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作为有着鲜明地域特征和神秘色彩的独特的存在，吸引了无数文学探寻者的目光。高宝军是他们中间一位执著的追求者。我们经常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愈是地域的就愈是富有“民族性”的，也愈是世界的，愈是能够走出有限，走向永恒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生活不仅可能给创作带来独具风貌的文化色彩，而且一定可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寓意契机。只要作家对他的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及现状具备深刻而悠远的历史理解与把握，即一种洞察与感受的可能，他便拥有这种契机。

　　高宝军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这一片广袤而深邃的黄土地。他生长在陕北这个有着十分独特的地貌特征、人文色彩以及自成体系的文化传承的地方，“欣为陕北人，扎根黄土中”。“白天玩野草，晚上数繁星；春赏河边柳，夏盼头场麦：秋夜听流水，冬晨闻鸡鸣”。“东山挖野菜，西山刨药根，南山砍柴火，北山放牛羊”《大美陕北·后记》故乡的山水人文融在他的血液里，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陕北汉子。

　　但是，仅仅因为生活在这里，还不能直接抵达艺术的空间。地域文化色彩对于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描写内容与表现风貌的独特性方面，还表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还可能直接地塑造或改造作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使他的精神面貌、气质构成、情感底蕴、乃至他的思维方式或表达方式，都直接地受制于地域文化传统或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他本身即可能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者。也因为他是这种地域文化的体现者或部分体现者，他的创造也不被独特的地域风格所影响所滋养，而显现出真正的艺术力量。陕北这一方土地养育了高宝军，他用自己逐渐成熟的眼睛去凝视，去发现那些生动的独具风采的东西。在他的笔下，陕北女子是那样地可爱、动人。

　　一个个端格婷婷身材黑格幽幽发，白格生生脸蛋齐格蓬蓬牙，红格当当头绳辫梢梢上扎，毛格簌簌眼睛会说话。不要说集头庙会、秧歌场下、红白事情上那些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子了，就是那些山上拦羊的、沟里放牛的、田间抓粪的、坡底割草的女子们，也都俊格旦旦、白格生生、水格灵灵的惹人喜欢。

　　正是这些漂亮、温柔、精明、能干的陕北女子，才吸引牵挂着陕北高原上的男人们，宁愿在黄土地上刨哒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半步。（《陕北女子》）

　　这些描写传神地表现了陕北女子的美丽、灵动和青春魅力，写出他们在男子心中的分量，直至由衷地感叹：“陕北女子哟，你永远让人欣赏不够，敬佩不够，心疼不够。”

　　较之发达地区，陕北是相对落后、闭塞的。但正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中，才有更多的人文内涵保留下来。可以发现，有一些东西深深地植根于土地之中，在一代又一代乡村民众里传承。体现着这块土地的昨天、今天、明天，并深藏着人类生活的无穷的奥秘，以及那种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充满神秘感的物质关系及精神牵连。比起飞速发展的地区来讲，这里似乎有些老态，但对于文化来说，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又何尝不是幸事！

　　放眼今天的生活，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飞速的变化中，人们在逐渐地失去昨天，失去记忆，也就失去了根由，失去了坚守。但在陕北老汉中，还有一些东西似乎永远不变。

　　陕北老汉一个不好的共同特点，就是爱管闲事。张家的耕地没犁通，李家的田苗没留匀，左邻的过年没挂灯，右舍的清明没上坟，他们都要指手画脚；谁家的儿媳不孝顺，谁家的女儿不稳重，谁家的儿子不勤奋，谁家的孙子不务正，他们总会出面干涉。至于在家里，那就更管得多了。他们管大儿家柴草垛得乱，二儿家驴棚没垫圈，三儿家几天不扫院，四儿家菜园没有灌；他们嫌大儿媳炒菜费了油，二儿媳做面少了醋，三女子裁衣耗了布，四女子点灯不省油。为了管闲事，他们经常遭受邻家的抢白，子女的顶撞，特别是儿媳妇摔盆子掼碗的抡跶，指桑骂槐地挖苦，使他们吃过不少哑巴亏。但他们过后了仍然要说，继续要管，总是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陕北老汉》）

　　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夸赞。作者在这些细节中写出陕北老人的可爱之处。

　　陕北是一个崇尚力量的地方。广袤无垠的空间和漫无边际的时间过程孕育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物质关系与精神联系。和细腻、柔软、秀丽的江南比较起来，这里充满豪壮、粗犷、苍凉、奔放、浑厚的感觉。人生的艰难和环境的困苦给生活的理解蒙上一层充满奋斗精神的忧患色彩、悲壮情调。阳刚之气铸就了陕北人的风骨，也少有“寻寻觅觅”、“人比黄花瘦”的缠绵凄切，而在与自然的搏斗中，艰辛与磨砺使人们崇尚力量，看重“汉子”身上那种带有美感的力量。

　　陕北汉子“上得顶着天，下要立着地，上下几代人，他就是中心”，他们“大多剽悍、魁梧”，“饭量大”、“力量大”。“三四百斤重的碌碡能平提在胸前，四五十斤重的大锤能舞得风响，一二百斤的粪口袋在山坡上掉下来，能一胳膊挟起，健步如飞。”但是陕北汉子也分为几等：好汉、能汉、笨汉、熊汉。“陕北人崇尚好汉，佩服能汉，善待笨汉，看不起熊汉。”

　　黄土高原的贫瘠和蕴含其中的生之意识、生之抗争在对“汉子”的评价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高宝军不仅写了陕北人物，也写了远山近水，风物民俗。他笔下的“吹鼓手”、“闹秧歌”、“剪纸”、“说书”、“哭灵”、“相亲”、“赶集”活灵活现，形成一幅丰富的图景。我们可以更深地感觉到，高宝军不仅是想用文字留住这些生动的“原生态”，更是在有意识地做着一种文化探求。尽管在每一个具体的风物民俗描写中，更多的是让人身临其境的场面，但当这些东西汇聚起来，就远远超越了浅表层面的单纯的风俗人情的描写，而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生活所具有的内在文化魅力。高宝军笔下的陕北农村是古老的、美好的，也是现代的，时尚的，让人心向往之。尽管，这里有古战场的硝烟，从断壁残垣、破砖碎瓦、老树古藤中似乎可以嗅到历史的血腥，想像曾经的成败兴亡，但是对历史的感慨最后仍旧落脚在“被退耕还林后的绿树青草装扮成一处处新的景观”是“山水画”，是“抒情诗”。对陕北的礼赞是高宝军的基调，从“大美陕北”的书名上，便可看到作者的精神指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高宝军品出了陕北所独有的生活、独有的风土人情、独有的文化内蕴。这种表现是诗意的，带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假如作者离现实的农村状况再近一些，不要避开那些悲剧性的东西，不仅充分表现乡村中的诗意，也加入一些对于黄土地的荒凉贫瘠和人生悲凉的表现，可能作品的厚度会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