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运河，亲切的运河

文/高洪波

对于一个故乡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人来说，西辽河很近很近，大运河很远很远。但是感谢刘绍棠，感谢他的《运河的桨声》，让我在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了京东运河边上的涛声和桨影，那是一本充满着运河气息和水流声的小说，也是刘绍棠的成名作。

读《运河的桨声》时，我还没有到过山海关里，更不认识刘绍棠，但是我知道那条神奇的大运河和历史上一个著名而贪玩的皇帝密切相关，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隋炀帝。

成年以后东奔西走，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运河。比如扬州的大运河，这可是运河的正宗。除了隋炀帝之外，清朝的康熙和他好玩的孙子乾隆都曾经沿着运河屡下江南。江南的运河流域辽阔而富饶，充满着传奇。几年前我在常州看到了最古老的一段运河，叫“南市河”，是当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为大运河的萌芽状态。北方的运河我在聊城看到过，号称“江北水乡”的聊城，被运河环绕着，留下了很多故事和传说。而在济宁，甚至有运河博物馆。这段在元朝开凿的运河，像古老中国经济的一条大命脉，贯通南北。就这样，大运河横亘于中国历史，成为亮闪闪的无法抹去的地标。

说到遥远的运河，是因为我刚刚读到“老北京”孙家汇先生的一篇散文《几度家住运河边》。他写到自己一生中几次搬家都和大运河有关，我特别注意到他说的北运河水系里边居然有北京的玉渊潭、莲花池，以及从东便门到崇文门的那段水路，他还提到著名的蟠桃宫庙会。孙先生的这篇散文唤起了我的运河记忆。原本认定十分陌生的运河，我其实在少年时期就几度亲近。

我和大运河很有些渊源，这源于在北京上中学时一段闲散的生活。那时，学生停课在家，我和楼里的小伙伴们便一起养起了热带鱼和金鱼。

热带鱼当时只有两种，一种叫“红箭”，算是比较名贵的品种，另一种是大众化的“孔雀”。为了喂养热带鱼，我们进行了艰辛的鱼虫捕捞工作。这种鱼虫红颜色，米粒大小，生在苇塘边、水塘里，俗称“水跳蚤”。当然，在鱼市上用钱可以买到，但我们更喜欢自己去捕捞。我和楼里的几个小伙伴选择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骑车来到莲花池。我们用自制的简陋的网子在水里一网一网地捕捞这种红色的水跳蚤，然后把它们放在罐头瓶里带回家，喂那几条“孔雀”和“红箭”。看着热带鱼大口大口吞咽的样子，我心想从莲花池捕来的鱼虫应该味道不错，它们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热带鱼最好的美食。

此后，我们又由养热带鱼转向养金鱼。金鱼的食物和热带鱼不一样，它们最喜欢吃的是一种长长的、细细的鱼虫，俗称“线虫”，又叫“水蚯蚓”，它们生活在河底的淤泥里。于是，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和大运河的亲密接触。

我们先是走到离家几站路的右安门外的桥下，那条河的河水比较浑浊，河底黑色的淤泥散发出的味道也比较难闻，但正是在这样的泥里边有大量的水蚯蚓。我们把河里的淤泥一团团地放在筛子上，在河水里筛动，水蚯蚓便一条一条地抱成团显现了。喂金鱼的时候，把一团水蚯蚓放到纱布里，吊在鱼缸里，水蚯蚓会把身子探出来，这时候，金鱼便一根一根地品尝着我们从运河里捞上来的美味。捞水蚯蚓的过程让人极其疲惫，脚下又是味道难闻的淤泥，还可能有尖锐的铁丝刺破你的脚趾，引发感染。然而，为了心爱的鱼儿，我们继续着艰辛的捕捞工作。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小伙伴一起骑车到东便门的桥下捞水蚯蚓。据说那里的水蚯蚓很多，很好捞。记得在桥下捕捞时，有火车轰隆隆地在我们的头顶上驶过——不远处就是北京的老火车站。我们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拴一个用粗铁丝拧成的抓钩，把抓钩抛向河底，一些水蚯蚓就会被钩上来。东便门桥下的水蚯蚓很多，我们各自忙碌着。我一转身，突然发现我的伙伴“大耳朵”不见了，再定睛向水面上一看，他居然滑落到了河里，河水淹到他的脖子，一双大耳朵在水面上浮动着，这狼狈的一幕把我们惊呆了，也笑坏了。我们赶紧把他拉到了岸上，他抖了抖湿淋淋的衣服，很无奈地说：“脚下一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幕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大耳朵”后来成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见面时还总忍不住拿此事调侃。

儿时的快乐渐渐地消失在岁月深处，是那么遥远，但此时此刻，回忆起在运河边捕捞鱼虫的情景，一切都是那么温馨，美好的时光仿佛近在咫尺。

遥远的大运河，亲切的大运河，历史的、现实的以及承载着岁月的河流的大运河，就这样流淌在我充满温情的记忆中。补充一句，那掉在水里的“大耳朵”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我相信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大运河的那次亲密接触。

——选自2024年4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