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前对作者之简介，今方三十七岁。作为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以现在的观点看，应该是很年轻的了。当我读过《大美陕北》这部散文集后，我更感到高宝军同志将陕北这一方水土的确写得很美、很全、很细，因此读来也便觉得书的厚重了。这是一种实在的感觉，也是一种最突出的感觉。

　　首先，本书作者使我比过去真正地了解了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陕北。陕北的地貌、地质特点、自然风物、人文习俗，乃至别处少有的寨堡、烽隧等古时遗存，顿觉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最难得的是真人写真事，实心写实物，那有异于他处甚至相近之处的特色便活脱脱地凸显出来了。谁都知道，文学艺术作品最可贵的是“这一个”，而宝军同志就将可见可感而且可亲的“这一个”端在我们大家面前。可见可感还较容易，而使不是当地人觉得可亲，其奥秘却在于作者太爱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一切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深深地感染“局外人”，也就觉得亲近而亲切了。

　　说到这里，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启示：当年红军长征来到陕北，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在陕北站住脚跟，安营扎寨，而且一住就是十三、四年，原因何在？过去有一种说法是—种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其实也是被迫如此。可当我读了宝军同志对陕北全方位的展示之后，我却坚定地认为这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机缘。不论是那云、那山、那村落，那古城寨堡，都是能够据守、至可信赖的革命圣地。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笔下那陕北的淳朴民风，至诚的民性，真如“信天游，不断头”所喻的那样，只要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取得了这里淳朴至诚的民心，我党我军便如鱼得水。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诠释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通过他笔下的字里行间，我自然便领悟了这一当年关系革命命运的大课题。由此，也验证了成功的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即形象大于思想，启动读者所悟者已超出文学本身。

　　再者，我读本书同样深感兴趣的是：作者对陕北的人文风习的观察，理喻与倾情的热爱。无论是陕北的闹秧歌，还是剪纸和说书；无论是陕北的过年习俗，还是它的方言特色，他不仅是了若指掌，耳熟能详，而且都能透过事物的表象引发自己的思考，说出更深层、更有意思的道道来。譬如陕北闹秧歌的“转九曲”，当年我在天津《散文》月刊工作时，也曾选发过陕北的一位至今已可算是老作家写“转九曲”的散文，应该说对此并不陌生；但当今天读了高宝军写此的散文，仍不乏新鲜感。这就说明不同的作家各具自己的阳光、角度、个性和表现特色，是不会也不应完全重合的。后者的文笔更朴实、更亲切，也更民间化，读来他就是那其中的一员。所有参与其事的那些人，说的那些话，都是那么本真、生动而趣味横生。我们听到男的说：“苗格条条身子白格生生脸，越看我婆姨越顺眼。”女的“骂”：“头大脖子细，我怎看你怎着气。”忒具象入微。

　　然后，在作者的笔下，陕北人也并非一味憨厚、温顺、囿于黄土而缺乏改变命运的开阔眼光与气魄。不是的。自古以来，这里就不乏忠勇卫疆之士与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作者在开篇中就以不无自豪的口吻历数那些闻名遐迩的故土豪杰：“神木杨继业，绥德韩世忠，米脂李自成，延安张献忠……”足见这片黄土地带人文性格的丰富性与“多楞”性；绝不单调和贫乏，而是充满淳厚与雄豪交相融合的魅力。

　　我还注意到，作者在写到陕北方言时，曾提及某些成分是陕北独有或古汉语的遗留，这当然是对的。其实，有些词语绝不只是在陕北一地流行，至少在神州大地的一些地域也有重合现象。有趣的是，作者列举的将“寻短见”说成“寻无常”，在我的老家乡民中也是这样说的。这说明在中华大地上较古老的所在，许多民间语汇往往会有相互浸染相互交流的现象。我的故乡胶东半岛春秋时为莱子国故地，战国时归属齐国，与陕北的秦地同为古老之域，方言上的某些重合当然不足为怪了。至于本书作者列举的“邋遢”等词语，在我国不少地方也都通行，恐亦为相互交流之力也。

　　另外，我还不能不谈谈宝军同志的散文语言。因为，其特色也是很浓郁的。总的说来，他的散文语言在表面似觉平实中内含丰厚的韵味：在表面似乎不经意的自然状态下却非常讲究。这就类乎于巴金当年所说的无技巧的技巧。我认为，这对于一位尚属年轻的作家而言，应该说是一种难得的功力。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语言风格用来表现他笔下“大美陕北”的生活面，可谓相得益彰，十分吻合。设想假如以时下某些所谓“现代派”莫知所云而任意所为的语言手段来表现那么淳朴、那么厚实、那么可亲可感的陕北地域人情，岂不是不伦不类到家了吗？其实，本书作者也并非仅为写此书而采取了这样的语言风格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还读过他零散发表于其他报刊的文章，大致风格都是这样的。我虽然不能说也不应该认为这种或那种是最好的语言风格，但有一点：必须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来；更应以自己特色的文笔来表现富有特色的生活面，而且能为多数有见识有良知的读者所认同，其成功的概率即应是很大的了。

　　最后，联系宝军同志本散文集所写的生活面，尤其是针对某一地域的人情世态、农事衣食、生存方式等等的展示与剖析，这类散文在当前已初步形成一个脉流，也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对此，我总的说来是赞赏的。前两年，我在评论湖北一位善写农村生活的散文作者的散文时，题目就叫《真正写“生活”的散文》。而高宝军的本集散文，大致也可归属于此类散文，只是他更灌注以“自己的”感情，独特的角度，有着与众不同的“音色”。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

　　这种类型的散文不是已经写够了，而是还有开拓、发挥的余地。它的优点和价值主要在于是真正基于对自己钟爱而对大众又是极有意义的生活出发，以自己的眼光和笔触，进入一定的美学层面，以满足熟悉或不够熟悉那块生活领域的读者良性的需要。所以，我同样也是喜欢读的。然而，我所要提出的是：任何一块生活领域，任何一种类型的散文，都不宜在一个时间内趋之若鹜，或有意无意地认为如此这般是最好的。这当然不必过分杞忧（其实目前也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只是未雨绸缪，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提出来也许并非多余。因为曾经发生过的情况确实是有的：某个时候某种类型的散文作品出来，常常会在相当程度相当规模中形成一种非时尚的时尚，使本来很值得称道的东西反而可能在潜流中贬值。而且也使某一个作者本身造成一种惯性，好像一动笔就是这种类型，这种写法，最后便形成差不多的一个面目。这正如写母亲、父亲和其他亲情的散文，尽管都可能是熟悉的真实的，但正如生活本身，往往有某种共性，欲要写出独特，难度无疑是很大的。如此便有可能造成有意无意的相似与重合。所以，我历来主张：同一个作者，在写他所熟悉的生活，力挖一口深井的同时，也不必时时拘泥于此：在坚持既定风格写法的同时，也不防多几副笔墨。也就是说，既要“忠实于”，又能“跳出去”；既会打“阵地战”，也能打“运动战”，这样不仅会更丰富多彩，避免单一化；同时也是一种才能，一种走向更高层次的才能。

　　从目前本书作者的进展势头来看，他是有这种才能的，而且也必会有此见识，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