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旅客朋友们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西宁马上就要到了……播音员的声音第一次显得清晰而亲切，但显然是多余了，同车厢的人都已经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或坐或站，等着下车。只有我盯着窗外，有点儿贪婪地注视着慢慢滑过的景物。我这样呆呆站在那里很久了，没有人感知我的存在，因为我只是个轻盈而忧伤的游魂，我的身体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
     有一些人穿过我走向车门，他们没有任何感觉，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这样空空洞洞地回到故乡，我也不知道这样回归有什么意义。我想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太忙太累，而魂魄又太孤单太无所事事，孤单和无所事事得快要生锈了，所以他想折腾折腾。
      车厢外的一切都是旧模样，那些寒酸的楼房，那些丑陋的平房，那些灰蒙蒙的马路和街道，那些无比熟悉而又无比陌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我跟随人流走过出站口，走下一个五六米长的小小斜坡。斜坡上照旧是一大群接站者、旅行社和小旅馆的拉客者以及出租车和长途班车的司机，叫叫嚷嚷，很挤很乱。他们好像永远站在这里，从未离开过。
看到西边天际处的火烧云，我才明白现在是黄昏。以前我总是在这个时间回来，这一次也不例外。火烧云依旧很美，但我还是和童年和少年时一样辨不出别人描画出的动物、景物和人像，就像我辨不出从身边走过的人哪一个我曾经见过哪一个素昧平生。
      须臾之间我穿过人们的身体，飘过广场边的马路，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车辆和人制造的噪音渐渐强烈起来，但我仍然在一片混浊之中听到了湟水河的涛声。
       我站在那座水泥桥上，河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像熔化的、没有丝毫杂质的黄铜，此时，夕阳又给它镀上一层耀眼的黄金。这景象就像是一个农民穿上了君王的袍服，但并不显得荒谬可笑和不可思议，相反，它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天经地义。我隐约看到河面上漂过一两茎树枝、两三段腐朽的木头；看到几枝麦穗和一艘纸船；接着我竟然看到了河水里的鱼和细小支流里的蝌蚪；最后我看到我站在河岸上，举着一个玻璃瓶子，小鱼和蝌蚪在瓶中游动。
       ……湟水河仍在奔流，它的边缘和细小的支流却都结成晶莹的冰。我助跑、加速，向一块光滑如镜的冰面滑过去，只滑了一米多的距离就掉进了冰窟窿。棉鞋湿了，鞋面结冰了。我飞快地奔回家，第一次心甘情愿地去迎接母亲的棍棒。
      那一年的冬天我七岁还是八岁？
       ……我在脱衣服，我的动作够快了，但还是比不上朋友小隼（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个鸟的名字），他已经扒得一丝不挂。我们爬进河滩上的一个泥泡子里，那里的一层水已经被夏日晒得温暖无比，沉淀在水底的泥巴光滑如丝，细腻温柔。我们爬来爬去，滚来滚去，推来搡去，直到水、泥和身体都变得污浊不堪惨不忍睹才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向河里走，以免岸边那些石头的尖利部分划伤脚掌。脚踏进水里了，水淹没小腿了，水漫到胸腹了。我们的身体在颤抖，但没在水中的部分却不再有这样寒冷和恐惧的反应，好像它们去了一个安全和宁静的所在。我们嚎叫一声，让自己完整地扎进水中。起初河水有些冷漠，但片刻后就变得温顺和热情起来，因为它认出了我们。本来我们无需奋臂划水，因为浪涛会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下游，想要多远就有多远，但我们仍然夸张地蹬腿摆臂，夸张地显示着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
       ……我脱光衣服，小隼照例比我更快。他一丝不挂站在那里，盯着我看，突然哈哈笑起来。他说你那里长毛了你他妈想××了。他嗷了一声，然后狂叫着你是大流氓我们都是大流氓。他笑着冲进河里去了。我下意识捂住下身，内心一片空白。我木木地投身河水，没有太多的感觉……湟水河透过我的皮肤发现了我身体内部即将开始的狂风暴雨，而我却毫不知晓；它也看到我的心灵正在艰难地苏醒，而我同样不知不觉。它用半分钟左右的时间，用一个潜藏的沙坑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然而巧妙的玩笑，这玩笑告诉我，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从地平线蓬勃而出，要经过一个黑夜的挣扎，而黑夜就像死亡。……我在沙坑里，在水的深处拼命挣扎，我的手脚用尽全力，耳边是河轰隆隆的语言，我听不懂。我只想着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我的努力毫无作用，是河的一股暗流轻巧地拉扯出我的身体……
        从那天起我不再涉足河水，我甚至不让自己踏上河岸。那一天是青春的开始，因为恐惧和希望随即而来，如同不可阻挡的河水。
      后来的日子我习惯了从远处看它，就像现在。
      湟水河从容流淌着，不回头，不显露一丝情感，和以往相比没有丝毫的变化。
      我的魂魄站在高高的大桥上，看湟水河缓缓东去。我第一次对它有了无穷无尽既是诗意的也是理智的认识和想像。它是一种象征，我命运的象征。
       我在建国路上走，周围的景物和建筑不停地变化，我分不清飞速闪过的图画来自哪个年代，只有汽车站——不，是汽车站楼顶上的大钟毫无变化，虽然它的指针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永不停止。时光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除了钟，还有这城市中的人，古代，现在，将来，他们毫无变化。
      我走得很慢，我想把那个匆匆归家的行人、那个招揽顾客的清真饭馆老板、那个兜售藏刀和羊羔皮的青年、那个向每一个行人化缘的喇嘛看个清楚。我想把我的每一个乡亲看个清楚。
      我闻到了牛羊肉的膻和风中黄土的香，还有某个饭馆飘出的青稞酒的烈，加上湟水河的腥，就是西宁最本质的味道。我的归属感慢慢强烈起来。
       我很自然地从建国路的第一个路口右转，我闭上眼睛都知道在这里拐弯，因为这是回家的路。我不记得这条向西的小巷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的尽头是一个马步芳的旧公馆。我从来就不知道那位统治了青海几十年的军阀的旧居究竟是何种模样，因为那两扇沉重的门始终紧紧关闭着。我走进小巷，沿途的建筑和景物照例不停地变换着季节、形状和外貌，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们确定在少年时代：低矮的没有规则的土房和砖房；油漆剥落寒酸破败的木门、铁门甚至纸板门；污浊的小窗户，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而屋内的人也看不清外界；插在墙上的烟囱，冒着或浓或淡的烟，烟锈水一滴一滴的流下来，在地上凝起黑褐色的冰坨。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布满石块和碎砖，下雨天会变成泥塘。那时候我是不愿意在这条小巷行走的，但今天我没有那种畏难的情绪，今天我很愿意走它，它让我感到亲切。
      小巷的尽头是青海省人民医院。
      我在医院大门前的丁字路口站住了，没有任何事物打扰我，除了我的记忆。
      医院大门前的这条南北走向的路叫共和路，它是一条斜斜长长的坡道，往上走二百多米，有个十字路口，那条东西走向的路是七一路。沿着七一路向西走一百多米就到了西宁市第十九中学，我在这所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从十九中学继续向西走二百多米，再向北拐进一条斜坡似的广济路，走一百多米就到了医院的后门。
       其实把广济路叫作广济胡同更为名副其实。路两边尽是自建的院落平房和楼房。为了获得多一点的空间，居民们在建筑时都有意或无意地侵占了一部分路面，一年一年，路就像旱季的小河，越来越细。路两边有很多很老的杨树，它们被圈在院子里或者房屋里，一年一年，无知无觉地死去。很多家的墙根或大门口养着牛羊，那些动物的萎靡和肮脏与整条街道的破败非常协调。
      广济路的西边是省军区，那些威武的士兵暗示了我将来的职业。医院的北边有一条与广济路相似的小胡同，胡同的北边是三个工厂：预制板厂、省第二第三建筑公司。
       顺着广济路往北走三十多米，快到预制板厂大门时往西拐，还有一条更窄的胡同，胡同北侧与广济路相仿。而它的南边是军区大院的院墙，墙很高，墙的那一边是部队的看守所。墙顶上拉着稀疏的铁丝，据说铁丝里通着高压电，一触即亡。沿着院墙往前走，不远处，在那些低矮的建筑中有一条往北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有一扇小门，门里面是一片宽阔的天地，有水有亭有很多树木有一座高大的灰色建筑，那是五一俱乐部。
穿过五一俱乐部或穿过三个工厂，都能到达湟水河边。河的对面是绵延的土山，它们一路注视着河水流去，不带一丝忧伤。西北部的山上建着北禅寺，那座山是特别的，因为道观的周围有树木，树木为山染上片片斑驳的绿色。斜望东北是泮子山，山下是火车站，我刚刚从那里归来。
      我向坡上走去，一步一步。
      我在坡顶的十字路口停下。头顶上方是红绿灯，当下是红灯，灯下的电子计时牌显示着数字，我看到4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数字不停地递减，18、17、16、15……一会后，黄灯一闪，绿灯亮了。我不记得这里的红绿灯是哪一年才有的，我不喜欢它，就晃晃头，把它删除了。
      没有车，没有人，两条路交汇的中心只剩下一个半截汽油桶制成的交警指挥台，上面红白的油漆已剥落殆尽。这个铁桶曾经是半夜归家的醉汉们最爱的玩具，他们将它推倒，滚到坡的顶端，然后放手，任其顺着斜斜的坡轰隆隆滚下去。我没有亲眼看到过这样有趣的场面，但我没有丝毫遗憾，因为第二天看到的情景要精彩百倍：两个警察推着那个铁桶，艰难地向坡顶滚。他们破口大骂，好像这样就可以掩饰他们的难堪和尴尬。行人们指点着，议论着，都在偷偷笑。我和同学们就毫无顾忌了，我们放声大笑，我们知道此时警察无可奈何。
我像当初那些行人一样微笑了。我看到满头大汗的警察把铁桶反转过来。他们又骂了几句狗日的之类的脏话，然后其中一个从裤兜里掏出指挥棒，站上铁桶，认真指挥起车辆来。
