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黄山，国之瑰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堪称“四绝”。“四绝”之首为奇松，奇松之王当推迎客松。

公元1979年7月，夏雨雨人。千年迎客松伸长热情之手，迎来了中国人民崇敬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自此，黄山，在世界旅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秋十月，云淡风轻。我们从凤阳来到黄山。18年前首登黄山，来赏景。此次再上黄山，专程来寻伟人行踪。

沿着当年邓小平健步登山的磴道走，探循伟人登山的意蕴。

我知道，尽管黄山山奇水秀，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是没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的。伟人之行不在游，在于为民解倒悬！

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三个年头。“四凶”铲除，百废待举，问题犹如黄山怪石成堆；两个“凡是”，干扰方向，前途宛若黄山云海苍茫；改革热忱，乍暖还寒，热度恰象黄山温泉冷暖，不愠不火。邓公之登黄山也，要在怪石中寻径，云海间拨雾，温泉里加热。

峰峰石骨峰峰松，万千奇松缀石峰。天造地设，黄山千峰万壑，无峰没松，无松不奇。黄山松，耐贫瘠，抗旱涝，冰天雪地成“雾松”，风狂雨骤傲然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且待雪化时”。伟人如松，隆寒不衰，不屈不挠，愈挫愈勇；伟人如松，阵风掀波，震天撼地，山鸣谷应。

邓公望着破石而生的松树，若有所思，对陪同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邓公指的是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

此刻，小岗村因偷偷实行“大包干”，正在受到责难。

小岗村在淮河之边，是个穷极饿怕的自然村生产队，就在出了朱皇帝的凤阳县。600年前，走投无路的青年农民朱元璋弃钵从军，打下了大明江山。凤阳，成了朱元璋的发迹地。

凤阳原叫钟离。朱元璋当皇帝后，群臣吹捧他：“龙飞淮甸，首建中都于凤山之阳，名曰凤阳。”朱元璋将钟离易名凤阳，是希望老家自此美丽吉祥。可是，“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何呀？原来洪武初年，朱元璋衣锦还乡，在家乡摆阔建都城，从江浙迁移大批能工巧匠到凤阳。后罢建改南京为都。移民甚众，人多地少，灾害频发，农民生活无着，秋后便背着腰鼓，演唱求乞。这，都是朱皇帝惹的祸！

“碾子响，家无粮，携带儿女去逃荒。逃到来年花开日，逃到来年麦上场。”这是1959年凤阳一带流行的花鼓唱词，悲凉而又无奈。

凤阳穷出了名。以至于潮州人叫贱生易养的小孩为“凤阳仔”，祖传秘方为“凤阳方”，而将挈妇将雏求乞的，都统称为“凤阳人。”谁愿意厚着脸皮，放下尊严，低三下四地沿街求乞？那是生活所逼啊！

建国之初，小岗村全村34户，175人，90个劳力，他们土改分田地，家家户户耕作忙，“翻身农民把歌唱”。农业合作化后，小岗村每况愈下。花鼓词所唱的都是事实，上年的1958年，由于“共产风”以及生产上“瞎指挥”、“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人祸天灾，这一年小岗村饿死了60人（其中6户全家饿死），外出逃荒76人。文革10年，每年秋后，“算盘响，换队长”，小岗村17个男劳力，就有15人当过生产队长、副队长，原因是干部不能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但换来换去，还是挨饿。文革结束当年，全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人民币22元，口粮100斤，这样不去求乞，只能活活饿死了。

1978年12月，漫天风雪，天寒地冻。春节将至，春耕在即，饥火烧肠的小岗村人在村西头生产队委、会计严立华家秘密开会，全生产队20户，除2户外出乞讨外，18户户长全到齐。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同大家商量，包产到户，生产自救，提议得到各户户长的一致支持。为严守秘密，他们写下“生死字据”：“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各户户长都在自己的姓名上面捺上手印。

至今，到小岗村参观的人，上至总书记、著名学者，下至平民百姓，其中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化人，但没有谁去评头品足这张有不少错别字的“生死字据”，人们看到的是小岗村人那种置生死于度外、敢为人先的精神气。其实就是没有这张“生死字据”，小岗村人瞒上不瞒下，还是照样干。可见，没有实干行动，文从字顺的“字据”也缺少底气。

