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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塔前(王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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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12

      与敦煌莫高窟默默对视四十多年后,我才迈着孤寂、怯生的脚步,踏上了朝拜这座肃立在中国西部大漠中央的佛教艺术圣殿的西行之路。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几十年来,从画册上、影视里、文字中一遍遍凝视飞天环舞、佛光盛大的莫高窟庞然出世的身影,我脆弱的内心实在太惧怕自己成天奔跑于滚滚红尘的步履,会打扰莫高窟独守千年的那份宁静与圣洁,更怕与道士塔下埋葬的那段让国人至今无奈叹息的伤心史相遇了。

      最早让我记住敦煌的,不是莫高窟藏经洞的神秘灯火,也不是历朝历代不留姓名的供养人甘守寂寞,在大漠深处开凿洞窟,礼拜佛事的朦胧背影。而是那些身姿婀娜,自古以来就高高飘飞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空的飞天,和那位背负了太多骂名,与莫高窟的辉煌与屈辱息息相关的没落道士王圆

箓。一个是莫高窟为人类创造的极尽美丽、善良与自由的精神意象;一个是让莫高窟频遭劫难的千古罪人!创造与毁灭,高尚和卑微,这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精神情感,怎么就这么天衣无缝地同时出现在了煌煌盛大的莫高窟了呢?

     梦在心里存放久了,脚步就会不由自主加快。

     武威过去了,酒泉过去了,包围在浩荡荒漠之间的嘉峪关也过去了。巨大的沙海出现在戈壁尽头。承天接地的沙粒静静潜伏在苍茫大地,仿佛成千上万默默行走在朝圣路上的圣徒:沉默、虔诚,无悲无喜,坚持不懈地匍匐在西行路上。我知道,进入中国西部这片神秘浩大的沙海深处,就是我谦卑的灵魂多少年来久久遥望,却不敢冒然接近的精神圣地敦煌莫高窟。

     到了敦煌,游完鸣沙山和月牙泉,就匆匆忙忙赶往莫高窟。

     通往莫高窟的路上,虽然有一片片的绿洲和村庄,但绿洲过了,村庄过了,还是大片大片沙漠。白晃晃的沙漠围拢在敦煌四周,盛夏灼热明亮的太阳照下来,敦煌一带辽阔无际的沙海彷佛一面横陈在茫茫西部的明镜,映照得敦煌的天空和大地纯洁纯粹,一尘不染。行走在通往莫高窟的沙漠,我能听见匍匐在大地上的沙粒宁静而铮铮有声的呼吸,我甚至还能感觉到满世界的沙粒都迈着和我一样急匆而虔诚的脚步,向莫高窟靠拢。

大地极尽之处,就有大地深沉的呼吸。穿过一片高挺笔直的白杨林,莫高窟出现在了视野里。

     如果站在远处凝视,白沙覆盖下的莫高窟不仅没有半点神秘与庄严,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苍凉与伤感:从鸣沙山延伸过来的沙漠,一直覆盖到莫高窟顶上。一座苍老的烽火台伫立在空旷蔚蓝的天空下面。三危山对面,莫高窟洞开的一排排洞窟,彷佛一只只可以透穿我们这些沉迷俗世的造访者五脏六腑的眼睛,黝黑深邃,触目心惊。

     进入莫高窟,第一个与我相遇的,竟然是那位死后满身骂名的敦煌道士王圆箓。这位被余秋雨描写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王道士,七十多年前就带着他苦心经营莫高窟三十多年间纠缠不清的功过是非,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埋葬一个死后备受争议灵魂的道士塔还在。

      那是一座与四周其他僧人圆寂塔没有多大区别的土塔,状似一只倒立葫芦,兀立在莫高窟山门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多年前读余秋雨的《道士塔》,我印象中的王圆箓,应该属于那种不齿于人类的奸佞小人。不曾想到,浑身涂满泥巴的塔身深陷处,镌刻在那方虽然有两道细细裂纹,却文字清晰的墓碑上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竟将王圆箓描写成一位不仅修行上功德圆满,而且对敦煌莫高窟立下不朽功劳的功勋!

