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男子一结婚就成了汉子。汉子是成人的标志，也是一种责任的标志，上得顶着天，下要立着地，上下几代人，他就是中心。

  陕北汉子大多剽悍、魁梧，除了人种的优势外，也是老天筛选的结果。陕北是个苦焦的地方，条件较差，缺医少药，“娃娃活不活，全看天照应”，生命力弱的早被大自然淘汰，留下来的都是些生命力强的。加之他们从小就上山砍柴，下沟打草，吃得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喝得是纯天然山间泉水，因此大多健壮。

  陕北汉子饭量大，城里一家人的饭菜，陕北汉子一个人不够吃；一只对牙子山羊，三四个陕北汉子搭一顿平伙就能吃个净光。他们不但饭量大，而且还吃得痛快，吃得潇洒，吃得有气势。听他们吃饭的响动，能提人胆气；看他们吃饭的姿态，能增人食欲；和他们一起吃饭，安全感顿生，觉得四面都是靠山。

  陕北汉子力量大，三四百斤重的碌碡能平提在胸前，四五十斤重的大锤能舞得风响，一二百斤的粪口袋在山坡上掉下来，能一只胳膊挟起，健步如飞。你要是和他们玩耍或打架，没有三四个帮手千万不要搂造，因为这些汉子不仅力量大，好胜心也强，弄不好你就要吃眼前亏。

  陕北汉子也分几等，且各有不同。体格强健、智勇双全者为好汉；体貌平平，智慧过人者为能汉；仅有蛮力，智力中平者为笨汉；“提起来一长条，放下去一堆塌”，稀泥里也戳不进去个指头者为熊汉。

  陕北人崇尚好汉，佩服能汉，善待笨汉，看不起熊汉。

  “好汉跳一跳，笨汉能走几遭”，这是对好汉和笨汉的比较；“宁给好汉牵马坠蹬，不给熊汉出谋划策”，这是对好汉和熊汉的褒贬；“吃蒜要吃个辣人蒜，寻汉要寻个打虎汉”，这是女人择汉的标准。

  因了这些原因，崇尚好汉成了陕北人的“脾气”。不但好汉崇敬好汉，笨汉、熊汉也崇敬好汉，能汉虽然在人面前不说，一个人时也由不得捏着自己的瘦胳膊悄悄叹息。最后的结果是“整合”，以好汉为中心，能汉出谋，笨汉出力，熊汉们一个个都匍匐在好汉的脚下，听从调遣，接受保护。

  好汉和熊汉、能汉、笨汉的区别，没有固定的标准，是比较的产物，斗争的结果，但一个村里最多只有两个好汉却是恒定的规律，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不可。这两个好汉总是对立的，要么貌合神离，要么水火不容。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都有支招的能汉出力的笨汉和匍匐在脚下的熊汉。

  想知道一个村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容易；但要知道这村里谁是好汉却很简单。不用问，只管听就行了。提起个话头来，一个人被夸成一朵花，一个人被骂成一堆屎，这两人肯定都是好汉。

  好汉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却是有规律的。好汉变成笨汉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熊汉的可能性不大，绝大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让位于新生的好汉，自己“退居二线”加入了能汉的行列。也有极少部分好汉一路下滑，变成“黑痞”甚至恶霸。

  好汉变能汉的过程温馨而又典雅，类似于古老的“让贤”。大多数情况下，新好汉都是老好汉挑选和培养起来的，不但要扶上马，而且要送一程，直“送”到村人能够欣然接受时为止。这样退下来的老好汉很体面，很有威望，很受人尊敬。村里遇到大事情，新好汉在做出决定前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坐在最醒目的位置，陪着最尊贵的客人。

  好汉变熊汉总是出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比如土地革命时期、文化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大变革总是否定现存的规则，而好汉们正是这些规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因此转变最慢，反抗最烈，所以遭受到的冲击也最为沉重。“富而乍穷，不敢见人”，他们不能适应这种失落，因此心理阴暗，牢骚满腹，攻击新生的好汉，讥讽追随新好汉的人们，结果四面树敌，成了孤家寡人。他看不起别人，别人更看不起他；自己总以为是个好汉，别人眼里他连熊汉都不如。这些人老来大都受人欺负，欺负他们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熊汉。好汉不忍欺负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自己日后的影子；能汉不会欺负他们。知道这是时代的产物；笨汉不懂得怎样欺负他们，反而诧异他们的变化太大：只有熊汉才欺负他们，从中找到一点做男人的快感。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陕北农村世事有了巨大的变化，能汉的地位逐渐从好汉的“军师”演变成好汉的上司，成了村里的头面人物。这过程是渐进的，不是突然的，能汉们“有作为”在前，“有地位”在后。这个过程也是平和的。权力易位缘于好汉的自愿，不是能汉的刻意。因为，许多事情，好汉做不到的，能汉能做到，好汉想不到的，能汉能想到。这时候，因为农村人最煎熬的不再是种不好地，而是挣不下钱，他们需要在能汉的带领下，把光景过得殷殷实实。

  如今的陕北汉子，不再是围着土地转圈圈，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外面的世界。有胆识、脑子灵活的进城办工厂、搞经商，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脑筋灵活、胆识不够的开门市、搞贩运，光景过得不差城里人；既没心计又缺胆识的，不是进城打临工就是在家务大棚，小钱基本天天进。但无论环境怎么变，唯一变不了的，就是陕北汉子那剽悍魁梧的外形、豪爽忠厚的禀性。

   原刊编辑 刘英丽 

选自2010年11期《岁月》