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说，祁玉江在散文写作中是个回忆者。我的理解是，他的散文是在不断向后撤退的过程，他要撤退到生命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撤退到他的故乡和童年，撤退到他内心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对于回忆者来说，救赎的意义大于拯救。

　　“回”不光是回忆，回乡，回是回到原处和出发地，回可能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回到那个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到的地方？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一样。没有人能告诉我，作家就是要回到那个不可能的故乡。

　　祁玉江的“回乡”之路它的艰难在于那个深刻存在的灵魂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而地理意义的故乡已是陌生人的故乡。从这两点来说，“我”在文字中是个不归路的游子，“我”对于故乡的理解是游离和模糊的，而这种不可靠性多年来一直支撑着他寻找我真正故乡的所在，他只能身体前倾地接近这个虚妄的事实。

　　这其实是心灵的一种无奈。

　　当有的知识分子试图去修补这种伪饰的乡土的时候，祁玉江却慢下来拷问愚昧和贫穷的责任，他的散文不掩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笨拙而善良的想法，他不掩饰自己的悲伤的情怀。当有人还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不能自拔时，他抒写的是一份自己内心的承担，我能做什么，或者说我要做什么。他是一个叙述者，他看到的大地是亲人、树木、杂草、黄土、牲畜，他就写到就是亲人、树木、杂草、黄土、牲畜，他表达的方式是跟他们拉家常，他的这些美好的情愫深得大地，他构建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乡地理。

　　他是用心去写的。

　　这个故乡的意义是他自己心灵的，他切片一样剥落下来，掷地有声。他像中国众多的农民一样是有根的，这个根一下子就扎下去，很深。从这个意义来讲，祁玉江的写作是向下的过程，他不是站在散文严格控制的自由中，他很多文字伸展出来的姿态是“有话要说”（李敬泽语），他是带着疑问而来——是为什么而为之。

　　或者是我，或者是你，似是而非的面孔是人文惯用的方式，祁玉江不靠这些手段“征服”读者，因为他为他的读者准备的是一颗坚强而善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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