历史的烟云,有时弥漫在灯光昏暗的黄昏,有时漂浮在阳光灿烂的黎明。要看清真相,只有拭去尘封在时光上面的尘埃和污垢,才能分辨真伪。夫人和女儿争相以莫高窟为背景拍照。我正好俯下身来,细细品读王道士弟子1931年为这位备受争议的敦煌道士撰写的碑文: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 ,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续,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神灵有感,人民受福”——是王道士弟子心怀私情,省略了这位被余秋雨斥为罪不可恕的历史罪人的种种劣迹,还是后人在藏经洞文物散失这件事上过于责备王道士了?面对整修后墓碑上镀过金粉的黄金文字,我陷入了沉思。

      王道士到来的时候,莫高窟这座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窟已经香火稀渺,惨败不堪。在上世纪初那个烽火连天、战乱绵延的年代,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苦难抉择。一座被人遗忘在大漠深处的石窟寺的荒芜衰败,本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礼佛,清政府照样四处征讨逆贼;没有人诵经,卖国贼照样向洋人割地求和。在一个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还有谁在乎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

      如果王道士不来也就罢了。就是便来了,这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道士不急于在他梦想中的宗教世界成功成名,“急力经营”,大兴土木;藏经洞秘密如果不暴露在这位心怀不合时宜梦想的道士面前,那么斯坦因、伯希、吉川小一郎、华尔纳这些文化暴徒和骗子,也就不至于如一群疯狂的苍蝇闻风而至,对这座东西方智者以一千多年心血与智慧共同构筑的文化瑰宝,进行肆意掠夺和践踏!偏偏是在中国历史上只需要战乱和杀戮,不需要良知和思考的年代,莫高窟迎来了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却“孳孳修炼”,“尝有出世之想”野心的王道士。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机遇,让一个孤陋寡闻的道教修炼者,成了一座举世罕有的人类艺术宝库的主宰和掌门人,莫高窟的劫难在所难免。

      没有发现藏经洞之前的王道士,仅仅是一位忠实的道教信奉者。他省吃俭用,四处化缘,“苦口劝募”,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微薄收入,修补洞窟,清理淤沙,并用仅有的一点宗教知识教化百姓,发展信徒,使不知从何时起就香火断绝,人迹罕至的莫高窟重新响起了悠扬的诵经声,使曾经死寂阴森的莫高窟上空再度升起袅袅香烟。王道士在试图将莫高窟改造成道教圣地的同时,甚至还用积攒起来的香火钱为佛祖重塑金身,并建起一座供和他一样的道家弟子修行的三清殿,表现的像一位尽职尽责、恪尽职守的出家人。在1897年来到莫高窟的最初一段时间,王道士将全部精力和积蓄,几乎都用在了清理荒芜废弃的洞窟,维修坍塌佛龛上。仅清理藏经洞所在的十六号洞窟淤沙,王道士和雇佣的民工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如世人都知道的事实和道士塔墓志铭所描述的那样,藏经洞发现后,如果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和保护上的无能为力,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散佚,王圆箓应该不失为一名虔诚而且有功德的修行者。至于发现藏经洞后,英国人斯坦因用二百两碎银换走了二十四箱敦煌写本和五箱其他艺术品;法国人伯希以六百两银子的代价得到一万多件敦煌文书;以及作为莫高窟管理者,王道士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奥尔登堡掘地三尺,盗走本来已经惨败不堪的藏经洞内残留的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等等,我们尽可以像余秋雨那样,将“畏畏缩缩”“卑微”“渺小”“愚昧”,甚至更恶毒、更脏更臭的祸水都泼到这位愚蠢的近乎可恨,愚昧的实在可怜的王道士身上。然而,指责王道士的罪孽,就能减轻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民族的罪责和责任吗?

      在幽暗如沉沉黑夜的藏经洞前,当讲解员用极其轻蔑的语言描述这位湖北麻城人如何目光呆滞,如何愚昧无知地和来自东西方的盗贼讨价还价,像处理废品一样出售藏经洞文物情景时,不知怎么回事,我竟对那位曾经死心塌地独守空寂,渴望功德圆满的王道士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和同情。

      我在照片看到的王道士骨瘦如柴,形如枯槁,的确就是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中国农民的形象。尽管弟子在《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里将他描写成一位几乎已经抵达彼岸,飞升成仙的圣人,但王道士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目不识丁的学养,注定他最多不过是一位对道家道义心怀梦想的道士,或者一位一开始还能恪尽职守的莫高窟守门人。

      王道士也是生不逢时。他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大帝国已经形同走尸。北京城里明火执仗,强词夺理要求割地赔款的各国列强,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在遥远的西北大漠深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清贫道士,又有什么能力承担起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的责任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保护全人类精神遗产的重任推脱到一个大字不识,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农民身上,这对自古就以泱泱大国,文明古国自居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我手头还有一份资料说,华尔纳第二次来敦煌用洋布和树胶沾盗莫高窟二十余幅壁画时,当年在北京大学工作,后来成为著名陶瓷专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陈万里随行。面对强盗明目张胆的抢掠,这位曾和钱玄同、胡适一起供过事的大文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华尔纳明火执仗,并在1925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下“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一类轻描淡写的文字了事。就是那位受朝廷委任,主持甘肃院试的提督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也因为运费昂贵,在颁布一道让当地官员将藏经洞经卷文物运送省城兰州保管的诏令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藏经洞文物的生死去向。

