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认为文学的语言应该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美国的利昂·塞米利安也表达过相似的意见：“如果仅仅依靠词典的那些意义，作家思想的情感中一些微妙的东西以及其他很多具有生活意义的细节就可能无法予以表达。”对何谓文学语言的认识甚至还不至于此，它同时应该成为作家的印章。活伦·贝克曾列举了许多项特点来谈威廉·福克纳的文体风格，他说：“譬如，词语的重复往往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可是，福克纳的重复用词却可能是他主题结构的合理副产品”，“福克纳常常喜欢堆砌词汇，……有时候，它们还产生一种无可否认的累积性效果。……这些词组看来似乎累赘，常常却是一种十分简练的表达方式”，“福克纳作品的句子所以冗长，另一个典型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深思默想的倾向，一个句子的长度竟可以超过三百个词”等等。这正说明文学语言其实并不简单等于只要是我写的语言就具有了我的风格的语言，它应该能够和福克纳这样的具体体现在诸如构词方法、词汇的选用、惯用的形象和比喻等等上，这才是文学语言，而我也正是凭借这些特点来认识刘志成及其作品的。总之，文学语言应该能体现作家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能够表达个性的个人语言。刘志成的语言正是这样的有明确而鲜明的个人文化风格，并能够表达个性的个人语言。他的语言特点主要有这样三点：

      一是注意和强调语言的修饰性。文学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因不同作者和不同读者而有不同的认识与喜好，但是，这并不是说优美的文学语言就是见仁见智而没有标准的。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消极修辞的问题，先生说：“消极修辞的总纲是明白的，而分条可以有精确和平妥两种”，积极修辞“则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简言之，消极修辞的最高标准是文通句顺、准确表意，而积极修辞却要在做到文通句顺、准确表意之后，强调语言抢占性及审美效果，这才是优美文学语言。刘志成的语言就非常注重对语言的修饰及审美效果。比如《踏雪锦屏山》中：“游荡的稀薄光晕是水晶的光焰，是火焰的火焰。是我内心孤独而又是凄绝的梦在雪地上窜动……阳光在地上开辟的眩目航道，令我在另一个光色的天空下将是怎能样的心境茫茫？出走的灵魂是否能找回这样的梦境？我的心野是多么需要一场大雪呵……许久，我们扶窗下望，目眩神昏，不知身在百仞悬崖，还是寺挂彤云，而清明的心情却在雪光中漂浮。”这段语言非常漂亮，非常精致。刘志成的散文都是这样的语言。

      二是雅的句子。刘志成擅长写长句子。在内蒙古自治区散文作家中，我只见过艾平有这种语言特点。比如，刘志成的《一条歌的河流》中，“历经了大艰难与大悲凉的陕北民歌最自由的飘弋和最响亮的吼唱也同这个世界越来越格格不入”；《踏过驼峰上的黄昏》中，“我的引然是源于本籍学者张祉繁从激情和痛苦里出发的旷世才情和刻骨刻髓的土地情结……”《响彻高地的大音》中，“更让人惊叹的是情情爱爱的信天游总会在苍黄的沟源上如炊烟袅袅飘逸……”等。写得非常飘逸、浩荡、激越。与艾平相比，刘志成的句子却更刚健、慷慨和悲壮。

      三是雅化的文人语言。刘志成的语言是雅化的文人语言。我们有一种对文学语言的通常认识，即文学语言应该是群众的大众的老百姓的通俗语言。这种认识来源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既然文艺工作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认识。但是什么叫做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在五六十年代甚至现在，对文学语言的评判都是以是否是群众的大众的语言为标准，作家也是以这种语言为追求的最高境界。“群众的语言”成了文学语言的一个不可违逆的规则。我觉得，文学语言毕竟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由于用于交际，所以更侧重于语言的说明性，而文学语言则在于创造艺术世界，因此更注重语言的表现力。文学语言通过声音、韵律和各种意象的创造使本身和日常语言分开，它是形式化了的语言。而刘志成的语言正是这种很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化的语言。因为它表现的是个人语言风格，而非某种《比如老百姓的》语言类型。他的语言被赋予了更多的个人丰富的知觉、情感、想像等心理体验，因而也就比普通老百姓的口头语言更富于心理蕴含性。同时，由于更注重语言的修饰和加工，自然也比人们过分熟悉的日常口语更具有阻拒性和陌生化，但同时也获得更强的审美效果。（本文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教授）

           （责编：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