      西宁市第十九中学，这是我母校的全称，但我从没有在校门口或校内的任何建筑上看到过这个名称。今天我仍然找不到一个名牌或标志物能够表明它归类何种系统属于哪个单位。还是两扇铁皮大门，凹凸不平，铁锈斑斑；临街的两堵砖墙污浊不堪，仔细看，可以勉强辨认出用排刷写成的“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
      校门口那三个卖零食的——一个很老的老头、一个不太老的女人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但不用上学的男孩子——仍然坐在那里。这么多年，老人们没有再老，孩子也没有长大。他们占据很小的一块地方，铺上一块课桌大小的布，布上放着一个盆子或一个袋子，盆子里是炒熟的葵花籽，袋子里是橙黄的沙枣，葵花籽上放着一只茶杯，沙枣上搁一个茶碗。这些零食最早的价格是五分一杯或一碗，后来涨到了一毛。瓜子和沙枣曾经是我难得的美味，但我现在已经想不出它们的味道了。
        ……马冰一个人走到对面去，王建青——他最好的朋友要陪他一块去，他拒绝了，不知道他想表现一下勇气和镇定还是想做最后一次和解的努力。一个人过去就过去了，可他不该回头冲他的朋友们笑，就那一会儿工夫，小地主扑上来，一砖头拍上他的脑门。马冰向左侧倒下，一屁股坐到了那一袋子沙枣上，他没有就势躺下，也没有试图爬起来。他的眼神有点儿迷离，一张脸看上去有点儿傻。血开始流下来了，不多也不可怕，细细的两道，像恶作剧时倒在头上的红墨水。校门口乱了，但没有乱得不可收拾——马冰的一伙死党和小地主的  一伙弟兄各有七八个人，相互叫骂、推搡，间或打一拳踢一脚，但还没有人掏出书包里腰带上口袋中的武器。 双方来助阵的各有十七八人，也都没有什么动作，只是站在两边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个信号，就是马冰的动作和态度——这场架打得惨烈或平淡、有趣或无趣、有始有终或有始无终尽皆取决于此。
      这次群架的起因很简单，就是高二二班那个叫娟子的早熟女孩，昨天上午马冰和小地主约好了，谁赢娟子就归谁。时间和地点也是那次谈判约好的。昨天下午马冰给班里的每个男生又打了一次招呼，他有点担心他自己的那一伙人不足以应付第二天的大场面。
      所以班上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去了——无非是凑个热闹，都带着武器——刀和铁链本来就是从不离身的。一般这种群架我们这些帮闲者或者看客都不会真正介入的，更别提帮人玩命了——我们这方胜了，我们就跟着追一追，在跑得慢的失败者身上踢一两脚；对方胜了，我们会在那些主攻者溃逃之前先行溃逃。
      我和小隼在稍后一点的位置。小隼对这样的游戏非常热衷，他讨厌当看客，每一次真正动起手来他总会喧宾夺主，挥舞着他那根锁自行车的铁链，和对方最狠的角色拼命厮打，好像是他受了轻慢和侮辱或者是他在抢女孩子。如果见了血，他更会狂性大发，下手完全失去轻重。每一次我都会费很大的气力才能阻拦住他。
       校门口已经被学生和行人围起来，中间的大块空地上两伙人你退我进，乱哄哄的。小地主——那个上学期才被学校开除，半年之内就成了七一路上最有名的小痞子——一击命中后再无动作。他站在人群之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我看得出他的嬉皮笑脸之下的紧张，他的身体和精神明显处于戒备状态。我有点儿佩服他，就打架而言，他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和实施者。两伙人形成对峙之前，他不停摆弄他那个吊在脖子上的军用挎包，一会儿调整背带和包的角度，一会儿把手伸进去，动动里面的东西——那是两把菜刀，人人都知道。这种举动麻痹了所有人，以至于他抢过同伴手中的砖头并把它拍到马冰头上时，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动作太快了。而此时他满不在乎同时又冷静地盯着地上的马冰，并不急于招呼他的队伍发起攻击，好像他根本没有把马冰一伙当成真正的对手。
       马冰爬起来了，他抹了一把脸，看了看手上的血，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站在那里，在口袋里掏啊掏，摸出一把弹簧刀，他使劲按按钮，刀子弹出来，我们的眼睛都亮了。小地主也掀开书包，把两把菜刀握在手中，双臂垂下，菜刀晃晃荡荡。马冰没有冲过去，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他把刀丢在地上，然后从身后的腰带上拔出一个红乎乎的东西，他右手平握着那个东西，左手飞快地摆弄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听见一声巨响，接着看到他手前腾起一团烟雾。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用钢砂枪射人，我以前看到过用它射门板，门板巴掌大小的一块被打得像筛子一样。小地主愣在那里，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发生了什么。我看见血很快湿透了小地主的裤子，然后顺着裤管流下来，流过鞋子，流到地上。马冰吼了一声，他丢掉枪，冲过去，一脚踹倒小地主，然后扑上去，我只看到他的拳头升到头顶，又落下去，杂乱，没有丝毫章法。
       一切都乱了，场面、所有人的身体、所有人的精神。小隼已经扑过去，他扑倒了一个人，正在用拳头打那个人的脸。而另一个人用拖把棒子砸小隼的头，砸到第二下时棒子断了。小隼没有别的反应，好像棒子打中的是别人而不是他。我扑上去，撞倒握着半截棒子发呆的家伙，我骑到他身上，左手掐住他的脖子，右拳打他的身体、他的脸。他剧烈扭动，试图翻过身，但不能如愿。他只好用两只能活动的手掐住我的脖子，但他的双臂太短，我感觉不到太重的力量。他的反抗激起我的兽性，我不再打他，我用右手在口袋、裤兜、腰带以及书包中摸索我的刀子，我想把刀插到他的身体上，让他流出血来。
      可我找不到我的刀子，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时候，另一个家伙从背后掐住了我的脖子，力量很大，我喘不过气了，但我知道我还能坚持一会。我放弃找刀，我用双手扼住胯下那人的脖子，我用尽全力，我感觉得到，他的两手在慢慢失去力量，变得绵软无力。
      后来我试图反击身后的敌人，但有点有心无力了。我依靠身体的重量往后倒，掐我的人手松了，他也在不由自主往后倒退。我躺倒了，他放开手，想要骑到我身上，但这时，小隼冲过来，铁链挥出一个半圆，打中了他，他叫了一声，捂着头，蹲下了。
      小隼没有再攻击蹲下或躺下的人，他只是抓住我的手，用全力拉我起来，他说快跑警察来了。
我没有看见警察，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像一块蓝色的布，呼呼啦啦地飘。……后来我停下来，可小隼不见了。
       我慢慢沿着刚才的路走回去。周围一团漆黑，我仍然沉浸在二十多年前那种迷茫和混沌中，难以脱身。我半梦半醒，我感觉到身体和心灵都在燃烧，但不知为什么燃烧，要烧毁什么；同时我也感觉身体和心灵被千吨的冰冻住，难以喘息，苦不堪言——那是最勇敢的年龄，也是最懦弱的年龄；那是最单纯的年龄，也是最混浊的年龄；那是完全表达和释放自己的年龄，也是竭力想隐藏和封闭自己的年龄；那是最幸福的年龄，也是最悲苦的年龄。
      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年龄，也是最坏的年龄。
      我回到校门口，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大铁门上那个小铁门还开着，我迈进去。左手边是传达室，仅有的窗户上钉着钢筋栅栏，窗台上有一块黑板，黑板左边的抬头用白漆写着“信件”，右边的抬头写着“包裹汇款”。“信件”下面用粉笔写着很多姓名，第五个就是我的名字。这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所以我的心在咚咚地跳，比平时快了很多倍。信是寄读大连的小隼写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亲吻和抚摸一个女孩的感受。
       那间小小暗暗的传达室里有个老校工，听说是个老军人，打过仗负过伤，他的乖戾凶狠的外表举止和言词证明着传言的可信。但我一直没有弄清他曾经为哪一方效力，国民党还是解放军？此时他掀开门帘一瘸一拐出来了，我把这个藏于心里几十年的小小的遗憾告诉了他，但他根本就不理我。
      我只好往学校里面走。面前的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是小学部的操场，操场尽头是小学部的大楼，三层，东侧，紧挨着它的大楼是中学部，四层。去中学部必须从小学部的西边绕进去，因为学校东边的院墙和小学部楼的东沿连为一体，路被堵死了。小学部楼前栽种着五六棵垂柳，它们萎靡不振，半死不活。放眼看去，两座大楼上的窗户玻璃完好无缺的不多，很多窗户钉上了铁皮或木板以阻挡风沙或寒气。两座大楼显露不出丝毫的庄重之气，也显露不出丝毫的活泼之气，它们看上去平庸而寒酸，像一高一矮两个非常普通的中年人，穿着青灰色的中山装，中山装上缀满补丁。
      很多窗户里传出读书声，交叉重叠，显得有些混乱，让人无法用“朗朗”二字形容。有的读书声不带丝毫感情，有的感情又太过夸张，很不真实。这些声音和这两座大楼非常协调。下课了，楼里涌出许多孩子，大楼内院子里热闹起来。孩子们都穿着蓝灰草绿三种颜色的衣服，他们和这两座大楼也非常协调。
      我绕过小学部，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中学部的操场很大，大得让人有点不舒服。泥土地的操场布满了石块和碎砖头，坑洼不平。此时初三五班正在上体育课，很多男孩在抢一个足球，抢到了就拼尽全力踢出去，然后再奔向球的落点。但球弹起的轨迹很难把握，所以男孩们经常判断错球的第一或第二落点，从而引起一阵阵的尖叫和哄笑。女孩子们站在主席台的边缘，看或者聊天。半个篮球场，建在主席台东侧。其实这个篮球场除了篮球架外一无所有，地面还是不平的泥土地，没有规矩场地的白线，看台之类的设施更是想都别想。粗铁管制成的篮架晃晃悠悠，篮板裂出三四道大口子，每一次篮球砸上去，裂口就会加粗加深。篮筐上没有网子，篮圈也弯曲了。小学部楼下的阴影里，有几个砖砌的乒乓球台，水泥已经一块块剥蚀。打球的孩子有的紧握五毛钱买来的球拍，有的手持木板锯成的替代品，有的甚至捏着铁皮铅笔盒，快乐而认真地打着球。很多孩子在那里排队等候，一个个急得要命。我看见我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轮到我了，但这时上课铃响了。
       操场的尽头也就是学校东端那一堵高墙下有一排煤房，我和小隼等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课间到煤房和高墙之间那管窄窄长长的通道里聚会。我在那里读到了抄在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的《少女之心》，我还记得当时惊慌失措和天昏地暗。我的第一本刘亚洲鼓吹英雄的书也是在那里读完的，那些书催生了我的理想——做一个视死如归铁骨柔肠的英雄军人——后来我如愿以偿了，我当了十七年军人，但我没有成为英雄。
