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我往往喜爱怀旧，时不时想起年少甚至儿时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一股幸福的暖流就会涌上心头。

　　上小学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内容很简单，也很人性化。大、小，多、少；上、下，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人、手、足，口、耳、目……汉字、拼音、图画三位一体，形象逼真，一目了然。教一次、读一遍、写上几回，就记住了。还有那《小猫钓鱼》、《猴子捞月》、《说谎的孩子》、《狐狸和乌鸦》、《一家人拔萝卜》、《乌鸦喝水》、《司马光砸缸》等课文，短小精悍，叙事清楚，图文并茂，寓意深刻，对我的教育启发很大，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时候，教学条件极其艰苦，三孔黄胶泥窑洞，一孔为教师的办公室，另两孔作学生的教室。窑顶和墙壁破破烂烂，时不时有泥巴掉了下来；地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破损不堪的桌椅板凳放上去摇摇晃晃。因为教室少，所以只能搞“复式”教学，一孔窑洞至少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两三名教师忙前跑后，这节上了这个年级的课，下一节再上另一个年级的。尽管相互影响，然师生们都毫无怨言，权当是一起学习了。有时桌凳不够了或冬日天气寒冷，小学生们干脆自备课桌，坐在土炕上坚持学习。没有钱买墨笔纸张，就让大人们做了小木斗，上面铺了红沙，号称“沙盘”，用手指头在沙盘上练字。写了抹，抹了写，一遍、两遍……直到烂熟于心。上体育课，一没操场，二无器材，校园狭窄，全校只有一颗篮球。于是山野就成了操场，捉逮逮、跳绳、唱歌、爬山等，便是最好的活动方式了，玩起来是那么新奇、兴奋、开心和快乐。最吸引人的要数奖品和“通知书”了。其实奖品很简单，往往是一张薄薄的奖状，最多再奖一条二寸长的“五百斤”墨，或一支红蓝铅笔，或一盒水彩笔，或一张拼图硬纸卡片。能奖到这些奖品，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奖不到，便灰溜溜的，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通知书”是给本人和家长告知的由班主任亲自在油印的十六开纸上填写的本学期各门功课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等综合评语，为此学生和家长看得很重。每当拿到“通知书”后，就和班里别的同学对比，生怕成绩和评语有不如人的地方。那种相互竞争、积极上进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那个年代，主要以精神鼓励为主，不仅小学生们（三好学生、五好学生）奖不了多少实物，就连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也很少奖实物。最多就是一张奖状，再配一条毛巾，或一个洗脸盆，或一块床单，或一把镢头，或一张铁锨。就这，别人羡慕，自己高兴。那个年代，人们对荣誉看得至高无尚，人人都想当先进。能当上先进，那是最光荣的事情，要比给多少物质珍贵的多。所以，在颁奖的时候，人们更看重的是荣誉和那张奖状，至于奖不奖一些简单微薄的生活用品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最使人敬佩和感动的是，在评选先进、评奖工资、干部提拔使用上的那种高风亮节的风格和公道正派的风气，给人以很大的教育和震撼！无论是农村，还是机关单位，人们的境界和作风是一样的。每次评先进，大家不争不闹，你推我让，搞得队里和单位的领导很难为情，只能投票决定；那时候，干部职工除了过几年普遍调整一次工资外，上级还时不时下达为数不多的奖励工资名额。可是究竟由谁来享受呢？其实大家心里大体都有谱，便相互议论着，异口同声应该给单位“一把手”，因为单位“一把手”往往资格老、年龄长、家庭负担重、贡献大，不给领导给谁呢？可是品德高尚的“一把手”怎么也不肯接受。就说：“比我资历长、困难大、付出多的同志大有人在！我不能无功受禄。再说，我是主要领导，不能摆资格、搞特权！”于是“一把手”让给“二把手”，“二把手”又推给“三把手”，“三把手”又说某某同志更为合适。就这样相互推来让去，搞的大家很不好意思，只能通过会议，集体研究硬性决定，方才定音。干部的调动任用，没有过多复杂的程序，重在论实绩，看表现，听口碑，说定就定，事先本人并不知道。而且所提拔的干部，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大家都感到公正！至于到哪个地方，哪个岗位，本人也并不计较，也不允许讲条件、讲困难、讲理由，讨价还价！干部嘛，就得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不管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一但接到提拔或调动通知，二话不说，背起铺盖就走，按时报到上班，毫无半点怨气。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领导干部实行的是“三三”制，即每年参加农村劳动时间，县级领导不少于100天，公社领导不少于200天，大队领导不少于300天；一般干部常年驻队驻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各种教育活动。至于农民兄弟，一年四季闲不下来，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年年都要干到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吃罢饺子再会战，劈山、填沟、打坝、造田、修路、积肥、耕作、管理、收获……样样农活都得过手，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手磨破了，脚冻肿了，身子累垮了，从不叫苦叫累。尤其是吃饭，是困扰农民群众的最大难题，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甚至连糠菜都不能满足，只能挖苦菜、掐茵陈、搂绵蓬、采苜蓿、摘秃梢、收槐花榆钱等充饥。就这，还要勒紧裤带，“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籽种和牲畜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但人人都不觉得苦，且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干劲倍增，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党和国家不满情绪。

　　唱红色革命歌曲，是那个年代最盛行的文化艺术活动。“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为祖国献石油”“翻身农奴把歌唱”“赞歌献给党”……那一首首激情豪迈、铿锵有力、健康向上、旋律悠扬、悦耳动听、亲切感人的歌曲，大会唱、小会唱、田间地头唱；工厂唱、学校唱、机关军营唱……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引领和鼓舞了多少人！我怎么也不明白，那个年代，人们为何有那么大的精神，那么旺盛的斗志，仿佛一下子要把自己燃烧掉似的！

　　社会治安平稳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点，偷盗、抢劫犯罪行为很少，杀人放火刑事案件更不多见。广大农村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时，我家住在吊庄村，属单家独户，较为偏僻。我们每次出门，母亲就在门上挂一把烂铁锁，顺便将钥匙搁在门口窗台上。其实，山里人都知道那烂铁锁是极不结实的，稍一用劲，就可拉开；也知道主人的钥匙在哪里放着。可就是不盗。有一次，我对母亲说：“明知不结实，何必上锁呢？”母亲笑着说：“锁门锁君子！”是啊，“锁门锁君子！”那时候，人们对偷盗抢劫等不法行为是深恶痛绝的，真可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使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损人利己的小人，无颜以对，无处藏身……

　　几十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我依然怀念那个年代！

                                                                                            选自《西部散文家》2012年第1期

                                                                                            原刊责编：白 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