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模样小小，而心脏巨大的……

一

      火中取栗是回忆童年的夏天时莫名想到的词。

      火！那时的夏天确实是一团火，县城里的水泥地面冒着火，乡下的泥巴地也像窑里的砖那样烫脚。现在的夏天也是火，甚至是温度更高的火，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龟缩在空调和冷饮里，现在的夏天，在皮肤和喉咙的记忆里，是冷气、冰矿泉水和甜筒。

     火温最高的正午，正是大人的管制出现漏洞的时候，他们仰在竹床或摇椅上进入白日梦，通过减缓心脏的跳动来对抗炎热。我们抵挡炎热的方式是从屋里逃出来，向水而奔。

      外婆的村庄外有许多水塘，还有一条人工水渠，用于分洪和农业灌溉。在我们眼里，它们只是泳池，或者更本质一点，像冰箱。再热的天气，水的底部也是清凉的。在火季，我们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身体藏到水这个字的深处。

     奔跑，从屋檐到村后的大枫树下。奔跑，从枫树的树荫到一片没有遮拦的荒地，阳光垂直地向下扫射，不是机枪，是火焰喷射器。院子里晒着的柴蔸、荒地上衰草和红壤地面的轮廓线边缘都镶着刺眼的白烟，似乎随时有可能达到燃点腾起红焰。继续奔跑，从荒地到达水渠边，飞快地褪下短裤，然后让奔跑的身影在空中腾越出难看的弧线，最后，没入自上而下渐次降温的液体。一块烧红的铁突然坠入凉水的快感，我的身体在那一刻体验到了。

      水渠里的水，在涨水时其实是比较浑浊的，像用红颜料搅拌过，同伴手臂的汗毛上粘着红色的绒尘，像毛猴。我仍然觉得水是清澈的，不断潜在水里睁开眼睛观看同伴做狗刨动作的腿，甚至，试图在水下打量晴热的蓝天。

      后来看动物世界有关河马的片段，就会想起水渠里的旧事。我在水渠里学会了游泳，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像河马一样拥挤混乱地泡在水里，聊天或者模仿尸体做无动力漂浮，只把鼻子和嘴露出水面，直到把手指肚泡得惨白起皱，把身体里的水分蒸发到头开始发晕的程度。

     这时，不仅是大人即将醒来的危险令我们紧张。干渴开始驱赶我们。天上的火被呼吸到喉咙里，似乎再不浇水就要冒烟了。我们湿着身子，飞速地穿上短裤往回奔跑。但这次没有停歇，从水渠一口气跑过荒地，跑过枫树，然后直接跑进村子最后端的火林家里。

      他身材高大的爷爷还在酣睡，呼噜像两头小猪在鼻孔边拉锯。我们悄悄绕进厨房。厨房昏暗阴湿，水缸有半截埋在土里，旁边居然还长着一茎竹笋。缸里储存的井水往上冒着森然凉气。缸盖上的竹筒褐黑硕大，我抓起它的长柄舀满井水，然后，两手捧着往喉咙里倒，然后，我的喉咙体味到比身体跃入水面还严重的快感。那种异常冰凉异常清洌异常甘美的感觉，后来喝过的任何冰镇饮料都比不上。

      一大筒井水顺着无数秘密通道流遍全身，我舒服得浑身直激灵，站在幽暗的光线中像只刚出水的鸬鹚那样，一喘一喘地回味着刚才的疲惫与凉爽。

二

      我想离开家人到外面去过一夜，去别人家，或者野外。

      到11岁时，这个念头一度强烈到了成为一种理想的地步。我的父母，包括外婆，在小辈面前都有成为母鸡的欲望，只有把你严实地覆盖在羽翼之下，她们才能塌实地睡自己的觉。我的睡眠因此遭到了两层蚊帐的覆盖，一层是那种老式不透明的防蚊蚊帐，冬天了仍挂在雕花床上；一种是由长辈的目光交织成的蚊帐。我觉得呼吸不畅。

      那次机会是怎么得来的？是说服了我妈还是先斩后奏我已经忘了，总之我踏上了离家睡觉的路。时间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季节可能是秋天的一个周末，地点是柘港小学。放学后，我没有和平常那样回我妈任教的中学吃饭睡觉，而是和“卓北瓜”以及另一个忘了是谁的同学一起到卓家村去看戏。

     “卓北瓜”的学名和样子已经记不起来，根据他这个和北瓜（我们那把南瓜叫成北瓜）有关的绰号，我推测他那时是常理光头或头发很少的。他的家在离柘港两三里远的卓家村，每天走读上学。

      一条灰白的机耕道扭动着身子在枞树林和芝麻地中间往前爬行，我们走在路上，书包愉快地拍打着屁股，当愉快转换成兴奋时，书包就会弹跳起来拍打到后背，似乎有看不见的人在身后用手捣鬼。路上的其他情形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卓北瓜”讲的一件事。春天的一个傍晚，他从放学回来，在路上不小心被一个东西绊得差点跌了跤，回头看时，竟是一条比扁担还粗还长的蛇，蛇横在路上晒太阳，被踢醒后纵身滑入路边的麦田，身躯在麦田犁出一道绿色的麦浪。他一回到家里就发起了高烧。