       离那一排煤房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早晨和下午，到校或放学时我经常在这两副器材上做引体向上或双臂支撑。我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在等一个人，一个隔壁班的女孩。我知道她的名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我知道她回家的路线，我知道她家住在哪里——她家所在的大楼前有几株生气勃勃的柳树，树荫很密很柔软，站在里面就像站在宁静的湖底。她家的窗帘白底黄花，很轻很软，银白的灯光映照上去，那些花就有了生命，梦一般安详开放。那窗帘总给我这样的感觉：那美丽的布幔之后不是仙女的洞府就是公主的寝宫；我知道她有两个发卡，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她喜欢红的，因为她戴它的时间更多；我知道她有两双鞋，一双平底布鞋，一双有点跟的黑皮鞋，她很少穿皮鞋，只有节日或天气非常好时才穿；我知道她有几身衣服几条裤子，我最喜欢她那件浅灰色的列宁装；我知道她铅笔盒的样子，我知道她的笔迹，我知道她在她们班考试成绩排第几名，我知道她有几个朋友，她和谁最亲密；我甚至知道她喜欢的食物，她每天要带一块腌过的生姜，在早自习下课后偷偷就着馒头吃……我想我知道她的一切——无法感知到的就用想我象填补，而我认为想象的比感知的还要真实。我也知道她对我一无所知，我想她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感觉到身边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但我从不为此悲伤，因为我从未奢望她会认识我，关注我甚至爱上我——她是神，我是肮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甚或一只兽，我不配靠近她，那会玷污神的圣洁，我只配远远地、卑微地注视她。
       那是我可怜可笑又可贵的初恋，纯精神的初恋。我爱了五年，膜拜了五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爱情因为我从没有想过占有她，甚至连亲近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我从不嫉妒，心里没有产生过一丝的怨恨和哀愁。她在高中一年级时和他们班的一个坏小子恋爱，半公开地出双入对，我竟然毫不在意，因为我的眼睛根本看不到别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当我品尝了正常的爱情——品尝了全身心投入后必然的甜蜜以及和甜蜜同时而来的更多更沉重的苦痛时，我有时也会想起这段少年时的爱情，我也会惊诧她竟然没有给我丝毫的痛苦和伤害以至于让我怀疑记忆的真实性……然而，怀疑会很快烟消云散，那时温暖的水流会静静润泽身心，让我微笑。是的，我确信那个安静的羞怯的长头发身材纤细苗条的女孩没有给过我一丝一毫的痛苦，她给我的只有美和纯净，还有……拯救。
      是的，拯救。在身体和心灵刚刚苏醒的青春期，在我认为是罪恶的、肮脏的、丑陋的青春期，在我对于生活、世界、自己的身体乃至心灵充满仇恨愤怒和绝望而无法自拔的青春期，真正拯救我的只有两样东西：英雄梦和纯真的爱情。当我在苦海中挣扎，英雄梦是我的救命稻草，爱情是天尽头的一点绿洲。
       那个女孩还在这座城市里吧？她是谁的妻子？她是谁的母亲？
       恍惚中，那个女孩远远从小学部那边走过来，她走得很慢，像一朵云飘过来。她走进阳光里，又走进大楼的阴影里。最后她走过我的身边，但这一次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对我微笑了。
       她的眼神刺痛了我。
      我目送那个女孩走进大楼，就像把一个故事送进一本书里。这本书里有多少个对于别人平淡无奇然而对于我却刻骨铭心的故事啊！但我此时不想再走进阴阴沉沉的楼道，走进昏昏暗暗的教室。我也不想在油漆剥落的窗户、污迹斑斑的墙壁、铁皮包的门、写满汉字或公式的黑板、嘎嘎响的讲台、墙角的煤堆、讲台旁的火炉、各式各样的课桌板凳、半湿半干的地面、空气中清晰可见的尘埃以及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男生女生之间再一次经历那些故事了。我突然觉得很疲惫，而且，或许那样的旅程可能遥遥无期甚至是个容易四处迷失的魔宫，而我并没有很长的时间沉溺其中。等以后吧，等我垂垂老矣坐在藤椅上再回忆吧。
      我出了校门朝西走，没有回头看。我经过武警医院，来到另一个十字路口。马路对面有个清真寺，那听不懂的吟唱在塔楼的尖顶上回荡，然后传向四方。
       放学回家到这个路口，同学们要分成两大拨，我们（医院子弟和工厂子弟）沿广济路倾斜向下，另一拨则继续向西，他们是军区大院的子弟，再有两分钟，他们就能走到那座气派又威严的大门口。
       我对军区大门口的卫兵印象极为深刻，事实上，是对卫兵手中的步枪和步枪上寒光凛凛的军刺印象深刻，它们曾是我理想底座上的一块基石，最小的一块但也是最早的一块。我不由自主跟着小刀老贼那几个穿军装戴军帽的同学，但他们走得很快，等我追到到大院门口时，他们都不见了。我知道没有他们的带领，我进不去这道守卫森严的大门。我想喊他们，但又怕卫兵的呵斥和驱赶。
但立刻我就为自己的胆怯哑然失笑了，此刻谁能阻挡我呢？谁又能阻挡住一个无形的影子穿透记忆呢？想到此处后我大摇大摆走进去，我甚至用手摸了摸卫兵的枪刺，那个年轻人浑然不觉，直挺挺地立在那里，目不斜视。
      我在一瞬间游遍了这座庞大的军营，我对这种飞快的、毫不费力的旅程感到失望。我看到了开阔整洁的营区，肃穆单调的办公楼和营房，很多松树和杨树，很多草绿色的车辆，无数的整齐排列的军人和单个走过的军人，他们的外形相貌毫无区别。我怀疑这些根本不是它们本来的面目，对我来说它们太熟悉太平常了，引不起我丝毫的伤感和激动。我恍然觉悟了，在这种地方我无法恢复少年之心，哪怕只有一秒钟。我在类似的大院、类似的营房、类似的人中生活了近二十年，后来的记忆太强大，它混淆了甚至完全地覆盖或者抹去了最初的记忆
      还是回到大门口，看看那个卫兵吧，他身上那旧式的军装和军帽，军帽上鲜红的五角星以及他手中那杆老得不能再老的步枪提醒我他是唯一没有被记忆之海淹没的方位标。
      我站在军营门口，看着，想着，一会儿是懵懂的少年，一会儿又变回历经沧桑正在衰老的成年人。两种生命互相交叉、混杂、渗透、交融，渐渐地，我不知自己倒底是什么人，身在何处。
      我从军区大院的门口离开，走回广济路口。我走下广济路那窄窄的坡道，所有的房屋都寒酸而平庸，所有的杨树都病态而憔悴，所有的牛羊都肮脏而萎靡，所有的人都贫穷而无趣。少年时那种不可抑制的对这座城市的仇恨和厌恶又一次把我占据了，我记起来我对远方的幻想和渴望就是在这条街上发芽的，我要永远离开西宁的念头也是在这条街上萌生的，但我记不起那是几岁，十五？还是十六？两种看来截然相反其实完全相同的情感很快膨胀壮大，一发不可收拾，它们每日撞击和刺痛我的胸膛。那时候我相信自己是一只英雄的鸟，正在杂草丛中等待翅膀的完全长成，不久之后就会一飞冲天，遨游四海。
      我如愿离开了西宁这座贫穷落后的城市，我也如愿去了无数的远方，但后来我盼望着回来。现在我回来了。
      一只公鸡开始高声鸣叫。它是想把我从梦中叫醒，还是想引领我回归已经褪色蒙尘的梦乡？我不知道。
我在医院的后门逗留了一会儿，但我没有走进那窄窄黑黑的门洞。我想四处游荡够了再回家，就像当年一样。
      我去了北禅寺。
      我对北禅寺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
      记忆里，山上的树木、石头、古旧的塔、道观都是模模糊糊的，而且支离破碎，形不成一个完整的印象。我对自己的健忘有些奇怪，因为我曾无数次到过那里。我想是年少时对庙宇和神像不感兴趣的缘故吧。我现在明白，那时我不感兴趣是因为神佛就在我心里，我是受庇护的。
      如果从现在开始我相信并且尊崇这些神佛，他们会不会接受我呢？是不是已经晚了呢？
      站在山顶上，风把我吹得飘飘摇摇。我注视着西宁这块弹丸之地，每一条马路，每一座建筑，甚至每一个人都清晰可辨。一段时间过去，我看到了每一条马路的修筑、改造、再修筑和再改造；我看到每一座建筑的建造、衰败、倒塌和重新竖立；我看到每一个人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和新生。这不是我那一贯冷漠迟钝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但我现在看到了，仿佛这山上的神灵附着在我的灵魂之中，让我以他的视线凝视西宁和我自己。
       我慢慢走下山去，像个孩子，又像个老人。
       我又站在医院的大门前，我要回家了。家有两个，一个是狭义的家，就是那两间狭小潮湿的宿舍，里面有父亲母亲弟弟和几件简陋的家具；另一个是广义的家，就是这片占地数百亩的医院。
      医院的大门变过几次，我最后看到的是一人多高的电动栅栏门，镀着亮亮的银色，原先的几种样式我都忘记了。正对大门的是一尊毛主席的塑像。他站在高高的底座上挥手致意，慈祥可亲。底座矗立在两米多高的水泥台上，四面都有凸出的字。那些鲜红的字有的方正，有的潦草；有的密密麻麻，有的只有一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句话写得最是一丝不苟，横平竖直，六岁时我就认识了每一个字。水泥台四面都有台阶。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宽宽的台阶和平滑的台子上玩耍，我对毛主席兴趣浓厚，因为搞不清他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一次，我试图把一块石头扔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力气不够，所以石头只击中了底座。我没有机会作第二次尝试，母亲抱着我飞快地逃走了，甚至来不及训斥我。
      后来雕像拆毁了，变成了花坛，围着铸铁的栅栏，栅栏上涂着金色或银色的油漆。再后来，又一座塑像矗立在花坛正中，是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站在一个孩子身后。塑像同样是雪白的，同样可亲可爱。
毛主席的塑像背对着住院部的大楼，大楼是个“工”字型建筑，四层，它是中苏友好的产物。六岁时我对大楼里外的一切就了如指掌（除了四楼的手术室，我进不去，也不想进去）。最初它的外表尽是单一的灰，点缀着标语的红，后来经过数次的翻修，就陆续增加了其他的色彩，我离开时，楼的正面全部镶上蓝色的玻璃，塑着金光闪闪的大字。
     我站在楼前，仰视它。它飞快地变换着它的外形和相貌，仿佛一个平民更换着一件一件衣裳。衣裳越来越新，越来越艳丽，可这平民越来越老。我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起初是个六岁的孩子，然后是十二岁的少年，接着是十八岁的青年，最后是四十岁的成年人。我一点一点高大强壮成熟起来，它因此渐渐变得矮小，不再像个巨人，但我仍然要仰视它——这很像我和父亲的关系，不管他多么平庸多么衰老多么的逆来顺受，也不管我多么成功多么年轻多么热情激荡，我仍然要仰视他，即使他坐在躺椅上而我站在他面前，我也在仰视他。