      清王朝岌岌可危,朝廷要清剿叛逆,各级官员要贪污腐化,还要支付外国列强巨额赔款,当时国库的银两大概也确实够吃紧的吧?但一个国家再穷,也能养活几个清贫乐道的出家人吧?国库再空,总不至于连从酒泉到兰州的几辆马车都雇不起吧?还有更让人想不通的:1908年,法国人希伯从王道士手里骗到大量文物经卷,不是直接运回家,而是招摇过市,一路大摇大摆运到北京,在大清帝国京城的六国饭店举办一次盛况空前的展览后,才如入无人之境地浩浩荡荡运出境外。我不知道在京城被邀请参加展览的达官贵人,当代文宗,还有没有人发出过一两声呜呼哀哉的喟叹呢?将近三十箱国宝级文物毫无遮拦地从大清帝国口岸出国,当时的海关哪里去了?保卫大清帝国安危和尊严的军队哪里去了?

      面对大量国宝一次又一次被劫持、偷盗,当朝名流视而不见,政府官员助纣为虐,甚至参与私分抢劫,我们还能苛求一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势,不仅身无分文,而且目不识丁的道士用孱弱的躯体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和一个民族的尊严吗?更何况,为了争取政府伸手保护藏经洞文物,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攫走第一批经卷文物的七年间,王道士从来没有放弃过保护藏经洞文物的努力。他形单影只,奔走呼吁,苦苦求助,换来的却是养尊处优的官吏的冷眼,以及官府遥遥无期的空头许诺。我猜想,当王道士骑头干瘦毛驴,顶着凌厉的大漠风沙来往于酒泉、敦煌之间,请求当权者保护藏经洞的乞求一次次落空后,内心一定充满了越来越巨大的悲哀、失望和绝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官员的冷漠,朝廷的熟视无睹,修缮莫高窟经费的捉襟见肘,最终使王道士内心燃烧的宗教情绪一天天幻灭,也迫使他保护藏经洞经卷的热情一点一点地消减、退潮,甚至走向毁灭。当王道士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的时候,历史终于将一位原本还有自己宗教理想和追求的普通道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于是,卖国者、千古罪人、奸佞小人这些与人格和人品相关的诟骂,伴随着与斯坦因肮脏交易开始,成了王道士后半生无法洗刷的孽债。

      王道士毕竟仅仅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一位只有想法,没有学识和见识的出家人。他本来就不是圣贤,让他成为同时代铁肩担道义的谭嗣同、康有为那样的烈士和哲人,太有些强人所难了。他一生在敦煌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时候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普通道教徒的心理来决断是非,采取行动。如果不曾发现藏经洞,王道士可能仅仅是莫高窟成百上千修行者中没有人知道姓名法号的其中一位;发现了藏经洞,如果王道士不是遇上那个气息奄奄的没落时代,没有斯坦因之流的到来,而是完完整整地将敦煌经卷保留给后世,人们又将如何评价这位形象猥琐的敦煌道士呢?

      偏偏就是这位无知也无能的王道士,生在了朝不保夕的清代末年,这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敦煌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以伫立在道士塔前的那一刻我就想,将一个时代的悲剧强加给一个有时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普通人身上,不仅有失公道,而且不近人性!

      我既不为王道士辩护,也不否认历史真相,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质问,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劫难的关头,我们的政府哪里去了?我们的文化精英和国家栋梁到哪里去了?

      如果不怀有偏见,我们可以发现藏经洞打开的一瞬间,王道士并非如余秋雨所描写的那样,表现的如见利忘义的小人,两眼泛着绿光,为突然降临他面前的数以万计的文物有了斯坦因之流的买主而欣喜若狂。真实的历史是,王道士最初向洋人廉价出卖经卷文物,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放弃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家产的保护权之后。即便是已经将一部分文物出手后,王道士还是没有放弃向政府求助的努力。1909年,也就是在他亲手向斯坦因和希伯倒卖大量经卷的第二年,在罗振玉等人跟朝廷催要的购买藏经洞经卷资金被敦煌县政府截留后,王道士甚至以一介贫道之身,直接向朝廷递呈了《催募经款草丹》的请款文书。1910年,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藏经洞残余文物运往北京。然而在去京城路上,大量经卷丢失损坏,王道士心如刀绞。他在向1914年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诉说当时的愤怒心情时说,早知道那些珍贵经卷落入官府之手遭遇如此悲惨命运,还不如当年将它全部送给斯坦因。

