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缺陷

    美国作家麦德维杰夫在《赫鲁晓夫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苏共“十二大”之后，赫鲁晓夫出席过不少党的积极分子集会。在会上，他采取了知耻近乎勇的态度，总是承认自己以往确实目睹并知悉斯大林时期犯下的许多错误行为，然而又出于恐惧不敢站出来表示异议。

    有一次集会，他接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干什么去了，怎么竟然允许在我国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呢？”赫鲁晓夫念完后，厉声发问：“这张没署名的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接着，他又重复一遍，但写纸条的人还是没有站起来。

    于是，赫鲁晓夫说：“写条子的人害怕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站起来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害怕呀。”

    赫鲁晓夫的坦率，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现象：人类普遍存在某种怯懦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蒙田称之为“天生的缺点和瑕疵。”按着现代精神分析大师的说法，没有任何情感会比怯懦更使我们手足无措。

    假如我们有时间，读一读布尔加科夫的传世名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对于人自身根深蒂固又难以祛除的怯懦，或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这部长篇小说把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描绘得既缠绵悱恻，又真挚感人，读者朋友们最好自个儿去细细品味。我感兴趣的是，书中插入了《圣经》耶稣蒙难的悲剧，对罗马总督彼拉多这个原型作了全新的艺术处理，使他从《圣经》或历史中超逸出来，负载更深刻的人性意识，令人掩卷沉思。

    作为屡建战功深得宫廷赏识的犹太总督，无论就身份地位还是他的沙场经历来说，他身上似乎不存在什么怯懦，但布尔加科夫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挖掘，向我们揭示出怯懦的深层次涵义。

    比拉多是个残暴、刚愎自用的武官，但尚存一些良知。他了解义人耶稣精通医术，也清楚义人无辜，本想释放被犹大出卖的耶稣，但又不敢违抗地方宗教当局的意图。由此，在总督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残酷性与个人良心的夹缝里痛苦挣扎的他便寄希望于耶稣本人。因为彼拉多根据自己的人生哲学断定，耶稣也可能为了免于一死而撒谎，于是他不断地暗示耶稣，只要不承认对犹大讲过的话就行。可当看到义人忠于自己的信仰，选择讲真话时，他的胆怯心理就暴露了出来。即使如此，彼拉多仍不甘心让“流义人血之罪”落到自己头上，以至三次询问大司祭到底要释放谁。其目的无非是想推卸“流义人血”的责任。

    最后，死刑已经执行，彼拉多后悔不迭，深深的悔恨竟然让他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不言而喻，所谓今天执行的死刑判决，乃是个彻头彻尾的误会——看，哲人不是走在我身旁吗？”彼拉多想到耶稣所说的“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怕的一种”的话，感到正是这种可怕的缺陷在自己身上占了上风——他害怕为了一个流浪人的生命而断送自己的总督前程。他明白善于治病救人的耶稣正在永远地逝去，而自己那可怕的、剧烈的偏头痛从此便无人医治了。

    不单如此，他还感到自己的良心再也找不到避风港了。他痛苦地对手下的人说：“即使深夜，即使在这月光下，我也不得安宁！啊，诸位神明！……”

是的，多少人，因为一时怯懦而贻害终身；又有多少人，由于自己的怯懦而给他人带来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蒙田在《随笔集》中谈到，在他生活的十六世纪的法国，对于怯懦行为的惩罚通常是当众羞辱。逃兵不再依希腊古法处死，而是令他们穿上女人衣袍在广场中央罚坐三天。目的是指望羞愧使逃兵恢复勇气，重上战场。据说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与其让人流血，不如让人脸红。

    布尔加科夫对彼拉多这个人物的再创造发展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没有复述《圣经》的故事，让彼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了事，而是叫他不断反省自己的怯懦造成的罪恶，这种反省不仅折磨他的肉体，而且惩罚他的灵魂。

    将近两千年了，彼拉多一直坐在一个石平台上。然而，每当满月来临时，他就睡不着，为失眠所苦。满月不仅折磨他，还折磨他忠实的卫士——一只狗。他总在自言自语着同一件事，说他即使在月光下也不得安宁……