      这也很像我和西宁这座城市的关系，不管我曾经多么仇恨它厌恶它渴望逃离它，也不管我后来多么不在意它自以为彻底脱离了它乃至假装忘却了它，它始终跟随着我，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上。现在我明白了，我一直在仰视它，即使它在我心目中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时候，我也在仰视它。
花园，所有长久地属于这个医院的人——医生护士工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把整个住院部大楼之外的空间叫做花园。花园到处都有植物，除了马路和一些零星的水泥场坪，树的绿荫和种植的花草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空地，某些被遗忘的角落也自生自灭着密密的野草和野花。
      最初，土地上种植的并不是花草，而是麦子和蔬菜。蔬菜地最集中的地方是营养灶和洗衣房之间那块三个篮球场大小的荒地，很多家庭都在那里开垦了一两块一两米见方的土地，栽种上两三种易活易侍弄的蔬菜。其中靠近马路的那块是属于我家的，种着小葱、芫荽和七八株甜菜。经常是晚饭后，母亲带着我和四岁的弟弟在这里干活。母亲负责松土采摘和浇水——水是她提着大大的铁桶去马路对面的妇产科里接来的。我负责拔草和捉虫，我干得很认真也很卖力。弟弟在马路上玩过家家，用石块、泥土和我刚刚拔下的杂草。夕阳金黄，把一切都变美了；风柔柔地吹过来，带着泥土、植物和家属院里饭菜和炊烟的香味。
       那些大块的土地——大门两侧的土地、毛主席塑像的两侧有很多丁香和沙果树的两块土地、住院部大楼那个“工”字中间两大块方方正正的土地都被开垦成了麦田。麦苗青青时我们很难踏进麦田，从乡下雇来的临时工很负责，他们和母亲一样无比热爱粮食。但等到麦穗长出时，就无人能制止我们了。跳进密密麻麻的庄稼里，艰难地趟几步，卧倒或蹲下后，没有人能发现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风吹过来，麦子一起倾斜和摇晃，我感觉自己是在一艘轮船上或者在一个金黄的巨大摇篮里；站起来看，耀眼的光使我迷惑，不知道金黄色的光芒是来自太阳还是来自麦穗。我想起一本小人书封面上的大海，觉得这些庄稼就是大海，只不过它不是蓝色的。
      我站在庄稼地和蔬菜田中，我在这些亲切的植物中寻找一个孩子的身影，我想看看他天真的脸，健康的身体和同样健康的天性。他出现了，但模糊而遥远。我听到他的笑声和叫声，清晰而遥远得让我心痛。很快，他的身影融化进大团大团的绿和大团大团的金黄之中，仿佛他本来就是一棵蔬菜、一株野草或者一束麦穗。
      我睁开眼睛，让绿和金黄的海水从记忆中退潮。我离开了，我要去寻找更加辉煌的色彩。我来到少年和青春的交界处，站在原本是麦田的土地边缘。慢慢地，我期待的色彩出现了，像一个安详的湖。天、地、空气和那个孩子都被这鲜润的、生机勃勃的湖水淋湿浸透。那湖水由无数新鲜的原料配制而成：欲望的嫩芽，爱情的第一个梦，理想分泌的诗行，白日梦里割过脸颊的美丽翅膀，还有仇恨和怜悯，绝望和希望，惊慌和抗争、恐惧和无畏……碾成碎块，磨成细粉，加入眼泪汗水和荷尔蒙，调匀了，是纯粹的红。
       我知道我来到了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青春的觉醒和挣扎。我知道我将看到我最爱的植物：象征觉醒和力量的罂粟。
      罂粟，我的罂粟。
      罂粟有两种，以花瓣和颜色区分。一种的茎干稍微粗壮一点，花朵也比较大，千层万瓣，有鲜润的、酥油的质感，花朵一律是纯正的粉红；另一种则是鲜红的颜色，花朵由薄薄的两片组成，看上去很轻盈，微风吹过，它们就飘飘欲飞，这使得这种罂粟像不会飞翔的硕大蝴蝶。花园里种植的以第一种罂粟居多，而它们也是我偏爱的。这一种罂粟单独一株时庄重、骄傲、安详，大片生长时也是如此。它们像一种智慧，或者像是无边的梦想。另一种罂粟则显得俏皮、轻灵、幽默，它们代表活泼、自由的人生态度——我的青春的开始是灰暗的，所以这种罂粟不能占据和控制我，甚至不能感染我，我发现不了它们独有的美和这种美之后的意义。
       罂粟开放在原先的庄稼地里，好像暗示着它们在生命中与粮食一样重要。事实上，它们看上去也和成熟的麦子一样宁静安详，像沉稳的波浪般摇曳涌动，一片一片，密密麻麻。麦子和罂粟是如此的相似，在我的回忆里缺一不可。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单一，像一支军队，但金黄鲜红和粉红尽皆纯到极致。不同的是，麦子代表力量，罂粟代表激情。
       罂粟是我最爱的花，然而在剩余的生命中我不会再见到它活生生的模样，和青春一样，罂粟只能生长在记忆的土壤里。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北岛这样吟唱青春。
       我虔诚地闭着眼睛，我要再一次把它们看得清清楚楚：每一朵花都是神的精工细作，深蕴着忧伤的激情，就像海子的诗句；茎叶朴素得有些丑陋，然而其中流淌的火焰千倍于花朵，像崔健的歌。
       第一次发现罂粟的美或者说第一次的觉醒发生在十四岁的夏天，在此之前我对所有的花一视同仁，没有厌恶也没有特别的喜爱，包括占据了大块土地的罂粟。我记得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美好，白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夜晚微风习习清凉如水。湟水河里可怕的经历——命运对我身体和心灵的戏弄和警告已经过去三天了，我仍然懵懵懂懂。
      傍晚，我独自在花园中闲逛，毫不在意内心若有若无的烦闷和忧伤。我手里握着弹弓——它是由废弃的输液管、榆树的树杈和一小块薄薄的皮革制成的。右边的裤兜里满是哗啷啷的石子，左边插着一本卷成筒状的政治课本。填进石子，瞄准，弹射，这样的动作重复了无数次，但我一只鸟也没打着。我对这种游戏厌烦了，就念了几句课文，但那些黑色的字更无趣无味。后来我找到一根不长不短的竹竿，就以此作刀砍削花卉和野草。竹竿从我的手中呼啸而出，平平地砍向那些植物，花朵和野草的顶叶四溅飞扬。
      光芒暗淡下来，天色已近乎黑暗。我对这种恶毒的游戏也感到了厌倦。我往家走，我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进入高干病房前的栏杆和花丛，穿过一些野草和树木，再穿过一大片罂粟花，进入洗衣房的院子，爬上那道墙，跳到墙那边的果树上，下去，就是家属院了。我走上这条路，顺手把竹竿插在铸铁的栏杆上，竹竿裂了缝，粘满了绿色的汁液。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用手驱赶莽撞的蚊蝇。在罂粟花丛的边缘，我听到了异样的声音，我肯定那是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声音，由叶子的摩擦声、茎秆的折断声、人的——两个人的喘息、含混的说话声、若有若无的呻吟和只有嘴唇才能发出的响动混合而成，听上去暧昧、虚幻，有些邪恶，但很自然，让人激动。
      我爬上近旁那棵高大的柳树，轻巧敏捷，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但我周身的血液嗡嗡作响，全涌到了脸上，心脏空洞地擂动，干燥得像要裂开。在树干的中央处，透过轻轻摇曳的柳叶，我看到或者说感觉到罂粟花中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是一个护士，她的白大褂很容易分辨，虽然大部分刺眼的白色被另一个身体遮盖住了。他们搂抱着，身体合为一体，头颅也合为一体。那团身体几乎是静止的，但我仍然发觉了一些隐秘的动作。他们占据的土地并不大，但一些罂粟依然折断伏倒，我仿佛看到花朵被揉碎了，乳白的浆液粘到了那两个人的衣服上。
         ……白天还没有完全消逝，夜晚还没有完全降临，但黑暗已经不可抗拒，它把它深沉的色彩均匀地涂抹在一切物体之上，粘稠而潮湿，不管这物体是活着的还是没有生命的。我的身体内部都被沉甸甸的黑色填充了，周身的血液也染上了浓浓的暮色。
      几年以后，我在《红高粱》中清晰地重温了那一刻的故事。无边无际的高粱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火红的高粱折断和伏倒，变成一张原始的床铺，土地上融合为一体的肉身，苍天高高在上，不同的是，黑夜变成了白天，白大褂变成了大红的嫁衣，罂粟变成了高粱，电影和回忆奇妙地混淆了，如同浓烈的黑颜料倒进装满红色的油漆桶，恍惚之间，我变得紧张而敏感，就像那个柳树上的男孩。
       电影中的男女最终肉体和精神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们做爱了，而罂粟丛中的男女并没有做爱，他们只是亲吻，或许有些情急之下的抚摸——我的理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决没有超出那个年代恋爱的界限。他们衣衫凌乱但完整地穿在身上。然而我把这明显的不同之处有意或无心地遗漏掉了，起初是忽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情感说服了理智，把这实质上的区别遗忘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坚持并且维护这样的错误，或许在我隐秘的想象之中，在天和地、夜色和微风、高大的树木和庄稼般茂密的罂粟制造的朦胧或混沌中相爱和做爱是最自然、最和谐也最美丽的吧！那是我渴望的爱情的极至吧！这样的爱情与高粱地里的爱情一样美丽，甚至更美丽，因为它更温和、更诱惑。
      然而当时，我不可能欣赏和品味这样的美丽。我是一个荒山中深邃的洞穴，被领悟的山洪灌满了。领悟之后是无尽的邪恶，而凝滞在黑暗中的那件白大褂上的片片白布就是这种邪恶之兽的牙齿……我想看得再真一点，听得再清一点，但眼睛和耳朵并不听从我的指挥。
      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因为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它在我的身体和心灵之中停住了。我不记得是谁先离开的，我，还是他们？他们怎样离开的？离开之前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是怎样爬下树来，怎样离开那片空间，走了哪条路回家？回家之后做了什么，怎样睡着的，睡着之后梦见了什么，被怎样的梦惊醒的？……这一切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丝毫的痕迹，因为我的思维和精神随着时间静止了。唯一肯定的是两件事情，一件发生在大脑里：头颅深处的沟壑间挂着一幅图画，图画上是海一样的罂粟花，花的中央是一件白大褂随风飘荡；另一件发生在身体上：我的某个器官流出了一种液体，一种与罂粟茎秆中乳白色浆液相似的液体。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时间融化了，思维生动起来，然而它们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惊慌、恐惧和仇恨……毫无疑问，我目睹的一切和我身体发生的一切都是可耻而下流的，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无法预防，无法抵御甚至无法逃避……我被沉重的罪恶感、羞耻感、自卑感囚禁了。但同时，肉体或者欲望之美以及隐藏在这种美丽之后的爱情之美把我深深吸引了，它们超凡脱俗，没有罪恶，没有耻辱，没有痛苦……同样无法预防，无法抵御，无法逃避。