我数了数，这张“字据”共有21个红手印，队长严宏昌一人捺2个，在其家开会的会计严立华捺了2个，2人外出，1人代捺，实际到的是18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里有十八人在捺手印的雕塑，看到那十八个鲜红似血的红手印，我们心里在滴血。订立这样的“生死字据”，当时的小岗村人，尤其是生产队委3人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啊！无非是为多打几粒粮食，不饿肚子，何罪之有？不是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也不是揭竿起义，扯旗造反，而是要生产自救，种田打粮！这种生离死别，准备后事的嘱托，可见当时左倾思潮为害之烈。况且，他们还保证首先完成国家的公购粮，我们的农民多可爱啊！看着这十八位在捺手印的质朴农民雕塑，我想到了十八罗汉，佛经上的十八罗汉个个有法宝。我们的十八位农民犹如十八罗汉，祭起了“大包干”的法宝。什么叫法宝？法宝就是施展法力，有求必应的宝物，就是特别有效的方法。

法宝显灵了。仅一年时间，小岗村便打粮食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的总和，油料35200斤。群众说：“过去近30年总共也没有收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呀。”

本来，这是天大的好事。农民生产自救，找到了一种可以解决温饱而不沿街求乞的生产形式，但上面认为这种行为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要纠正和防止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倾向……要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小岗村的干部已作了坐牢杀头的准备，社员捶胸痛哭：上级要管那么多事干嘛！不包产到户能收这么多粮食吗？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小岗村包产到户也经历了三落三起：50年代初期，分田到户使翻身农民尝到了甜头，但不久就被合作化所吞并；50年代后期，包产到户刚可填饱肚子，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压了下去；60年代初期，饿死人的惨状令农民重搞包产到户，刚从饥饿边缘挺过来，又被当作“单干风”取缔掉。然而，包产到户犹如黄山之松，任凭风吹雨打，电闪雷鸣，雪虐风饕，摧山搅海，它九死不悔，百足不僵，回黄转绿，破石而生。这次，它没有被压下去，因中国有了个邓小平。

邓小平登上黄山，听了陪同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对小岗村偷偷包产到户喜获丰收的汇报，动情地说：“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什么叫不拘形式？不拘形式就是不局限于单一的方式，不受单一形式的束缚。多年来，只重形式不讲内容，单一的生产方式害苦了农民。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心理，乌托邦式的憧憬，使农民无所适从，明明行不通的路，硬逼人行下去，明明行得通的路，又不让人行，多可悲啊！

邓公一句话，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风从黄山起，东向动江淮。邓公一言九鼎，一言兴邦。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宣言，是解决形式依赖于内容的辨证之言。二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认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敢说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唯邓公敢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向中央红头文件，唯邓公务实。农民幸甚，中国幸甚！小岗村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1979年，邓公走过的安徽，大张旗鼓包产到户了，当年安徽6千万亩农田受旱，连人畜饮水都困难，估计即使战胜旱魔，也要减产50亿斤粮食，结果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4亿斤；邓公的家乡四川，扬眉吐气包产到户了，两年增产103亿斤粮食；于是，全国都包产到户了。困扰我国多年的粮食问题解决了。全国的粮食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不几年就解决了近十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一粮动百业，延续多年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取消了。

乱云飞渡，劲松挺拔。走在黄山的路上，缅怀邓小平居功至伟的勋业，我对邓公满怀敬意，倘若没有邓小平对包产到户这种生产形式的大力支持，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能解决得了吗？

邓小平是个实事求是的改革总设计师，他对农民怀有深深的感情。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中国人民从贫穷中解脱出来，逐步过上富裕的日子，中国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下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稳定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做出了贡献。

小岗村人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竟然能够惠及全国，甚至对世界的稳定作出贡献。当然，这要感谢于国功大，于民恩深的邓小平的支持。

我们沿着邓小平登山的路径，从慈光阁上，到玉屏峰看迎客松，上光明顶看凤凰松，登始信峰看黑虎松……抚松思人，松树的风格，伟人的风范，沿着伟人的足迹行，亦步亦趋，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游山吧？

黄山劲松，万古长青；邓公功绩，千载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