    因为一时的怯懦而付出两千年的良心折磨，虽说罪有应得，但无论如何是有些残酷的，也是意蕴深长的。到了全书最后一章，富于怜悯和宽恕精神的作者不忍心让彼拉多再那样下去了，他借主人公大师之口，朝坐在荒凉的秃石上耽于沉思的彼拉多高喊：“你解脱了，解脱了……”

    于是，小说主旨上升到新的高度，如同一部交响曲流淌一段华彩乐章，出现一幅富有浓郁象征意义又叫人回味无穷的画面：

    群山把大师的喊声化作惊雷，而惊雷又震得地裂山崩。刹那间，荒山野岭显露出一座广袤的城市和无数灯火，城市上空有一群金色偶像俯瞰着全城。一条月光之路延伸而来，两千年来不得安宁的彼拉多从混沌中惊醒，紧跟着他的狗急急追随被他处死但获永生的耶稣而去。

寻找格林先生

    朋友说我的一个短篇颇有索尔·贝娄味儿，于是拿了索引背上背篓到图书馆寻找索尔·贝娄，寻找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受害者》、《雨王汉德森》和《洪堡的礼物》，结果寻找到了《寻找格林先生》。

    很好，且让我们跟随索尔·贝娄——不，是跟随在黑人区为格林先生送救济金支票的格里布先生寻找格林先生。

    我们初步感兴趣的是，格里布寻找的格林是个什么人。然而，除了格林这个名字本身没有任何其他资料。职业、年龄、身材、长相等等均不清楚。是不是个残废或痨病鬼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假如知道这些，格里布先生的工作便会简单得多轻松得多。而假使格里布的工作简单轻松又顺利，我们也就不会这般兴趣盎然了。可怜的格里布穿街过巷四处奔波，所得毫无结果。人们不认识格林先生，没有谁听说过格林这么个先生。格里布碰见的或询问的人大都麻木不仁，态度生疏、冷漠，甚至仇视。

    至此，我们的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格林先生究竟在哪？格里布找得到格林先生么？显然，答案不一定，多种可能性。格里布先生无疑是个聪明而灵敏的人，并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寻不着格林先生，那么，退而求其次——格林太太吧。

    “你是格林太太吗？”

    “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想知道？”

     现在，不但格林先生，而且格林太太都仿佛没指望了。可格里布先生寻找的时间过于长久了，到处碰壁，筋疲力竭，也十分苦恼，况且他还有好几张支票要送出手，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格林先生身上。我们的兴趣愈加强烈，但同时也泛上一股不负责的同情心：行啦，格里布先生，别再浪费时间，把支票随便给哪个穷人算了。

    索尔·贝娄——格里布先生似乎听见了我们的合理化建议，他在一种近乎绝望的情境中将支票交给那个酗酒而赤裸的女人。当然，心存最后一线侥幸：“但是，你是格林太太吗？”可女人拿着支票上了楼。格里布明白事情已不可挽回，顺手推舟，将错就错。得了吧，管她是不是格林太太呢？找到格林怎么样？找不到格林又怎么样？一切全不重要。一切都没有关系。不知怎的，格里布居然毫无根据地产生一种高兴的感觉，相信他是可以找到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自然不能表示同意。我们认为，格里布未免有点盲目乐观，主观愿望良好却徒劳。分歧归分歧，但在实质问题上，我们和格里布和索尔·贝娄达成共识：对寻找格林先生失去信心和兴趣，代之而来的是另一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在这儿，格林仅是个符号，一个抽象的象征符号。是否确有其人，自始至终是个谜，不可破译，也用不着去破译，何苦枉费精神？职是之故，我们能够理解格里布尚属善意的埋怨：你光有一个名字，凭这个名字又找不到你，那么你有名字又有什么用？它不代表任何东西。他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要代表。

    世界上有不代表任何东西的人存在吗？这种人可以找到吗？找找看是可以的，找是绝找不到的，找到的就已经不是要找的了。格里布不是仅仅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格林太太”么？而我们背着背篓随索尔·贝娄在大街小巷白转一遭，我们的期待步步落空。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我们并非完全浪费时间，我们找到一个无比真实又无比残酷的启示：

    我们永远在寻找，我们永远找不到，而找到的绝不是我们所要找的东西——我们将失去和正在失去寻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