        那一天我走家属院的后门去上学，放学后也走了相同的路径。一天，两天，三天……我的努力毫无作用，我无法把罂粟从大脑中抹去，就像我无法阻止身体内部那种白色浆液的产生和奔涌。医院里白大褂随处可见，它们不时嘲笑我的不自量力，我不可能冲上前去，把它们从医生护士的身上扒下来。对我来说，罂粟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植物了，如同《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罂粟在我无法抑制的想象中成了鬼和人的混合体，一种混合着肉体的渴望、精神的饥饿感、不可抗拒的快感以及美妙无比的痛楚的气体，一种色彩斑斓、火焰般香甜的气体。这种气体无时无刻地分解、聚合，它的形态千变万化，每一种形态只存在一秒钟。
      我无可奈何地任凭两股飓风纠缠成的旋涡随意摆布，一会儿到天堂，一会儿到地狱，天堂和地狱的距离只有一厘米。我不再自由，我成了奴隶，我有了两个主人，一个叫诱惑，一个叫绝望。我还是个孩子，我没有能力接受这种突然的、革命性的觉醒。我屈服了，我放弃抵抗了，因为随波逐流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尖锐的痛苦。从那个傍晚——或许更早，是从湟水河的失足沉没开始，阴沉忧郁的青春开始了。
       我的自暴自弃使我不到两个星期就再一次走进那座花园，面对那些罂粟。我已经被那些神秘的花朵征服，它们已经随同浓浓的夜色一起渗进了我裸露的皮肤，穿透了肌肉，侵染了血液，血液把罂粟的肌体和灵魂带到了我的最深处。我凝视着那庄稼一般的花丛中，心中充满仇恨一样的幸福。其实罂粟一如从前，静默着，摇曳着，开放着，枯萎着，好像从未看到过什么，听到过什么，也没有见证过什么。我走进花丛之中，我找不到一丝那晚的痕迹——每一株罂粟都完整健康，茎秆和枝叶挺拔，花朵不缺一瓣。刹那间我有做梦的感觉，我开始怀疑事情的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怀疑转瞬即逝，我很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的肉体和心灵发生了什么。
       ……罂粟的花瓣被风吹散，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它们干枯了，被拔掉了，它们的尸体看上去与其他花卉和野草的残枝败叶并无太大不同。土地恢复了没有痛苦的贫穷。第二年，罂粟又被播种，它们发芽生长，再次开放……我十六岁了，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个头也长高了十公分。表面的生活一如往常，静如死水，我努力掩饰内心的千疮百孔，伪装得若无其事，然而脸上密密麻麻的青春痘把内心的秘密暴露无遗……我是一根橡皮筋，我被拉扯到了极限，就要断裂了。我认为自己过不了这个夏天了，我在花园中看到第一朵罂粟开放时这样想：我将被火热的欲望和冰冷的悔恨撕成碎片，从而做出无比疯狂的事情来……然而爱情来了，像清清凉凉的天外来风。这一年的夏天，罂粟显露了世俗的肉体之美之下的另外一种美丽，神灵之美，诗歌之美。
      拯救来临。——拯救，不久前，在学校的双杠前，当那个十六岁的少女向我走来时，我想起过这个词。
      还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手里还是一本卷成筒状的政治课本，我在花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已经把弹弓送给了弟弟，它是孩子才有资格拥有的玩具。我现在的玩具是三毛五一盒的青海湖牌香烟，藏在裤兜里。我没有胆量大明大方地享用那些白色的小棒，我在等着天彻底黑下来。夕阳祥和而美丽，散步的人看上去悠闲而幸福，但我心里涌动着不知从何而来的仇恨，悲怆的仇恨。
     空气很清明，已经到来的几丝夜色并不能改变它的质地，就像两三滴蓝墨水会很快消失在一桶水里却不能使水变蓝一样。我本想去找个安静无人的角落，但双腿并不听从意识的指挥，它们不知不觉把我带向了那片罂粟花田，好像我是个木偶，控制我的丝线牢系在那棵大柳树上。
      远远地，我看到大柳树下有两个女孩，她们笑着，谈论着什么。她们都是我的同学，一个是我们班的文丽，另一个是隔壁班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和那个女孩同学已经五年了，在这一天之前我从未正眼打量过她。即使这一年我身体的变化诱使我开始关注女孩们的身体，我也没有特别注意过她，更不曾以她作为蓝本进行过淫亵的想象。她身材苗条得如同一根树梢最顶端的柳枝，好像还没有开始发育，而她的脸虽然秀气，但和同龄的女孩（比如文丽）相比过于稚嫩了，像一个初中生一样单纯，毫无情窦初开的模样——这是我对她一贯的印象。
       然而这一天，金色的夕阳、红色的罂粟花和枝叶柔柔摇曳的柳树把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一个仙女，一个天使，反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她的身体微微侧着，轻轻摇晃，柔软得像邓丽君的歌声。远远望去，夕阳的金色均匀地镀在她的脸上，那样精致和端庄，像观音菩萨少女时的模样。
       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看清了她的凝神倾听和她的笑，她的笑非常干净，与她的柔顺长发和朴素的衣裳一样干净。我不敢再向前走了，我怕靠得太近后我会突然发现这纯美的一切只是出于我的想象而并非真实。
       我躲在一棵树的阴影中，呆呆地看。她向两边望望，然后弯下腰，掐了一朵拳头大小的罂粟花，小心地装进口袋，她的神情既胆怯又调皮。而文丽则毫不在乎地掐了一朵又一朵，然后脱下外衣，把一捧罂粟包裹起来。
      夜色浓起来，她们离开了。我远远地跟随着。她们在医院大门前的马路上分了手，文丽往回走，而她出了大门，向大坡上走去。文丽的身影刚一消失在马路尽头，我就跑向大门。
暮色茫茫，路灯还没有亮，但我一出大门就发现了她，好像冥冥中有种力量在她周身布满了奇妙的光明和色彩，并使她与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完全地区别开来。我跟随着她，与她保持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我不知道她走过了哪些大街和小巷，除了她我什么都看不到，听不见。
       后来我回到了那片罂粟田。我站在柳树下，长久注视那些黑暗中的花朵，那种深深吸引我又使我无比恐惧的妖冶之气明显减弱了，弱得几乎难以发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至纯至真的、不带丝毫烟火气的美。我找不到任何词语描述这种第一次感受到的美。我身处在某种不愿醒来的梦里，心神俱醉，心神俱疲。
我知道我拥有了与世界和自己对抗的武器，我知道当欲望、仇怨、愤怒、厌倦以及悔恨来临时，我不会再束手无策几近崩溃和绝望。拯救，拯救……
我站在花园和家属区之间的那道门口。
       大门的左手边是一排平房，建得很高的几个小窗户冒出阵阵雾气，它们依次是正门开在家属院的开水房、洗澡堂和理发室。右手边是锅炉房，两层楼那么高，它的正门开在花园里，而烟囱、煤场和煤灰堆都在家属院。这会儿，锅炉房门口有两个工人，一个在用气焊枪焊接两根钢管，另一个蹲在地上，一边用很大的搪瓷缸子喝水，一边抽着烟。
       过了煤堆和煤灰堆就是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包括一座二层的青砖楼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楼房很老，但它的外表很干净：没有一块砖破损，墙面上也没有丝毫污迹或划痕，甚至连标语都没有。如果远远看过来，会发现楼顶的两个斜面比墙面还要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儿垃圾，瓦片都和刚铺上一样整齐有序。一楼是停尸间，二楼是动物实验室。院子是用干枯的树枝围成的，没有门，只留了一个大口子以供出入。栅栏很矮，也很稀疏。院子里种着一些土豆，也种着一些花草，除了收获和自然的死亡，它们从未受到过任何人为的伤害。也有几棵榆树，但都不高，一看就知道它们植下的时间并不长久。
     太平间代表一种埋藏在生命深处的尊重、敬畏和恐惧。
     我去过三次太平间。
第一次是九岁那年。红兵的爸爸死了，因为酒。听说是一天晚上，他和几个酒友喝到后半夜，出门下楼梯时一脚踩空，摔下去，脑袋碎了，就此一睡不醒。上午，他的尸体送到太平间。他在一楼的一个铺着冰块的大抽屉里躺了两天，第二天晚上由太平间管理员为他整容、理发和换衣，以便第三天光光鲜鲜地出殡。出殡那天早上，我和小隼逃学了。我们在路口远远看到太平间的栅栏门口停着一辆卡车，卡车边蹲着几个男人。我们走近一点，看到红兵蹲在煤灰堆上，低着头，用手拨拉着什么，像一只青灰色的甲虫。我们走到他身边，却不知道说什么。红兵不理我们，继续拨拉灰渣。他不看太平间，好像那里发生的事与他无关。过了一会，他突然说话，他说我爸死了我爸死了。他的语气没有悲伤，但似乎含有几分骄傲，好像爸爸死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红兵的三哥在太平间门口喊他，他犹豫了一下，站起来，不情愿地走下煤灰堆，走过去。我们跟着他。
我看了一眼卡车，上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院子里站着许多人，但亲属不多，大部分是看热闹的成年人。红兵的三哥四哥站在太平间门口，红兵走过去，和他们站到一起。我们站到围观的人群边上，后面是一块土豆地，土豆正在开花，那些星星点点的花并无出奇之处，很难看。我透过前面人的空隙看到房子里面，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桌子上摆着几盘水果和点心，还点着两根很粗的蜡烛，火苗飘飘摇摇。桌子上方的白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我知道那是红兵的爸爸，但我不敢看。我想看看传说中放死人的冰箱，就慢慢向侧面靠，但刚刚看到一个银色的把手，视线就被一个成年人的身影挡住了。
红兵妈妈哭起来了，她的哭声太突然，吓得我哆嗦了一下。那哭声嘶哑而高亢但含含糊糊，更像是骂声。后来我听清了，确实是骂声，红兵妈妈在骂红兵爸爸丢下一群孩子和几个老人给她自己图清闲舒舒服服走了。她的骂声似乎在说明死是一件很美好很快乐的事，这让我惊奇和迷惑。
