人与狐的世界。（一家人最后放归狐崽，由红狐衔着去了。何况，它本来是为奶狐崽才来偷鸡的）“物性”“人性”交融的艺术境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读来让人感叹不已。只有这时，当我们像法国散文家卢梭一样怀着崇尚自然的纯洁童心，“返回到自然中去”时，大自然万物便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富有灵性的、充满活力的生命。本来，狐是人类的近邻。狐曾与人类在久远年代以来就长相厮守。尽管狐在饥饿危胁的日子也常会跑进村庄偷走人家的一只鸡一只兔的，可在人类残暴而无休止的围追猎杀，今天许多地方已无狐的日子里，人们回忆往昔，是多么怀念那些有狐的日子啊。

    对“物”的爱怜和同情，也是对生命意义的呼唤。在这篇散文的尾声，作家笔锋一转写到：“我曾试着将那份感动讲给一些城里朋友分享，但他们一脸的漠然，反揶揄我是艳遇了《聊斋》里的狐女了。一股悲哀突然袭击了我，我知道一种东西在生活中已经丢失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决不是作者兴之使然随便敷衍的一句，而是羚羊挂角之神来之笔！它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饱含着血泪，掩藏着作者巨大的哀痛：在今日商潮卷袭中，人们关心的是钞票和享乐，人格早已沦为侏儒，谁还会来体悟生命的伟大意义，去想什么狐与不狐的事呢！

    刘志成是一位内蕴着高原精神的作家。一本散文集《边地罹忧》，构成了刘志成散文的普遍面貌：对文学艺术清洁的精神和神圣的求索，苍凉、热烈、恢宏、大气的艺术风格。

    刘志成爱陕北黄土地，爱鄂尔多斯高原。他执著地守望着这一片“边地”，“罹忧”她的命运。在他笔下，这里是丰富多彩、广袤辽阔的大边地（大陕北、大鄂尔多斯），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文化符号。这一片边地的天文地理，人情百态，都会于其心，应于其手，成于其文，通向壮美灿烂之途！他背负着思想的行囊，僭越雷池，僭越过西部散文的那道大坂，迈向超越。读他的《裸坦的渴意》，读他的《行进毛乌素》，读他的《响彻高地上的大音》、《怀念红狐》，等等，浑厚凝沉之气概都无不充溢于字里行间，而这一切又都是以诗情、神性和抒情品质一脉贯穿的。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刘志成散文中浓郁的人文精神、自然文化精神，岂止是陕蒙边地鄂尔多斯高原的，它也是全中华的。

    当然也不是说他的散文篇篇都是“珠玑”，就这本《边地罹忧》中所选作品来说，《祭奠白鸭》、《蓝湖泊白湖泊》就给人一种单薄轻飘之感，除过语言的花哨，并没有负荷多少有价值意义的内容。另外，在散文篇什中辑古钓陈，发历史幽思，通过对神话、传说、史料记载及残垣断壁等人文景观的表现来感叹思考，本无什么可质疑的。诚如作者所说“我热辣辣的目光在山中积淀的历史文化中穿巡”。只是他的一些“穿巡”，往往铺排过甚，紊乱繁杂，给人扑朔迷离云里雾里之印象。以《驼峰上的黄昏》为例，大段大段的臆想宏论，多与驼峰无关，文脉飘忽，意脉不时被割断，以至最后读者也未能领略出驼峰山黄昏的那道“独特风景”。其实，一篇散文并不是非要把个什么历史写透，它并不承担这样的使命。散文至美至纯的质核是它诗意的感觉，诗意的思考，是那些最能窥见作者性情的文字。德国杰出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曾说过：“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没有诗意的”。著名文艺批评家维·奥尔德也曾精湛指出：“严格说来，艺术家的任务根本不是要揭示事物的什么特征，而是要对人的心灵做某些有价值的贡献”。可以说，刘志成一些散文篇什中的误区，正是目下一大批所谓“仿余式”文化大散文的误区。

    这样说，并不影响刘志成散文创作整体的雄放、厚重、凝沉的艺术特点和美学价值。无疑，他的这些散文是当今散文中的伟物。他的散文中闪烁的强大生命力锋芒，现代意识锋芒，崭新的审美意识锋芒，像东升的旭日霞光正染亮陕蒙边地那道遥远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