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走过：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棵树。日日对视的林步山，先前怎么看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自然景观——山，方圆不过数里，高也不上百米，全然是平地上隆起的黄土夹杂着鹅卵石的丘陵。

　　打七岁起，我是和村子里那些放牛娃一起在这座山上滚着草皮，拉着牛筋顽皮地长大的。季春三月映山红花开，一群同龄的孩子阳光灿烂地出现在山野的丛林、山涧、隐蔽的夹道两旁，双手举着采摘的映山红花，像是征伐沙场的战士获得了满载而归的战胜品，欢蹦乱跳一副得胜的样子。拿回家的一束一束鲜艳的映山红我们并没有自己独自享用，大多的花儿还是送给了姑娘，插上了瓶子，屋里屋外全是花儿。

　　我是山里的娃，山里生，山里长，林步山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因为过于熟知，总是感觉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曾经，我先后游历过安徽的黄山、九华山，去过江西的三清山，物华天宝绝妙的大自然让人置于仙境一般，让人痴迷，留恋往返。猎获的外来新奇，熟视无瞩的林步山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搁置一边去，甚至忽视了它的存在，更不必说是山上的鸟语花香了，风景还是他乡的好。

　　国庆前夕，同事们说，十月一号大家一起去江苏常熟看看沙家浜芦苇荡，感受一下解放战争中“沙家浜”故事里传说的“阿庆嫂和刁德一”他们当年的风采。十月一号他们踏上了旅途，我却留在了家里，整天守着电视、电脑大门不出地庆祝着国庆六十一周年。阴翳蔽日的心情，我哪儿也不想去，热闹的场合远离了我。那阵子，岳父的病逝，妻子腿部突然间痉挛的心怵，这一切像是近期连续深秋的阴雨笼罩着，隐隐不安，时时悸动。

　　一个人独处，坐久了自然生闷，适才想出去走走了。

　　十月一日下午，我避过喧嚣绕过热闹，徒步走上了林步山上。悠闲之中信步走来，山上山下、过道两旁是满目青翠一片葱茏。虽是十月，山上枝繁叶茂，鸟鸣深树，风声习习，涛声四起；如果不是山脚下金黄的稻子下意识地提示，我怀疑这不是深秋，而是置身于春天的秀色之中。登高望远，心旷神怡。欣然之中，闭塞的心情豁然开朗，阴翳里涌进了阳光。我感觉是很久以来没有的阳光，眼前山上的绿色生机好像也是久寻不遇我今天才发现的“新大陆”一般。

　　登高临下，鸟瞰山下一座座农庄：鳞次栉比的房舍，那红色的瓦块，白色的高墙，雕栏画阁，玉宇中天；俨然整齐的农家阁楼怎么看都像都市住宅的小区洋溢着现代文明的生活气息。眼前的农村变了，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林步山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好美丽，越来越让人喜欢了。

　　瞅着眼前的丽色，触目想象，一种亢奋贯穿其中。或然间，我思想突如其来的灵动，刘禹锡的《陋室铭》引起了我的共鸣，于是我就不觉轻轻地吟哦起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欣然中，我从漫长的记忆里找回了浪漫的少儿的时代，弥补了时下颓废心情的空白；欣然中，找到了一直是我渴望而早已被我摒弃的眼前佳境。林步山徒步观赏的意外收获胜出黄山、三清山给我另一种通达的心情景点。我笑了，笑的很开心。情不自禁地我向山上更深处潜行，我想看看曾经被我忽视了的那片竹林，还有那片松树林和杉木林……深入其中，山林更深，树木更高，山里的世界也是太大了。

文字与市场

　　前天，也就是中秋节后，因事我去了趟市文联，百忙中的王国刚先生还是接见了我。虽然我和先生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早就耳闻先生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坛上的名气，一点也不陌生。王国刚先生是安徽巢湖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政治系。2002年结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曾任武汉空军雷达学院政治教员、讲师。1988年转业到安徽省巢湖地区监察局、纪委系统工作。现为安徽省巢湖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安徽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科幻小说《追捕克隆人》、《21世纪——克隆人国向人类宣战》，长篇小说《淹没的地平线》，共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作品200余篇，约120万字。中篇小说《地球与Q星》获1997年海峡两岸中篇少年小说征文佳作奖。先生的名字伴随着他的文学作品为千百万读者所熟知。