后来追悼会开始了，成年人涌过去，把我们挡住，我们挤不过去也不敢挤。我们只听到哭声和嘟嘟囔囔的说话声。再后来哭声突然多了响亮了，前面的成年人小声说尸体抬出来了，我们听见了，开始不由自主往前挤。这时保卫科的那个黑胖子揪住了我的衣服领子，很轻松地把我提出人群，提到栅栏门外。我的脚彻底踩到地面后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小隼和我一起被提出来了，他还在发呆。黑胖子叫唤着滚滚滚滚，并一路驱赶我们，直到看不见太平间了才停下脚步，抽起烟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从另一条路赶回去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卡车也开走了，好像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敢再走过去了，只是远远地看。
第二次发生在我十三岁那年，我上中学快两年了。那天我和一群同院的同学放学回家，一路嘻笑打闹，刚过了煤场，林洋，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家伙突然抢下我的书包，飞快跑到太平间的栅栏前，一扬手，把书包甩进了院内的花丛，然后他狂笑着跑远了。剩下的同学开始起哄，他们说我没有胆量拿回书包，他们说可以陪我去，但我必须依次叫他们哥哥。我说去你妈的，多大的事情，一个太平间有什么可怕的。说完我就跑出去，边跑边作出各种滑稽的动作，好像我去过很多次太平间一样。我没有跑向那个门，而是从栅栏上一跃而过。我站住，定了定神，紧张又兴奋。
太平间的花园和几年前有了一些不同：花草的周围修起了一圈齐腰高的红砖围墙，墙砌得很艺术，上面有许多方的和圆的造型。原先的土豆不见了，代之以五颜六色的小小菊花。我不敢往停尸间里看，但仍然看到了它的门。门被漆成了浓浓的绿，很刺眼。让我高兴的是，门虚掩着。
我不敢耽搁，赶紧跳进围墙。我在那丛高大繁密的大丽花中找到了书包，铅笔盒甩出来了，我捡起来，正要往书包里装，这时我听到不远处的绿门嘎吱吱响了，我马上下意识地缩进了花丛深处，蹲下来。
太平间管理员出了门，向花坛走来，脚步声很重。他粗手大脚，面目憨厚，不爱说话，见人就笑咪咪的，但这些外表的老实本分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个医院中最有威慑力的人。有许多他的传说，可怕的有如下几例：在停尸间吃饭睡觉；与男性死者彻夜对饮（我想不明白死人怎么端杯子怎么喝酒）；午夜时分为车祸死亡者整容，往压扁的脑袋里塞棉球注射液体等等，使变成饼子的脑袋膨胀起来最后恢复原状。最可怕的是他会切割尸体的某些器官和腐肉，带回去喂狗。他养了很多狗，狗养大了就卖给动物实验室。那是不小的一笔收入，可以补贴家用。
我忍不住轻轻拨开眼前的花叶，我看见他左手握着半瓶酒，右手夹着一个很小的葡萄糖注射液的小箱子，沿着花坛向我这里走来，走到菊花地和大丽花地接壤的地方停下，把箱子和瓶子放在花坛的水泥台面上，想想，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
他走开了，他上了二楼。我站直身子，想看看箱子里面装着什么，可箱子的两片活页竖着，我又不够高，看不进去。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向前走了两步，透过活页的空隙我看到里面白花花的，再看，我看到一只脚，一只桃树叶大小的脚。我不相信我看到的。
我失去了思维，但身体仍然能够移动。我退回刚才的地方，坐到地上，开始感觉到寒冷，身体很快变得僵硬。他回来了，扛着一把铁锹。他跳进花坛，把铁锹深深踩进土里，铲起一大块泥土，泥土上的三四株菊花完好无损。他继续挖，挖出一个土坑。他觉得深浅合适了，就放下锹，走一步，捧起箱子，回来，放进坑中，然后拿起铁锹，往里填土。填土时他嘟嘟囔囔，说起了听不清的语言，像祈祷，又像一种咒语。
填到一半时，他把带花的那块泥土放进坑中，刚好合适。他又铲了半铲土，撒在周围，用脚踩实。他把剩下的土小心地扬到花丛里，然后喝酒，然后跳出花坛，然后扛着铁锹，拎着酒瓶，走了。
我坐在泥地上，盯着那几株菊花，它们已和其他的菊花完全不同。我想逃走，可是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
是小隼救了我，他在栅栏外喊我的名字，那熟悉的三个字把我从不可知的世界拉了回来，一切都恢复了，包括力气。我跳起来，跳出花坛，跳出栅栏——跳出栅栏时出了点意外，脚绊了一下，但我并没有摔倒。栅栏外只有小隼一个人，他过来扶我，满脸关切和恐惧。我突然想哭。
小隼问了我许多话，但我一个字都没说，当时没说，后来也没说。
晚上我发烧了，做了许多恶梦，但早上烧就退了。我在操场找到了林洋，我一句话没说就开始打他，疯了一样打他。是体育老师和一个校工把我抱走的，教导主任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关了一上午，中午母亲来了，我和她一起回家，小隼远远跟在后面——关于那一天，我只记得这些。
第三次是我和小隼一起进去的，还是晚上。那一年我们十七岁。
起因是小惠的死。小惠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一直瘦瘦小小的，毫不起眼。那一年她得了心脏病，在病房里拖了几天，就死了。我和小隼蹲在她家院子外面，听着撕心裂肺的哭声，不敢进去。后来我们离开了，在家属院里无目的的走，我们避免四目相对，不开口说话，但也不愿分开。走到煤场时，小隼突然指着太平间说：小惠就在里面。他停顿了很长时间，突然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去看看她吧，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去陪陪她吧。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恐惧，有一种渴望，也有一种残忍。
我的身体和我的心一瞬间变得寒冷如冰，可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说：好。
太平间的院子仍然静悄悄，空无一人。我不愿意往花坛那边看，我害怕因此想到里面埋着的那个婴儿，从而想到更多的堕胎、流产和一出生就死去的婴儿。可我控制不了自己，还是看了一眼。花草依然是几年前那些花草，没有任何改变，那几株独特的菊花也不再独特，在原来的土地上静静开放。停尸间的门还是绿的，只不过油漆不再那么刺眼，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两个门把手被一根铁链松松垮垮拴着，用一把不大的锁锁着。我们走过去，小隼用力推门，铁链拉直了，门裂开了宽宽的一条口子。
小隼钻进去了——他先丢进书包，然后把头伸进去，接着让身子挤进去——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和小隼一样钻进去，门上的一根刺扎进了我的手，我很喜欢那种疼痛的感觉。
停尸间里很昏暗，因为没有窗户，这使得我过了一会儿才看清屋中的一切：除了两排看上去非常沉重的冰柜外什么都没有。冰柜是白色的，有点儿刺眼，而且越来越刺眼。冰柜分两层，每一层有四个门。
小隼慢慢走过去，我知道他要去找小惠的门，就跟过去。我们看到了把手上巴掌大的卡片，但是看不清上面的字，门缝外漏进的光太微弱了。我们知道头顶上有灯，可是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我们放弃了，回到刚才进来的位置。
刚才我行动自如，但心脏停止跳动了，它悬在空荡荡的胸腔里，纹丝不动，像头顶上的灯。这会儿外面的光射在身上，心又活过来，开始蠕动和摇摆。我突然仇恨起自己的懦弱来，并且仇恨自己在小隼面前显露了这种懦弱，因为所有的事都是他领先一步。我摘下脖子上的书包，扔到两步外的地方，然后走上前，坐上去。
小隼楞了一下，照我的样子做了。
冰箱嗡嗡地响着，所以屋子里并非想象中那么安静，可我仍然听得见我们的呼吸声。刚才书包落地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好像它们找不到那个门的空隙，散不出去。我想，在这间屋子里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单纯得不正常了，也可能是复杂得不正常了——因为每一种简单事物的背后好像都隐藏着某种沉重的、多变的、无法了解的意义。
我突然想抽烟了，但我的手没有动，因为我立即想到刚才在卡片前束手无策的情景。那时候为什么想不到口袋里的香烟和火柴呢？那样最多划十六根火柴，我们就可以找到小惠在哪里了。——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小隼呢？你为什么不掏出火柴照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呢？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呢？——我这样问自己。我犹豫了一会，然后回答自己：因为我不敢。
我不敢再走到那些白色的门前，每一道门后都有一个死人躺着，他们在门那边听我们，就像我们坐在这里听他们一样。我知道这世上没有鬼，可这会儿我相信这世上有灵魂，所有的人都有，包括这些死人，他们的灵魂还在他们的身体里。我不敢划亮火柴，因为照亮那些名字的同时也会照亮我自己。本来除了小惠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是男是女为什么死怎样死与我毫无关系，可是看到他们的名字后我和他们就有了某种联系，我害怕和他们有任何联系，我害怕和死有任何联系。
我对自己说：即使我有勇气去找小惠的门并且找到它，又能怎么样呢？我能打开那扇门吗？打开了我能把小惠拖出来吗？拖出来后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很难过很想念她吗？有意义吗？或者说，有意思吗？
没意义。我说，包括已经做了的那些事。除了对小惠的悼念外，一切都没意义，即使是悼念，也因为掺杂了勇气的比试和炫耀而失去了部分意义。
最干净的悼念也没有意义。小惠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许她现在很快乐，而我们的悲伤和怀念是多此一举，谁知道呢？她不再为成绩不好而被父母臭骂，也不再为羞怯和自卑被同学取笑，或许我们应该为她高兴。或许我们应该为自己难过，因为我们还要背负愤怒、仇恨、恐惧、厌倦、绝望和渴望、爱情、理想、希望、梦以及其他沉重的东西活着，不知要活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该来打扰小惠和这里其他人的安宁，就像他们不该来打扰我们一样。
不、不，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没有意义。我对自己说，至少我见识了死亡，虽然我们隔着一道白色的门。死亡是很可怕，但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
我站起来，背好书包，对小隼说也对自己说：走吧。小隼说：嗯。