     “卓北瓜”的母亲用面条招待我们，那时面条是农村人待客时才吃的东西。但我对面没有什么感觉，对看戏也没多大感觉，和所有小孩一样，我只是喜欢看戏时的混乱以及大人在这种时刻灿烂而宽容的笑脸，然后在这样的混乱里穿梭、打闹、藏匿。当戏台上嘶嘶叫唤的汽灯罩外堆满了昆虫的尸体时，台上的戏和我的自由时光也都渐渐没力气了。睡意像一件巨型的黑袍从天空的深处坠落，软软地盖在村庄漆黑的屋脊上。

     “卓北瓜”家的房子，是当时南方农村很典型的三树屋——人字形屋顶，最高处是横梁，东西两厢各由三根柱子支撑。一厢堆放粮食、农具、化肥和杂物，另一厢用木板隔成两间房，后面住老人，前面一间住屋主夫妇。“卓北瓜”平常可能是跟爷爷奶奶住，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到来给他母亲出了难题，他们家没有多余的床和被子。她母亲急得脸发红，结果又给我们煮了碗红糖水煮鸡蛋当夜宵。

      最后我们在“卓北瓜”家的灶前的柴窠里睡了一晚。他家柴窠堆满了干燥的茅草，虽然没法铺平整，但很暖和柔软，而且用青石围住的灶塘里还有暗红的火星在散发热量和光。“卓北瓜”陪着我们一起睡在茅草上，身上盖着他母亲找来的一些衣物。这张新奇的床铺让我们激动得无法入睡，我们说着一些好玩的事，把夜晚一直延长到了凌晨。

      早晨起来时，鼻孔里满是新鲜柴草的香味，其中还有枞树枝的味道。直到现在，那些香味还能不时被鼻孔记起——在此后的近30年里，我再没有睡过那么香甜的觉。

三

    许多年后，知道美国记者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时，我立即想到另一句话：红星照耀童年。

    那时候，孩子们眼里有两个太阳，一个挂在天上，它的好处是让我们有机会在夏天吃上冰棒，在冬天吃上葵花子。另一个太阳是五角形的，在县革委、武装部、五一礼堂、电影院等许多公共建筑的门楣和额头上，芝山的烈士纪念塔顶端，也有个巨大的立体五角星，还有电影院的银幕，放映机哒哒哒一响，白色幕布上就有一个五角形的太阳向四周在喷射金色线形的光芒。这些五角形的红太阳无所不在，把大家的眼睛映红了，把血烤热了，似乎随时都会从血管里迸溅出来染红点什么。

      我们的年纪毕竟太小，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无法分享向战友高喊“向我开炮”的光荣。我们有可能实现的光荣，就是把一颗小太阳别在绿色的解放帽上。

      轧花厂的孩子们几乎每人都有一顶或合适或过于阔大的解放帽，有的是从部队流失出来的，有的是从街头的衣帽贩那里买的，有的是从自家的缝纫机上诞生的。但那种铝制烤红漆的五角星，只在个别人的帽子上骄傲地闪烁——他的叔叔、舅舅或者大哥是解放军。

      五角星确立了他在一伙人中的权威。他走在路上的样子像是解放军派来的特派员，腰上别的涂着墨汁的木头手枪也比别人的更有分量，在争论有关打仗的问题时，他的歪论在五角星的照耀下也像真理一样闪闪发光。

      我没有当兵的长辈，甚至连哥哥或表哥都没有一个。外公倒是当过兵，但在抗美援朝后就转业了，而红五星、红领章的流行是在1965年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之后。外公能给我比较可观的零花钱，却不能给我一枚五角星。世界上确实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信仰、爱情等等，这个道理我在很小时就明白了，因为我曾经想用金额不少的钱去收买一个玩伴的五角星，他的意志只被腐蚀了一分钟马上就苏醒了，因为钱再多也会用完，而只要把五角星攥在手里，他就可以永远保持在我面前的优越感。

      我找来硬壳纸，煎成五角星的样子，然后用手捏，使它像真五角星那样拥有凸起的棱角，涂上红墨水后，用扣针把它别在帽子上。我为自己的创造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真正的五角星时，我的笑容像被扎破的气球，瞬间瘪皱下来。硬壳纸被红墨水浸泡之后，粉得一触即掉渣，而红墨水染出的红，和烤红漆相比，太暗太淡太没有光泽。我后来尝试用铁皮做材料，结果剪坏了外婆的大小几把剪刀也没有成功。那种凸起的棱角和朱红的烤漆光泽是没法在白铁皮上复制出来的。

      对五角星的过度渴望使我进入谵妄状态，我不断地在夜晚的睡眠和午休时的白日梦中触摸到它的光芒，就像《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不断梦见红星照耀满山杜鹃的景象，每次当我使劲把它握在手心时，美梦就被握破了。我的童年，也就在对一枚红五角星的极度渴望和失望中无可挽回地流失了。

     8年前，我住在省军区附近的单位集体宿舍里，经常路过街边一家家军用品商店，里面有军服、望远镜、军刺甚至发报机等各种军用品。每到一家，我都会随口问一问：有没有铝制烤红漆的五角星？所有回答都是摇头，因为那种五角星早在1985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换装后就停产了，只有一个胖男人试探我：你要多少？超过1000枚可以考虑给你定做。

      这两天在网上闲逛，见有人在网上兜售64版的五角星和红领章，再看图片，正是让我小时候得相思病的那种。只要10元钱一套，买的人还不少。意识里有个东西倏地飘升起来，但是很快，又跌落下来。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购买。我想，即使买回100个五角星，也不能补偿许多年前未能实现的小小幸福。

（责编：何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