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到了。我一鼓作气做完了家庭作业，剩下的一个多月便是神仙的日子。下河摸鱼、游泳、下军棋……

一日，父亲说：“你整天闲着，要不跟华学下二胡？”“学二胡？好难吧？”我怔怔地望着父亲，感觉有些突然。父亲说：“华是瞎子，都会二胡，你上了学还学不会？”我一想，似乎也是。

华是我家宗亲，年长我一轮有余，我管他叫哥，至于他全名叫什么，我从来不晓得。村里人当面叫他华，背地里却叫他瞎子华。村里好几个男人的名字带华的，也许这样叫便于区分。

他什么时候瞎的？又是怎么瞎的？我一概不知。他从未进过学堂的门，但二胡拉得很好，在村里几个会拉二胡的老乡中有口皆碑。村里唱戏，需要伴奏，两个拉二胡的，一个敲锣的，一个打鼓的，华每次都出场。他拉二胡时如痴如醉，摇头晃脑，仿佛看得见光明。

一天下午，我决定到华那里学二胡。我们两家靠着主街，相距仅有五六十步远。

“哥，我来学二胡。”我到的时候，华正站在家门口。我仰头望着他，提高嗓门叫了一声。“嗯。来啦？你把两张凳子端过来。”他指指堂屋。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这是我头一次近距离看华。他长得很英俊，头发剃得很短，只可惜双眼塌了下去。

华先拉了一首《东方红》。公社的广播站每天一早就放这首歌。他拉二胡很投入，偶尔微笑一下。接着，他演示——怎么拉哆唻咪发，怎么拉索拉西。我静静地看着，一遍、两遍、三遍。他把二胡递给我：“你来试试。”我接过二胡，放到腿上，慢慢拉了几下，声音跑调。华说：“别急，慢慢来。”整个下午，我就学会了“东方红，太阳升”一小段。

当年小学有音乐课，歌词抄在黑板上，老师教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但从不教简谱。我看着横七竖八的音符就发晕。

翌日下午，我继续去华家里。没想到仅过了一夜就打了对折，只会拉“东方红”，后面的“太阳升”不会拉。练了半天，重新掌握了，又学了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第三天，“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又不会拉了。

烈日当空，我们坐在堂屋的天井旁，打着赤膊。空气是燥热的，我也是燥热的。我说：“哥，我记不住，不学算了。”华轻言道：“你学习成绩好，还学不会？不用心吧？随你哟。”

我如释重负地回了家。原本担心父亲会责怪我，他因忙着参加队里的“双抢”，把这事丢脑壳后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街上常遇见华。他拄着拐杖，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也许村里的路走得久了，每条街巷的宽窄和长短都记在他心里。走到十字路口，不偏不倚拐弯。邻居们见了，忍不住赞叹：“瞎子华厉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年冬天，在亲戚们的撮合下，华娶了一门亲。老婆是外村的，矮胖，口齿不清，但生火做饭、养猪无所不会。也记得住人，懂得乡下的习俗。我叫她一声“嫂。”她便会意地笑笑。

我外出求学几年，据说华为了减轻父母负担，经常外出讨生计，近处步行，远处则乘坐班车。卖票的女人见他是残疾人，从不收钱。他在城里的车站、饭店拉二胡，好心人或给个馒头，或给几分几角钱。几年过去，他有了一儿一女。女儿聪明伶俐，稍微长大后，他再外出时便把女儿带在身边。

我在城里安家乐业后，很少见到华了，连他何时过世的也不知道。若干年来，我春节返乡走亲戚，必看望他的老婆和儿女，直到他老婆过世，儿女成人。

我有一张二胡独奏CD，其中有瞎子阿炳的《二泉印月》。播放曲子时，常想起华。瞎子华是我们村的“阿炳”。不同的是，阿炳无儿无女，华有后代。他的儿女现在叫我“叔”，儿子进城务工，女儿成家后在村里的山泉水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