我们钻出门，回到阳光里。我看那些花，发现它们已经和先前不同了，它们，它们……很神秘。
我没想到在太平间流连了这么久，我本想一闪而过的。可能越来越频繁地在梦里回归故乡本身就说明我老了，或者正在衰老，所以想到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敢面对这人生的一大主题，我逃避，或假装这一主题不存在。我只有在记忆里借用那个孩子和那个少年面对它，因为我曾经就是他们。
我站在路口，长久地注视那死人的驿站，心里浮出一个宿命的念头：在我真正年老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和我的灵魂一起回来，我会死在这座我出生的城市里，然后躺在这个太平间中冰箱的某个空格里，等待接应的马车。——驿站，这个词让我有了更大胆更宿命也更诗意的想法——马车不会把我送到很远的地方，它会在西宁的某个人家门口停下，让我进去。那样我会重新在这个城市里出生、成长，然后远走他乡。我出生的地点肯定还是这个医院，我坚信。
我应该在路口左转，再走二十多米左转，就可以看见一宿舍了，我家就在那座二层楼里。可我刚走了十几步，就看见院里的那个疯子走过来了，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模仿着他的样子，笑着叫着。这疯子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身高体健，长相英俊，衣着整洁，乍一看没有人相信他是个疯子，但眼睛、走路的姿势和说话会很快暴露他的身份。它的眼神满是狂热，直勾勾地，总是看着远处；走路总是目不斜视，突然快起来，又突然慢下来；他只说两句话，一句是“神会收拾你们的”，另一句是“神会救我的”。
他急急地走到我身边，突然停住，对我说：“神会救我的”——情形和以往很多次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没有像儿时一样残忍地取笑和戏弄他，这一次我相信了他的话。或许他真的看见了神灵，我想。
所以我就跟着他，但他走得太快了，我怎么跑都无法接近他。一瞬间，我跟着他在家属院游荡了一圈。首先是一个很大的泥塘，泥塘的东边是一排没有门的车库和一排低矮的猪圈紧紧相连（我始终想不通这两座建筑为什么会修建在一起），泥塘边有一群孩子，他们在往泥水中扔石块，其中有我。泥塘的尽头有几排平房，平房的后面有几棵大树，穿过平房和大树，就看到了低矮的院墙和更加低矮的后门。我看到各个年龄的我从那个黑漆漆的方洞中一闪而出或一闪而入。
接着是一条二百米左右的沥青小路，路边有几座二层小楼和几大片没有规划就匆匆建起的平房区。平房的门前屋后都有一个用各种材料修建的形状各异的围墙或栅栏，几乎每个围墙或栅栏里面都有几个孩子、几只鸡鸭或几只兔子。
然后是小卖部，那肮脏的、光线昏暗的小屋子里，充当柜台的破桌子后面的货架上有纽扣大的黑胶糖，一分钱一个，一毛钱十一个。
职工食堂紧挨着小卖部，它外面高大，内部宽敞，像大地主家的宅子。它里面东面的墙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洞，洞口安着厚实的铁门，铁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洞里是一台彩色电视机——二十四口寸的彩色电视机呀！全西宁市只有这一台——爸妈都是食堂大师傅的郑旺说，全中国只有十台，五台在北京，四台在上海，一台就在咱们省医院。
疯子飘进一宿舍的门洞，融化在其中永远的黑暗里。
我小心地走进去，害怕撞到或碰倒两边堆积的煤砖和器具杂物，我虽然是个影子，可是并不比原先的那个孩子灵活。
我无需深入黑暗，因为进门后左手的第二间就是我家的正屋，右手第二间是我家的厨房。
我摸索到厨房锈迹斑斑的门把手，推开门，大团的光亮和热气把我吞没了。
没有人，屋中间的饭桌上，放着一条牛腿，靠窗的案板上放着一只没有头的羊。牛腿和羊已经开始解冻，血水滴到地上，已经积了两小滩。书桌前的椅子上，放着一只用牛毛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纸箱。我扑过去，解开满是腥膻味的绳子，打开纸箱。
纸箱是远在玉树的爸爸托拉货的司机带回的，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一摞摞的图书，图书的上面有一个放掉气的足球。我一本本欣赏着那些图书的彩色封皮，辨认着书名，想象着书的内容并飞快地让书页舞动。我感觉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泡变得明亮和温暖起来，灯光就像我心中朦胧的喜悦。
后来图书和足球不见了，牛腿和羊也不见了，灯也灭了。我叹一口气，走到锅灶前，灶中的火仍在燃烧，但并不炽烈。我坐到小凳上，拉起风箱来，我拉了很多下，但火焰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我关上厨房的门，走到对面的正屋门前。我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就推开门，喊了一声妈妈，可是没有听到回答。
妈妈坐在床边，在补我那双有三个洞的袜子。我又叫了一声妈妈，可她仍然不抬头。我只好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静静地看她。妈妈真年轻啊，她的手光滑而有力，没有凸起的青筋，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眼睛非常明亮。她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道，很好闻。
我想蹲到地上，把头放在她的腿上，可是我不敢。
我没有进里屋去找爸爸，我知道他在一千公里之外。
弟弟推开门进来了，他那么小，那么瘦弱，那么可爱。他喊了一声妈，妈妈答应了，弟弟说他饿了，他想吃一块糖，一块从上海来的水果糖。妈妈站起来，倒好一杯温水，然后从五斗橱的抽屉里拿出四五个药瓶，从每个药瓶里倒出几颗药，在掌心汇成一把。她对弟弟说，先吃药，吃完了药再吃糖。弟弟顺从地站到妈妈身边，从她手里拿药，一次两片。吃一次喝一口水，尽管他的动作非常熟练，吃完所有的药也花了不少时间。妈妈掏出钥匙，打开五斗橱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从五颜六色的糖果中挑出一颗，想了想，又挑出一颗。她说：这一颗是你的，这一颗是你哥哥的。她又说：去叫你哥哥回家，要吃饭了。
弟弟握着两颗糖，出去了。妈妈收拾好针线，也出去了。我听见她进了厨房。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岁月深处吧，一旦回来，一旦身临其境，会舍不得离开。我努力想看清这一个记忆的片断，看清年轻时的妈妈，看清幼年的弟弟，看清这间屋子里的一切，但黑暗的时间和空间卷土重来，它们很快吞没了这温暖光明的一刻。站在黑暗中，成年人的情感和思想很快恢复，我不知道应该微笑还是应该流泪，因为我分不清这块电光一闪的记忆碎片带给我的是幸福，还是悲伤。
我也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已经衰老的母亲有没有想起过这一天的情景。或许坐在明亮的阳台上为儿孙编织毛衣时，从她眼前飘过的记忆碎片更多，它们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久,也更清晰吧。
母亲经常对父亲和我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西宁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抽空回去一趟吧。她说，该去给先人们上坟烧纸了。
母亲出生在西宁郊区一个名叫海子沟的穷乡僻壤，那地方名中有海，实际上水是稀缺之物。所谓的沟是断流多年的河道，由东西两侧连绵的土山挤迫而成。母亲出生的小村子就在东侧某座山的半腰间。单凭对颜色的描绘就足以让最无想象力的人了解到那里的贫穷：单调的、泛着微微的灰的黄色似乎永无止境，土地、房屋、人的衣裳、皮肤、神色还有人的眼睛，都天生着这种好像了无生气而最深处却又似蕴藏着无穷生命力的颜色。天是纯静的蓝，但它太高了，可望不可及；间或出现的植物是绿的，但它们占有的空间却又太小太少，因而显得刺眼，甚至与此地大片的黄色极不协调。
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是天经地义的劳作和翻山越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残酷，但母亲却很自然的接受了它。幸运的是，因为解放，因为她是家族中最小的孩子，因为我外祖母的坚持，母亲可以上学了。这使她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那是怎样的一种机会啊！——八岁的女孩子，在每个星期天的早晨离开家门，背负着一个小小的布袋，布袋中除了一点点粗面粉或豆面外，几乎全是土豆。她要行走和攀登一天的山路，途中不能有太多的休息时间，才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几间土房改建成的学校。学校在土山的尽头，一个干涸已久大湖的湖畔。读书之余，她必须自己做饭、洗衣，夏天驱赶和躲避蚊虫，冬日想法保暖，以免冻伤。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她又将踏上归家的路途，不过这一次会轻松一些，因为那个布袋已经空了。——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八年的时光。
我无数次想象过童年时的母亲在这些绵延的土山间艰难行走的情景，但除了感动和骄傲，我心里的那幅图画总是模糊而不完整的，有时只是无限延伸的颜色——大块的土黄色，移动着一抹鲜亮的红色。与之相比，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中母亲的想象则要更加困难，那时她在西宁的卫生学校读书。母亲在饥荒的末期分配到省医院，并在那时认识了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饥荒结束后他们结了婚，几年后生下了我。
接下来我直接参与到母亲的人生之中：父亲入狱、我们被家族扫地出门，然后是父亲的平反和他一年一度的归来与离去，我和弟弟一天一天长大，而母亲一天一天衰老，然后父母退休，离开西宁，到我生存的城市居住……
关于母亲的大半生，我能想起些什么呢？
我想她是个平凡的女人，并无出奇伟大之处，与数亿记的平民妇女并无两样。她并不爱伟大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她不特别关心世界，她的思想很简单，很少思考严肃深刻的人生道理。她心中牵挂的无非是家庭、孩子、钱以及无数生活中的琐事，看起来她的平凡甚至可以解释为平庸。