　　在与先生的亲切交谈中，先生谈及出书一事，欣然挑起我一种莫名的渴望。我想出书，但又为出书而担忧，心里一直矛盾着。想出书，是因为我写了数百篇的文章，编辑材料有了一定积累的数量，如果真的要出书恐怕能够编撰三四本小册子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处徘徊当中——怕激情下的结果只有投入没有回报，更何况还是囊中羞涩不可言表。文坛上关于出版行当的事我知道一些：听说现在人看书的少了，一些文友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撑得起体面，书是出来了，大多是将墨宝纸贵赠送他人了，算是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一种无私的奉献。然而，我现在还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缺少出书的必要条件。日子还得往下过，出书一事先就那么搁着吧，以后可能会有机会出书的。何况我现在时有小文屡屡见诸报刊也是一种欣慰和满足，我由尴尬中得到自我解嘲的释然。

　　午餐是《巢湖广播电视报》社的陶继平总编亲自接待的。我是二○○四年九月在一次“广电报”征文投稿中认识陶总的，那年他也是由企业转让到报社工作的第一年，而我也就是这年四月份才开始写作的。留恋过去我清晰地记得，陶总是在一个傍晚时分打的电话，电话中的陶总说：“你的文章写的不错，以后多向我们报社投稿。”第一次接到报社的编辑电话我是激动不已，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油然而生。陶总的鼓励无疑是对我写作成绩的肯定，也为我从事业余写作的支持给予了一种极大的鼓励。在相续的投稿和陶总频繁地接触中，我们缔结为往来真诚的好友。每次来巢湖陶总都是那么热情，热情得让我过意不去。我安享着我们兄弟般的友情，感觉是一种极大的收获。正是有了这些朋友无微不至的关心，才有我朱先贵写作上的进步。

　　午餐，陶总又邀来了巢湖市三康医院的郭万巢主任作陪。陶继平总编作东，年仅三十五岁的陶继平英俊潇洒不失为干练，面对报业市场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仍然淡定自如，仍然春风满面、风度翩翩。

　　王国刚先生坐北，张晟浩、马方两位记者和我一起烘云托月，午餐洋溢着朋友间的真挚热情，汨汨地流淌着友谊亲密无间的和谐。

　　文人相亲，国事、家事、天下事是无话不谈。

　　“郭万巢主任、朱先贵是我们报社的老通讯员了。”陶总向王国刚介绍着。

　　王国刚接着陶总的话说：“陶总，我也是你们报社的通讯员，我经常也给你们投稿嘛。”

　　“王主席你就给我们报社当顾问，可不要顾而不问哟，呵呵……”陶总的调侃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三康医院的云弓的寓言可写出成就了，现在他每月的稿费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呢。他加入中国寓言家协会，寓言作品撒得到处都是。”文友之间三句不离“老本行”，郭万巢又将话题扯到写作上来。

　　“经常在《巢湖日报》上看到云弓先生的寓言作品。他的作品寓意深刻，寓言生动可读性强，读来让人开心一笑。”我也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王国刚说：“哪天，我一定去拜访云弓先生，我们文联就是要关注这些朋友的。”

　　郭万巢的一席话一起了我们写作者浓厚的兴趣。时下写作，我们这些业余写手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除了甘坐冷板凳外，剩下的就是付出了。我们在完成作品的同时何尝不想自己的文章能够光彩地在大报大刊上展示，生存上的饥渴又何尝不想能够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稿费——白花花的银子，就像农人种出的蔬菜打向市场能够卖出个好价钱，能够拥有更多的买客从中牟利一样的道理。一切赖以生存法则是物质基础，说不为经济利益而写作那才是自欺欺人的假话，谁不向往着“名利双收”呢。黑龙江的一个女作者在寂寞无奈的写作困惑中呐喊着：谁能帮我一把？我要写作，我要发表，我要稿费……云弓先生寓言写作丰厚的收入，无疑是给我们这些业余写作者打开了一道明亮的窗户，让我们从冷落的幽暗中看到写作行当外面靓丽的风景。

　　我们热爱写作，却又不能在真空中坐以待毙。对照成功人士，查找原因亮出自己的不足，突破平庸的写法，力求自己的文字与市场接轨。文学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字的存在。不是时代抛弃了文字，可能是我们的文字摆着一副陌生的面孔远离了时代。当代作家金庸、二月河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失去文字的魅力，在文学趋向浪潮低谷之中仍然峰拥着千百万读者、看客。中国的经典著作也并没有因时间的磨损而不堪一击，它们仍然处于中国的文化之巅折射着时代的光芒。

　　朋友间相聚的一顿饭很快就结束的，可是文友间徜徉的话题却永远说不完的。文字与市场牵扯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关心，因为我们这些正处于热情高涨的业余写手每天都得面对这些难以摆脱的困惑，希望着从中杀出一条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