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故乡，一阵狗吠声过后，老

家的院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开门的人不

是大哥，就是大嫂。有时，大哥、大嫂下田

上山干活去了，门没上锁，我随手推开，便

可见到中风多年，腿脚不灵便，拄着拐杖，

摇摇晃晃前来迎接我的母亲。

　　老家的那扇院门分为两页、双合门，

用厚实的方木板做成。只要人在家，门就

像苏醒的母亲，睁着眼睛。家里无人，门合

上，多像闭目养神的母亲。就这样，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门如老去的母亲，夜以继日

看守着那院老屋，那个老家。

　　在父老乡亲眼里，母亲是村里第一个

领取国家高龄补贴的老人，我是那个小村

庄“爬”得最高的人。按乡亲们的话说，我

是村里的一朵鸡（蘑菇），母亲是山村的

一棵常青古树。村里人都说我家坐场好、

地脉旺，那扇门的向口（方向）最好。

　　老家的人自古以来，不论谁家起房盖

屋，上梁竖柱，安门立户，都要请风水先生

瞧地盘，择个黄道吉日，张灯结彩，燃放鞭

炮，摆开宴席，请客热闹一番。家运不顺的

人家，也会请来风水先生，调整门向，重新

安门，祈求平安。

　　我童年的快乐与忧伤，也与老家那扇

门有关。家里来了客人，灶房里就会飘出香

味来，无比高兴的我，勤快地帮母亲拿筷、

摆碗、端菜，慌乱中，常被门槛拌得跌跌撞

撞，差点鸡飞蛋打。也有时，人多，母亲不

让我上桌，舀一碗饭菜，多加块肉，打发

我到旁边吃。不想走远的我坐在门槛上，一

边吃饭，一边听大人喝酒说话,一会儿又跑

到饭桌前，肚饱眼不饱，以添饭加菜为由，

向母亲多要块肉吃。农忙时节，大人总是很

晚才回家。我个子矮，够不着藏在高高门楣

上的钥匙，打不开门，只好坐在门槛上，等

啊等！等到家人回来时，饥饿的我已经口水

挂满嘴角，昏昏打瞌睡了。

　　儿时的我喜欢打陀螺，经常不熟练地挥

着柴刀在门槛上砍陀螺。一个陀螺砍成，门

槛已被我砍得伤痕累累。因此，心疼门槛的

母亲最反对我打陀螺，认为我打陀螺不仅常

拿母亲的鞋线、布条，还砍坏了门槛，误了

拾粪的时间，是不务正业的事。可年幼无知

的我，总会背着母亲，悄悄跑出家门，和小

伙伴们一起比赛打陀螺。有时，我们一群娃

娃玩“躲猫猫”，经常有人躲在门后面。尽

管鞋露在外面，

　　近在眼前，找的人粗心大意，也要好一

阵才能找到，扎实绕眼。

　　开财门是我最喜欢的事。每年大

年初一黎明前，公鸡刚叫过头遍，全家

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我就迫不及待起

床，边打开堂屋门，边背书一样大声朗

诵：“财门大打开，金银财宝滚进来，滚

进不滚出，滚给我家满堂屋。”刹那间，

几枚镍币就会从天而降，滚落在门槛

下。一一捡进衣袋，便成了我多得的压

岁钱。后来，姐姐才告诉我，那些镍币

是母亲趁除夕之夜全家人熟睡时，悄

悄放在门头上的。

　　门槛不仅是我常坐的板凳，也是

小猪、小鸡、小狗回家的彼岸。刮风

了，下雨了，小猪、小鸡、小狗就会簇

拥着越过门槛，往院里蹿，若门关着，

就会各自找个位置，横七竖八拥堵在

门槛旁。尤其是蹲在门槛上的鸡群，

就像玩“讨小狗”游戏的我们，吵吵嚷

嚷。见母亲回来，又像群幼儿园的孩

子见到老师一样，蜂拥跟着母亲追，

直到母亲进门，分别给它们喂食，才

各自离开。

　　天长日久，门槛被踩踏成了“凹腰

猪”。按母亲的话说，凹了的门槛漏财，

必须更换。可换门槛和安新门一样重要。

老家人把树木分为阴木和阳木两种，阴

木用作死人做棺材，阳木用作活人做家

具。而门槛必须用柿子树、苹果树、梨

树之类的果树来做。为了换门槛，那年

秋后，母亲忍痛割爱，砍倒了菜园埂上那

棵柿子树。晾晒到腊月，才择了日子，

请来木匠，砍、锛、锯、刨，杀鸡烧香

，燃放鞭炮，把“凹腰猪”门槛换了。

并由童男子的我反复从门槛上面跨过三

次之后，才让全家人进出。此刻，新安

的门槛，新贴的对联，新挂的红布,整扇

门仿佛过年穿上新衣服的我，焕然一新，

喜气盈门。

　　离开家，跨过大山的门槛，进城二十

多年，我不仅走南闯北，去过澳门、厦门

、天门、荆门、玉门，还登上过北京的天

安门。可最令我牵肠挂肚的还是老家的那

扇院门。因为，那扇门是故乡的眼睛，家

的眼睛，母亲的眼睛，永远望着我回家的

那个方向。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