作为他的儿子，我也可以用伟大这个词形容她，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千辛万苦生育和养大了我。我真正尊敬并为之骄傲的，是母亲灵魂深处的一种力量，热爱和蔑视苦难的力量。她从未因生活残酷的愚弄而仇恨它，不会因为生活的平庸、枯燥和混乱而厌弃它，也不因生活小小的恩赐和奖赏而对它顶礼膜拜。这种力量纯净、健康而强大，有宽广的包容性和天然的慈悲，源源不断，使痛苦纯洁起来，甚至让平庸也有了动人之处。这种力量保证着母亲的完整、尊严、精神的安宁和内心的幸福，使她在无常的人生中多多少少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这样描写过母亲和那种力量——“她身上应当有一种永远使我激动和震惊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品质，妈妈。”
很多人拥有这种埋藏在生命深处的力量，特别是那些默默无闻平凡一生的寻常百姓。这种力量帮助他们面对苦难、贫穷和平庸，给予他们希望和勇气，支撑他们走完痛苦的一生。我想我也拥有这种力量，因为这是生养我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血脉相承的祖先给予的。
我在黑暗的家中站了很久，想了很久。后来我听到一辆卡车在窗前停住，它沉重而吃力的声响使我醒来。我跑出去，跑出走廊，我听见父亲的叫声，他在喊我和弟弟的小名。父亲走过来，车灯已经关上了，我看不清他的脸，但看得见他身上厚厚的棉袄和手中鼓鼓的帆布袋子。我喊了一声爸爸，他好像没有听见。弟弟在我旁边，他也叫了一声，声音很小，但父亲答应了，他把他抱在怀里，并且问：你哥哥呢？
……弟弟向同伴们炫耀着那辆卡车，车上装载的牛腿和整羊像山一样高。我走进厨房，父亲和那个很黑的司机在吃饭，母亲在灶台前忙活。地上有两个纸箱、一个鼓鼓的帆布袋子和两只风干的羊。父亲的棉衣脱在椅子上，上面罩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虽然经过长途跋涉，它仍然显得很干净。那个司机的棉衣是肮脏的，满是油迹和灰尘。我很奇怪那个司机为什么不肯脱下棉衣，现在是夏天啊！但我不奇怪夏天看到从牧区归来的人穿着棉衣，因为我知道沿途一千公里的路上尽是雪山冰峰，很冷。
后来司机走了。父亲从棉衣里摸出厚厚一叠钞票，把它们递给母亲。母亲看上去有点儿难过，想说话但没有说。那叠钞票真厚啊，全是黄色的五元票和青色十元票。我和弟弟都很兴奋，但不敢说话。我很想数一数那些钱，但母亲不允许，她把钱装进口袋，到卧室去了。
我很想和父亲说说话，但一种奇怪的陌生感和恐惧阻止着我。我只好偷偷观察父亲，但他始终是模模糊糊的，我怎么看都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已经衰老的父亲有没有想起过这一天的情景。我想惜言如金的他回忆往昔的次数和时间要远远多于母亲，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沉思默想的人，他喜欢沉溺于回忆。
今年父亲七十岁了，他以往的经历很简单：1939年出生在西宁一个小商人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他在西宁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自愿要求去牧区工作（医生）。1973年因右派问题入狱，1976年平反。1990年退休。
在我成家立业并把父母接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前，我对父亲是生疏的。他每年回来一次，一个月后又离家远行。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沉默的，像一本厚厚的书。那时候我没有兴趣读那些沉重的故事，我年纪太小了。我习惯了他每天坐在桌前读书看报和沉思默想，也习惯了他的短暂的归来和漫长的远行。当我真正认识到父亲是一本生命中最重要的书时，却发现我已经不需要再读了，因为我已经变成了他。
幼年时我对父亲的了解总是和一个地名联系起来的，玉树。
玉树，很好听的名字，听说那里的山、水、草原和成群的牛羊也很美，境如其名。对藏民来说，那片空旷的天地是家，是牧场，也是世界最大的庙宇，他们劳作、繁衍、歌舞、点燃酥油的灯火，转动经轮，虔诚供奉活着的佛和天上的佛。对来自城市的人而言，那里是命运的流放地，是试金石，是冥想天堂和遥望繁华的台阶。他们呼吸着纯净而稀薄的空气，被原始的太阳温暖着灼伤着，这太阳也照耀着雪山，但那亘古的冰雪千年不化。他们吃着酥油糌粑和牛羊肉，想着蔬菜水果和馒头米饭，在青稞酒中沉醉或者醒来。对父亲来说，玉树是天堂，也是炼狱，是理想和信仰的坟场，是独自一人思想的禅房。在那里，父亲经历了毁灭和拯救：像羔羊一样被驱使、被欺凌、被伤害；像一块冰一样被纯朴的友情和几千公里外忠贞的守候与牵挂融化。
父亲从来不谈那片埋葬或种植着他二十八年生命的草原，他也从不像母亲那样流露任何的怀念之情。可我知道，这才是一种最深的感情，父亲已经和他思念的土地融为一体，他就是玉树，玉树就是他。
我站在曾经的家门前，看着壮年时的父亲母亲，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就是他们。
我离开了。我想，等这次纯精神的旅行结束，我要去敲开父母的房门，我要对年迈的父亲母亲说：我陪你们回西宁好吗？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家。
我本想在临走之前去拜祭祖先，他们的坟墓就在南郊的凤凰山上。但考虑了一下，放弃了。我要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去，就在今年。
我走到一宿舍南边，这里是一堵围墙，墙那边是住院部的洗衣房。我借助墙边一棵沙果树，很轻松地爬上墙头。我跳下去，在迎风飘舞的白色床单、被罩和病号服中穿行。出了洗衣房的门，就看到了营养灶的大门，我知道，通过那扇大门，走过一条走廊，可以进入住院部大楼。
这时候，一条小小的身影窜出了营养灶的门，向我跑来。是小隼。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快走。
我和他一起走了。我们走过一些房间和走廊，推开两扇镶着大块玻璃的门。住院部大楼一层（也就是“工”字的另外一横）是妇产科病房，左手是产科，右手是妇科。我们自自然然地走进产科，一大段走廊空空的，但走廊尽头的产房门口挤着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产房里的动静使他们失去了魂魄，仿佛他们正在等待的不是出生而是死亡。
我们挺胸昂首地向前走，医生办公室里没有人，护士值班室里也没有人，甚至走廊里也没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我看到装满生理盐水也就是葡萄糖溶液的手推车停在护士值班室的门口，从我记事起它就停在那里，好像从未移动过。穿白大褂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疏忽大意，因为他们知道，那些贴着冷冰冰标签的晶莹透亮的瓶子对人们有着怎样的威慑力。
没有一点儿意外发生。我握住一个冰冰的瓶子，把它藏进衣服，夹在肋下，手隔着衣兜紧紧攥住瓶口，不让它滑下去。小隼在旁边望风，看我得手了，就过来挨紧我，搂住我的肩膀，用他的身体掩护我。我并不像以往那样对如此轻易的得手而兴奋，我更想得到的是那种一管一管的浓度更高的葡萄糖溶液，它们比手里这种500cc的液体更甜蜜。但我今天有点儿胆怯，不敢闯到护士值班室，在那些柜子中翻找了。
我们照原路回到花园，在一棵高大的榆树下喝完了那瓶并不太甜的液体。我们百无聊赖，不知做些什么。后来我对小隼说：我们去看看那些小小孩吧，看他们怎么生出来。
我们爬上那间大大的婴儿室的一个窗台，透过明亮的玻璃往里看。里面无声无息，宁静祥和。那些总在睡觉的小孩子被严密地包裹着，脸皱得像包子，一点儿也不像花朵。那些丑陋的小脸让我心里流泻一股暖暖滑滑的液体，我很喜欢那种感觉。我们刚看了几分钟，屋门开了，有人走进去。我们只好跳下窗台。
我们换了一扇窗，继续自己的发现之旅。这是一间产房，我看到里面有三个人，都穿着惨白的衣服。
产妇躺在台子上，我所在的角度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身子一动不动，但头扭来扭去。我听到了惨叫，但并不可怕，声音也没有那么大，并没有带给我足够的震撼，因为那产妇嘴里发出的与其说是惨叫倒不如说是一种痛骂、呻吟、喘息、哭泣混杂而成的古怪声响。那声响穿过两层窗户后碎裂了，不完整了，大部分被空气分解然后消失了，飘进我耳朵的那部分就更加微弱，失真了。
产妇的大肚子让我兴奋更让我害怕，那个高高圆圆的肚子苍白苍白的，像祖宗的坟墓，又像每天必吃的馒头。产妇的两条腿尽力张开着，同样苍白苍白，对着窗户的一条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她的两腿之间是什么样，其实我也不想看到。我看到一些亮亮的液体从暗红色皮革制成的手术床垫上漫过，最后流到了水泥地板上，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血。
之后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那两个护士。一个护士很年轻，被口罩遮住的鼻子很好看，一眨一眨的眼睛也很好看；那个矮胖的中年人是小隼的母亲，她本是个温柔娴静的女人，但今天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护士偶尔跑来跑去，但更多时间是站在那个隆起的大肚子旁边，我不知道她对那个肚子或者肚子里的孩子做了什么；小隼的母亲站在孕妇大张开的两腿之间，不时弯下腰看看或者把两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伸进去。她的右手里有个奇形怪状的金属器械，我不知道她用那个亮晶晶的东西做了什么。她们都隔着口罩对孕妇说话，年轻护士的声音肯定比较轻柔，而小隼的母亲则是吼叫了，因为我听到孕妇声音的同时也听到了她的声音。两个护士也会不时地谈几句话，大部分是无聊的事，因为那时她们的眼神毫无变化，但偶尔也会谈起有趣的话题，那时她们会笑，年轻护士的眼睛就会像语文课本上说的一样“弯成月牙”。
终于等来了有趣的一刻：大鼻涕的妈捧出一个丑陋的、满身血污的、不像孩子的孩子，把他交给年轻护士。年轻护士把孩子的双腿并拢，倒提起来，用戴着塑胶手套的右手掌拍打那小小的屁股，直到他哭出声来。然后是洗澡，孩子身上那些不洁的液体被清洗得分毫不留直到让人怀疑那小小的肉体是否经历过污浊的痛苦。后来孩子被包在一块天蓝色的布里，慢慢安静下来，最终睡去，在人人都曾经历却无人能够记忆的梦境里聆听预言，然后把那个预言完全忘记。
我的手一松，从窗台上掉下去了。
我被摔醒了。
我知道，那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就是我。
我知道我来自何处，去往何处。

作者简介：刘士忠，青海省西宁市人，行伍十七年后弃剑从文。从文六年主要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曾就读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班，参加过全国第六届青创会。文字不能给予我什么，也不能带走什么，它只是穿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