      这句王道士对政府官员极度绝望和愤怒的表白,被斯坦因记录在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成了掩盖他强盗和骗子行径的证据。

      挖盗楼兰古国后闻风而至的斯坦因刚到敦煌的一段时间,王道士避而不见,试图搪塞过关。可他哪里知道,斯坦因是一只狡猾而贪婪的狼,有的是时间和耐心。在苦苦等待两个月后,斯坦因终于从当地官吏那里知道,王圆箓虽然是道教徒,心中的宗教偶像却是玄奘,于是就编造出自己也是玄奘的崇拜者,此次来敦煌,就是沿着玄奘取经的路线进行考察活动的谎言,并在当地官员帮助下,以“布施功德”为名骗取了王道士信任。

我猜想,王道士打开藏经洞,第一次向斯坦因出售自己苦心守护七年时间的经卷文物的时候,手一定在颤抖,心也在狂跳,干瘦的额头还渗出了粒粒冰冷的汗珠,而绝对不会如余秋雨臆想的那样,在得到斯坦因二百两白银之后,王道士像小丑一样向斯坦因鞠躬点头,感恩戴德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也许,和斯坦因最初的交易,是王道士出卖经卷时唯一惶恐不安的一次。交易是在青天白日下进行的,斯坦因手中不仅持有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而且有当地高官陪同,身后还有沙洲营参将派的士兵壮声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之间的交易,更像大清帝国支持保护下进行的光明正大的外贸生意。王道士内心的恐惧和惊恐,来自他的内心和良知。接过斯坦因递来的二百两银子的那一刻,王道士应该是感到一股冰凉的冷气突地一下,从脊梁窜到了头顶。昏暗中,他感到满洞窟佛祖的目光正紧紧盯视着自己卑微肮脏的内心。然而,官府已经让他绝望,他是唯一守护这座石窟寺院的孤家寡人。没有这些碎银,哪里有钱修建三层楼?哪里有资金看护寺庙,为那么多还在坍塌毁坏的佛像塑造金身?

      硬着头皮,强压着内心的恐惧和负罪感完成与斯坦因第一次交易后,王道士混混沌沌,从莫高窟的保护者向人类精神圣殿的戗残者走去,朝着历史罪人和敦煌宝藏的葬送者迅速滑落下去。接下来,法国人伯希来了,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也来了,偏偏官府收购经卷的资金和官员没有来!王道士的精神和情感的堤坝彻底崩溃了。这时的王道士,已经跟那位兢兢业业,守护石窟的出家人判若两人,完全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或者自暴自弃的疯子。他不仅习惯了心安理得地跟掠夺者讨价还价,甚至在面对希伯毁坏壁画的时候,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没有任何反应了。

      一车又一车的经卷、文物和壁画切片,经过他手,穿过戈壁荒漠,被运往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喧哗的车队走了,藏经变洞空,莫高窟又恢复了往日的岑静,王道士内心却一片空白……

从佛光庄严,飞天曼舞的洞窟出来。七月的敦煌依然阳光灿烂。那座经过多次维修的道士塔,沐浴在明亮的阳光之下,像一个倒立的惊叹号,木然地伫立在游人如织的莫高窟入口处,默默诉说着一个既高尚,又卑微,既伟大,又猥琐的灵魂的命运,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悲哀与伤痛。

      离开莫高窟的路上,我碰见一位身穿猩红僧服的老僧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背着沉重的行囊趔趔趄趄望莫高窟而去。老僧人虽然艰难却执着坚定的步履,又让我想起满身骂名,充满争议的王道士——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错误的机缘,让王圆箓与一座人类文化宝库相遇。王道士用他一生大概没有沾过一滴墨迹的双手将莫高窟几近熄灭的文明灯火点燃,又由他迅速亲手熄灭。这到底是王道士个人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或者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呢?

离开莫高窟的路上,我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翻阅手头资料,我才知道王道士晚景很凄惨。

      为了躲避1923年华尔纳再次盗取莫高窟壁画引起的公愤,风烛残年的王圆箓不得不装疯卖傻,东躲西藏度过余生。王道士死后,他的几位忠实信徒在现在道士塔的位置,为这位个人命运和莫高窟荣辱悲欢紧紧连在一起的师傅建造了一座木塔,并撰写了《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的墓志铭。奇怪的是,王道士的墓碑只有立碑者姓名和碑文,却没有碑文撰写者署名。也许是因为为他立碑的信徒也清楚,他们可以在碑文里省去师傅后半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但历史既会记住王道士为莫高窟作出的贡献,也绝不会饶恕他晚年给莫高窟留下的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的缘故吧?


选自《散文》200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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