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中的乡愁如同发酵的面团，终于爆发。鼓鼓的，痒痒的，如同一种昆虫触摸着我的神经线。

耳朵是人的感知器官，许多乡愁都是通过它在脑海中留下了永久记忆。

年少的我清晨还躺在土炕上睡眼惺忪的时候，就听到锅灶里的风箱“呼哒呼哒”有节奏地唱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母亲在做早饭了。风箱使用时传出的声音虽说很有节奏，但不是太美，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愿意听到风箱劳作的声音。因为它的声音响起，就快饭吃了。到12岁时，我还体验了独立拉梧桐木风箱烧火蒸年糕的活儿。风箱拉得越快，风越大，锅灶里火势就越旺，那次，与风箱结识，过了一把瘾，耳中留下了风箱的不同声音。

我在村里读书的时候还是小学五年制，村小实行复式教学，两个教室。那时学校还没有铁铃，作息时间都是靠一个小小电镀的白铁哨子来指挥，哨声响三声，上课。响两声，下课。当时的吹哨人是班长，他把织网的尼龙绳系着铁哨子挂在脖子上。我们十几个小朋友时时刻刻听从于这个“哨子”的。就读四年级那个暑假早晨，忽然，哨声在大街上响起。哨声响起不寻常，哨声就是我们集合信号。我顾不得跟其他小朋友玩，穿着背心、短裤小跑着赶到教室，原来是学校组织学生帮着生产小队复收小麦拣麦穗。这次活动很有趣，尽管热点，可我们品尝了“粒粒皆辛苦”的滋味，活动结束后，小队长奖励我们每人一支带橡皮的铅笔，直到初中我还保留着那支墨绿色的它。

哨声，一直陪伴我走过五年的时光。

耳朵里的乡愁还记得那个赊小鸡人的声音：赊——小——鸡——啦！一个中年男子黑黝黝的长脸，口里含着用过期的日历纸卷的老旱烟，肩上挑着竹藤编制的矮挑篓，里面咿咿呀呀的雏鸡拥挤在一起。母亲在门前赊了8只小鸡，公鸡2只，母鸡6只。说是公鸡过年炖鸡冻，母鸡留着下蛋。小鸡长得很快，不长时间就下蛋了。母亲先是积攒了一些，淹成咸鸡蛋，说是蔬菜不接济了，可用它就饭。这个时候，我正在读初中，中午在学校吃饭，我拿的就是窝窝头和咸鸡蛋。那咸鸡蛋打开之后，微微溢出芳香的黄油，让同学们着实羡慕了一阵子。

耳朵里的乡愁娓娓讲着说书人的故事。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放电影是活跃村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可我们这个小村一年到头最多能来放3次，少得可怜。不过，多亏有几对说书人时常来弥补这个短缺。说起来，说书人说的故事比不上电影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可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那年初春，昨暖还寒，村里来了一对说书的盲人，村里安排农户招待晚饭后，准备还是在大队4间办公室里说书。结果，这次村民们来得格外多，屋内挤满人，室外还有好多人。说书人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不顾寒气侵蚀，毅然决定搬到室外，一连有声有色地说了《西游记》里的《三调芭蕉扇》；《三国演义》里的《孔明借箭》，最后，在村民的要求下还补了一段《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从头至尾我一直听了一个半小时，体会到了读书多的好处，读书多就懂事多。多年以后，还是念念不忘。现在回想起来，说书人的水平，尽管不如后来刘兰芳播讲的《杨家将》《岳飞传》水平高，但仍不失魅力所在。

耳中乡愁最让我不能忘的事是年终生产小队“开支”的场面。“开支”，就是生产小队把全年收入按社员挣的总工分数折合成具体钱数分发给社员。当时男劳力一天挣9分，早上出工加2分。妇女，一天挣7分，早晨出工加1分或者1.5分。每年一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生产小队的记工屋里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家家户户都来了主事人，有的还带了孩子来助兴。生产队长按记工表上人员排列，依次喊着前来领钱：家吉（谐音）3口家，挣得总共分3630分，每个工分1角1分钱，应该领399.3元钱……家吉从会计手中接过厚厚的一大叠10元为主的纸币，脸上乐开了花，自己知道，这是自己两口子一年的辛苦钱，也是来年的养家糊口钱。我在现场，越听越有趣，本来父亲早早拿到了开支钱，可我不想早离开，一直听着生产队长逐个社员名字叫完了，大体就知道了谁家开支最多，才意犹未尽地离开现场回家。

耳朵里的乡愁多得数不过来，父母的叫喊声，老师的执教声，家禽家畜的叫唤声，村里戏班子的锣鼓声，村里扬水站495柴油机的负载声……它们一一刻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的心田上。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